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的說，就是人的歷史淵源，即人是從何而來的，怎樣來的。業已證明，人是從古猿進化來的，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從猿的系統中分化出來的獨立進化的一支。因此，人類起源研究也就是追溯人這一支是在什麼時間、什麼地區以及怎樣從猿的系統分化出來並如何進化成現代人的問題。這個問題主要涉及到①人類起源理論；②過渡階段；③兩足直立行走；④使用和製造工具等方面。
人類起源理論 18世紀C.von林林奈在進行動物分類時，把人和猿、猴歸入一類，稱之為靈長目，意思是它們都是靈敏的高等動物。1809年J.－B.de拉馬克提出人是從猿進化來的，但證據還不夠充分。半個世紀以後(1859)C.R.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在該書的結尾部分暗示瞭人類是由動物起源的。在達爾文的啟示下，T.H.赫胥黎以進化論的觀點研究人類起源問題，1863年發表《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提出人類是和猿類由同一祖先分枝而來的，這就是“人猿同祖論”。1868年E.海克爾在《自然創造史》一書中進一步用事實論證瞭人猿同祖論。1871年達爾文發表《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以大量事實論證瞭人類並非亙古就存在的，也不是“分別創造作用的產物”，論證瞭人類也是進化的產物，是通過變異、遺傳和自然選擇從古猿進化來的；並且在當時科學發展水平所許可的情況下，討論瞭關於人類起源的一系列問題。1876年恩格斯寫瞭《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一文，強調瞭勞動對於人類的重要意義：“它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而且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我們在某種意義上不得不說：‘勞動創造瞭人本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508頁）
自從那時以來的100多年中，古人類學和舊石器考古學的發現提供瞭大量有關人類進化的實物證據，大大地推進瞭關於人類起源的認識，也推動瞭人類起源理論的發展。
100年以前，一般認為人類的歷史不過幾千年之久。19世紀後半葉，在歐洲許多地點都有尼安德特人類型的化石發現，因而把人類歷史向前推到10萬年以上。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的前三分之一時間內，首先在印度尼西亞爪哇，隨後在中國北京周口店都發現瞭猿人化石，這就把人類歷史向前推進瞭幾十萬年。從1924年起在南非幾個地點發現瞭形態特征比猿人更原始的南方古猿化石，經過一段時間的爭論，到50年代確立瞭它在人科中的地位，使人類進化的歷史延長到瞭200～300萬年前。1965年西蒙斯等對龐雜的森林古猿化石（總共28個屬50多個種）重新進行研究，加以整理歸納，分為猿類和人類兩大類，認為應把臘瑪古猿歸入人科，作為人科的早期代表。
基於上述資料，西蒙斯和皮爾比姆在60年代末提出瞭一套人類起源的理論，認為人和猿是在新第三紀的中新世（距今1800萬至600萬年間）開始分化的，那時人和猿就已有瞭明顯的區別，人猿超科中的各種成員就和現生的各種猿和人有著明顯的祖先－後裔的系統關系。其中森林古猿屬裡的幾個種是各種現生猿的祖先，而臘瑪古猿是由一種森林古猿演化而來的，它是最早的人科(人的分類系統)代表，以後由臘瑪古猿演化成距今200萬年前的南方古猿，再經過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而進化成現代人。在一段時間裡這種理論在學術界有相當大的影響。
