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醫學方法監測環境污染對人類健康的影響，觀察人群健康水準和人體對環境污染的生物學效應。
環境醫學監測是環境品質評價的一個重要方面。它是從人體健康角度來評價環境的影響。環境品質綜合評價應包括醫學評定。常用的醫學監測方法有：臨床醫學檢查、流行病學調查（見環境流行病學）和毒理學實驗（見環境毒理學）。臨床醫學檢查是在人群中進行定期體格檢查，除瞭檢查污染物對人體器官和系統的影響外，並為鑒別污染物的種類提供線索。例如，人群血液中碳氧氧血紅蛋白含量的增高，就意味著可能存在一氧化碳污染；脫發癥狀檢出率的增高，則意味著可能存在鉈、砷等毒物污染。在人群中進行流行病學調查，是監測污染物對發病率影響的范圍和程度。在污染與疾病相關性的調查中，通過回歸分析、定群調查或病例對照研究等調查，進行病因多因素分析，可以確定一些疾病發病率增高與污染的關系。毒理學實驗是用於確定劑量－反應關系和分析因果關系的方法。臨床醫學檢查往往難以反映出低濃度污染的損害和亞臨床變化，流行病學調查難以確定出新污染物的劑量-反應關系和因果關系，毒理學實驗數據又是要以人體和人群流行病學調查資料為依據進行修正。所以，環境醫學監測通常用上述三個方面的資料進行綜合評定。
環境污染對人體健康影響的程度和人體生物學效應，從醫學監測角度一般分為死亡、發病、亞臨床變化和污染物在體內過量負荷四個等級。但也有在亞臨床變化和污染物在體內過量負荷之間，增加一個“意義不明的生理學變化”等級而成為五個等級。
發病和死亡是污染對健康最嚴重的影響，是人體生物學效應譜的末端。發病率和死亡率的增高，是判斷公害事件的重要依據。例如，1952年12月的倫敦煙霧事件，就是從該地區死亡人數比以往同期增多4000餘人，結合當時的逆溫氣象條件和大氣污染的檢測數據進行分析確定的。
環境污染不僅可以引起水俁病、痛痛病等一些特異性的疾病，還可以引起一些非特異性疾病，而以非特異性疾病影響面較大。如日本截至1979年1月，正式確認為公害病患者共73189人，其中水俁病、痛痛病、慢性砷中毒等特異性疾患為1999人，慢性支氣管炎、支氣管哮喘、肺氣腫等非特異性疾病為71190人。北京西郊工業區居民的健康調查表明，大氣污染對呼吸系統影響最大。中小學生患兩種以上鼻咽腔炎癥的發病率在重污染區高達19.5％，輕污染區為5.8％；慢性支氣管炎發病率，重污染區高達4.2％，輕污染區為2.2％。與污染有關的一些非特異性疾病發病率的增高，是污染危害健康的證據。但由於影響非特異性疾病的因素很多，在調查設計上應註意排除非污染因素，判斷時必須結合環境質量監測數據進行多因素分析。
人們所受到的污染通常具有濃度低和時間長的特點。這種污染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往往是從污染物及其代謝產物在人體內過量負荷和出現疾病前期（亞臨床）的變化開始的。隨著污染濃度（劑量）的增加和接觸時間的延長，才逐漸影響到人體健康或引起疾病。近年來，人們為瞭預防疾病，已把註意力從發病期擴展到發病前期，把發病前期機體的變化作為評定環境質量的依據。例如，把血液中碳氧血紅蛋白含量增高超過3％作為一氧化碳污染對人體健康早期影響的指征；把尿中低分子微球蛋白含量的增高看成可能是低水平鎘污染對人體健康影響的早期指征。對一些亞臨床表現和人體血、尿、頭發和唾液等生物材料中的污染物及其代謝產物含量的檢查，雖然都不能作為判斷疾病的主要依據，而且有些指標的生物學意義尚待闡明，但不少檢查結果可以指示機體接觸污染程度和可能存在的潛在危險。這類生物樣品檢測與一般環境監測結合起來，能夠判斷環境質量的好壞。
慢性遠期和潛在性的影響能夠危及下一代和人類未來。先天畸形中，有一部分顯示染色體畸變（見環境污染與染色體畸變）。有人推測，大約10％的先天畸形，可歸因於環境因素。在疾病統計和環境流行病學調查中，先天畸形的統計和調查已引起重視，有些國傢還在部分人群中進行染色體檢查。
為控制污染可能引起的疾病，不少國傢建立瞭一系列的監測制度和監測系統。其中包括建立污染對健康有害影響的警報系統和快速實驗生物學鑒定系統；對新化學物質進行登記，設立毒理學資料庫，進行致畸、致突變、致癌以及生態學效應的篩選；對高危險人群進行定期健康檢查和生物材料檢測；對人群疾病和死亡進行登記、統計和流行病學的調查和分析等。
參考書目
WHO， Recent Advances in the Assessment of the Health Effects of Environment Pollution， Commission of the Furopean Communities，Luxembourg，1975.
WHO，Health Hazards from New Environmental Pollutants，Geneva，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