中國南宋末詩人、詞人。字大有，號水雲，晚號楚狂。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景定間入宮給事，習書史。鹹淳三年(1267)，以琴事謝太後、王昭儀，與柴望、馬廷鸞等交往。德祐二年(1276)，元兵陷臨安，隨謝太後北行入燕。元至元十六年(1279)後，嘗於大都獄中探視文天祥，文天祥為集杜甫詩句，成《胡笳十八拍》，並跋其行吟詩卷。二十五年南歸後，與林昉等結為詩社。又入贛、湘、川，後返杭隱居。
汪元量的友人李玨玨跋元量所撰《湖山類稿》，稱元量“亡國之戚，去國之苦，艱關愁嘆之狀，備見於詩”，“亦宋亡之詩史”，這是汪元量詩的主要特色。《醉歌》10首中，“聲聲罵殺賈平章”，揭露賈似道之荒廢政事、貽誤國傢的罪惡；“侍臣已寫歸降表，臣妾簽名謝道清”，直呼最高當權者太皇太後謝氏之名，痛斥她率先投降的行徑。《越州歌》20首，描述元兵南下時半壁河山遭受蹂躪的慘狀：“東南半壁日昏昏，萬騎臨軒趣幼君。三十六宮隨輦去，不堪回首望吳雲。”又有《湖州歌》98首，從“丙子正月十有三，撾鞞伐鼓下江南，皋亭山下青煙起，宰執相看似醉酣”寫起，以七絕聯章的形式，依次記述“杭州萬裡到幽州”的所歷所感、所見所聞：“北望燕雲不盡頭，大江東去水悠悠。夕陽一片寒鴉外，目斷東南四百州”。景真情摯，非有切身感受者不能道。《湖州歌》、《越州歌》、《醉歌》是汪元量“詩史”的代表作。其深度和廣度都超出其他宋遺民同類的詩。它記述的史實，往往能補史籍之所未及。汪元量南歸後，寫瞭不少詩來反映人民在元朝統治下所過的痛苦生活，如《錢塘》中的“平蕪古路人煙絕，綠樹新墟鬼火明”和《興元府》“官吏不仁多酷虐，逃民餓死棄兒孫”之類。
其詩風格初為江湖體，也有部分作品模仿舊題李陵、蘇武詩。自經離亂，轉師杜甫，眷戀故國，詩風一變而為蒼涼悲憤。他為挽文天祥而作的《浮丘道人招魂歌》，則學杜甫的《同谷七歌》，深得其章法。南歸後寫的山水詩，偶有明快之筆，但大多數是抒寫寂寞哀愁的心情，如“孤舟行客愁無那，十二峰前十二灘”（《夔門》)之類。
其詞今存52首，與詩相同，也以宋滅亡前後為界，前期詞多寫宮廷生活，善於寫景狀物，以清麗見長。如〔鶯啼序〕《宮中新進黃鶯》寫黃鶯的伶俐，〔漢宮春〕《春苑賞牡丹》寫牡丹的嬌媚，曲盡物態，頗有情致。《長相思》（阿哥兒)詞以口語寫歡樂情調，也頗有特色。德祐之難後，汪元量的詞作內容與風格都有明顯變化。至元十三年赴大都途中，他發出瞭“目斷東南半壁，悵長淮已非吾土”的慨嘆。在大都期間，在一組〔憶秦娥〕詞中，他寫南宋宮人“強將纖指按金徽，未成曲調心先悲。心先悲，更無言語，玉箸雙垂”，沖破瞭傳統的“宮怨”作品中的幽愁暗恨，表達瞭被俘者的苦楚和眷戀故國的心情。其他如〔人月圓〕“不堪回首，離宮別館，楊柳依依”，〔滿江紅〕《和王昭儀韻》“更那堪杜宇，滿山啼血”，都感人至深。這些作品繼承並發揚瞭陸遊、辛棄疾、陳亮愛國詞的傳統，不事雕琢，直抒胸臆，言顯意真。南歸後，山河變色，孤寂憂傷，眷懷故國，成為這一時期作品的主要內容，感情也更趨深沉。如“腸斷江南倦客，歌未瞭，瓊壺敲缺”（〔暗香〕）、“麥甸葵丘，荒臺敗壘，鹿豕銜枯薺。正潮打孤城，寂寞斜陽影裡，聽樓頭，哀笳怨角，未把酒、愁心先醉。”（〔鶯啼序〕《重過金陵》)清初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著錄汪元量《湖山類稿》13卷，《汪水雲詩》4卷，《水雲詞》2卷，已佚。清代乾隆間，鮑廷博刻劉辰翁選《湖山類稿》5卷（前4卷為詩，第5卷為詞），《水雲集》1卷。以流傳系統不同，重見的詩很多。《四庫全書》即以鮑氏二本著錄。中華書局1984年出版有孔凡禮《增訂湖山類稿》，輯錄詩詞，附錄資料，較為完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