但是，近些年來，一系列新的重要的發現以及對已有材料的進一步研究使情況發生瞭一些變化：有人對臘瑪古猿的似人科的形態特征提出瞭疑問，有人提出臘瑪古猿和西瓦古猿可能是同一個種的性別的差異，它們可能是現生猩猩的支系的祖先；自1961年以來在肯尼亞、希臘、土耳其、匈牙利、巴基斯坦和中國等地，先後發現瞭更多的中新世的人猿超科化石，特別是在中國雲南祿豐發現瞭世界上第一個臘瑪古猿頭骨；在過去的十幾年內，分子生物學的研究結果認為，人和猿最早分異的時間距今不過500萬年左右；20世紀70年代，在坦桑尼亞的萊托利和埃塞俄比亞的哈達地區發現瞭距今300～400萬年前的南方古猿類的原始類型──南方古猿阿法種，它是迄今所知能肯定的最早的人科代表，具有意想不到的不少與黑猩猩相似的性狀而與臘瑪古猿不同，從而認為後者可能不是人科成員，而且人和猿可能是在較晚的時期才開始分異的。基於上述情況，因此到70年代後期，D.皮爾比姆對人類起源提出瞭新的解釋或新的概念，認為中新世的人猿超科成員是人和猿的共同祖先，它們與現代猿或人的關系不像原來認為的那樣清楚，究竟哪一種是人的祖先，哪一種是某種現生猿的祖先，現在都還無法確定；人的系統樹既不是一條階梯，也不是祖先後裔的簡單直線關系，而是更為分散的、灌叢式的進化系統（見圖）。
現在看來，人類起源的過程遠比過去的理解要復雜得多。人類進化實際上包含瞭非常復雜而又互相有關的解剖的、心理的、技術的、經濟的以及文化的因素，人類起源研究不僅要闡明人的生物機體本身的起源，而且還要闡明人的物質文化、語言和意識以及人類社會等的起源，這仍是古人類學需要解決的一個重大課題。因此人類起源理論也還在不斷發展之中。
過渡階段 過渡階段指的是從人猿分異直到人屬出現之間的階段或時期。
人是從古猿的系統中分化出來的獨立進化的一支，人這一支從猿的系統分化出來，直到現代人整個人類進化系統，現今在人類學上一般都歸入一科，即人科(Ho-minidae)，以與猿的進化系統即猿科(Pongidae)相對應。在人科進化系統中，能制造工具的人屬(Homo)的出現，根據現有的證據，大約在距今200～300萬年前，而人這一支從猿的系統分化出來的時間，過去一般認為可能在1000萬年前後。因此有人把從人猿分異到人屬出現之間的時期稱之為從猿到人的過渡階段。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一般認為臘瑪古猿是過渡階段的早期代表，而南方古猿類中的原始類型則是晚期代表。但是，由於臘瑪古猿的系統地位目前還難以肯定，因此從現有的材料來看，能夠肯定的作為過渡階段化石代表的就是南方古猿類中的早期類型，而較晚的南方古猿已與能人、早期直立人等人屬成員共生，是人的進化系統中的旁支。
由於過渡階段所處的位置正好介於人類的古猿祖先和會制造工具的人屬之間，因此深入地研究過渡階段不僅對於瞭解由猿的機體向人的機體的轉變，而且對於瞭解由猿的生活方式向人的生活方式的轉變，瞭解人類制造工具行為的起源、狩獵和肉食行為的起源以及人類社會的起源，都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兩足直立行走 兩足直立行走是一種行動方式，指的是行動時用後肢兩足交替地接觸地面向前行進，後肢以上的身軀保持直立和充分伸展的姿勢。這種行動方式是人類區別於猿類的一個重要特征。
現生的幾種猿在進化過程中都發展瞭各自的行動方式。長臂猿是最完善的“臂行者”；猩猩在樹上行動時手臂擺蕩，或兩隻手攀爬，通常被稱之為“臂行者”或“變異瞭的臂行者”；黑猩猩和大猩猩的行動方式基本相同，它們偶爾臂行、攀爬，在地面行走時以其彎曲著的手指的第二節指節骨的背面接觸地面，被稱為“指關節行走”。在高等靈長類中，唯有人類是真正適應於地面生活的種類，采取兩足直立行走的行動方式。
當人類最早的祖先由樹上下到地面，營地面生活時，在各個方面發生瞭一系列的適應變化，其中在行動方式方面就是發生瞭由臂行向兩足直立行走的轉變。如前所述，目前能肯定的最早的人科化石代表是南方古猿類。對它的顱骨、骨盆和肢骨化石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它們肯定已采用兩足直立行走的行動方式。由於南方古猿類生存的年代最早可在距今約400萬年前，因此這種行動方式至少在距今約400萬年前已經確立，從此以後就成瞭人類行動方式的典型特征。但是，由於缺乏化石證據，現在我們還不知道這種行動方式最早是在什麼時候開始發生的。
由臂行向兩足直立行走的行動方式的轉變，要求和引起機體結構的一系列的變化和改造，特別是骨盆、大腿骨、足骨以及有關肌肉的改變，包括後肢的增長（相對於前肢長度而言），骨盆的變短和增寬，臂部肌肉的調整，髖關節和膝關節的增強，腳後跟的增大和足弓的形成，等等。因而人體結構的基本特征大都是與兩足直立行走的行動方式相聯系的，或者說是隨著直立姿勢的形成而產生的。所以有人認為，兩足直立行走是人這一支從猿的系統分化出來的最重要的因素和標志，是猿轉變為人的最重要的條件。
兩足直立行走對人類的進化有著重要的意義。它使人類祖先的前肢從支持和行走的機能中完全解放瞭出來，成為自由和靈巧的雙手，能充分使用和制造工具來獲得食物和防禦敵害，或從事各種各樣的活動，在與自然界的鬥爭中發揮瞭極為重要的作用。也由於兩足直立行走，顱骨下面以脊柱為支柱，枕骨大孔由顱後方移到顱下方，頸後無須再由強大的肌肉來維持頭的位置使不下垂，頸後肌肉的減弱減輕瞭顱骨上著生強大肌肉的重負，為腦的進一步發展和擴大成球形創造瞭條件，等等。
使用和制造工具 所謂使用和制造工具指的是使用和制造機體以外的裝備或物件來從事各種各樣的活動。這是人類在行為方面的重要特征之一。雖然在有些動物中也存在某種程度使用甚至改變天然物件的行為或行為的萌芽，但遠遠沒有達到像人類制造工具（例如石器，更不用說更加復雜的工具）這樣典型的程度。
從舊石器考古學提供的證據來看，迄今所知最早的人工制造的工具出現在距今200～250萬年前。這方面的材料目前均來自東非。在奧杜韋峽谷、庫彼福勒、奧莫和哈達等地區都發現瞭確鑿無疑的人工制作的石器，年代為距今170～250萬年前。一般認為，這些石器是由能人類型的人類制作的。考古學傢已把奧杜韋峽谷發現的最早的石器命名為“奧杜韋文化”，而把庫彼福勒發現的最早的石器稱之為“KBS工業”。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考古學找到瞭遠古人類從事狩獵和肉食的證據，在有些生活遺址和屠獸遺址中，石器常常與動物遺骸或為人工所破碎的動物骨頭破片在一起。由此推論，石器工具的出現與早期人類狩獵、肉食行為的發展有比較密切的關系。與采集和食用植物性食物相比，狩獵和肉食更需要工具或武器。在狩獵活動中，為瞭捕獲或殺死、殺傷跑得很快、感覺靈敏的食草類動物，固然需要工具或武器，即使在獵獲野獸之後，在進一步處置和消費獵物的過程中，同樣離不開工具。肢解大動物身體的各個部分；剝去獸皮；切割獸肉和筋腱；把肉從骨頭上剔下來；砸開腦殼或長骨取食腦髓或骨髓，等等。這種種實際的需要對於石器工具的使用和制造無疑是一種強大的刺激和推動力。
人類通過手－腦協作使用和制造工具的最大的優越性是使人類得以擺脫機體本身固有的局限性，從而極大地增強瞭與自然界作鬥爭的能力和能動性，為人類的發展開辟瞭無限廣闊的前景。
當人們進一步追溯和探討制造工具的起源時，有人提出瞭關於使用天然工具的問題，認為在人類學會制造工具之前，可能有一個長期使用天然工具的過程，使用天然的木棒和石塊等來獲取食物和防禦猛獸。因為如果不知道使用工具，便不會有制造工具的需要，便不可能開始制造工具。制造工具應是在長期使用天然工具積累瞭豐富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開始的。因此有人認為，南方古猿作為人類進化系統的早期代表，已經從樹上下到地面，生活於開闊林地和草原的環境，兩足直立行走，因而前肢(手)已從行走和支持的機能中解放出來而可以從事執握和操縱物件的活動，因此在它們的謀生活動中很可能已使用天然的物件作為工具。隨著時間的推移，到繼南方古猿（早期類型）之後的能人階段，就出現瞭人工制造的石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