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革命傢、思想傢孫中山的認識論學說。中國古代有“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的說法，歷來為人們所遵奉。孫中山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實踐中，深感這種傳統舊說不但不能激勵人們的進取精神，反而助長一種畏難茍安的心理。“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則天下事無可為者矣”。他認為這正是中國近代之所以積弱衰敗，革命事業不能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為瞭破除這種舊的傳統觀念，鼓舞人們“無所畏而樂於行”的勇氣，孫中山提出瞭相反的命題：“行之非艱，而知之惟艱”，並以飲食、用錢、作作文、建屋、造船、築城、開河、電學、化學、進化等十事作為論證，說明人們在求得某一種科學知識以前，早就在那裡實際地行動瞭。他還以美國革命和日本維新為例，進一步指出：若果有瞭“真知”的指導，“則行之決無所難”。據此，他認為，隻要我們能毅然打破“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迷信，努力以赴，奪取革命勝利“誠有如反掌之易也”。
孫中山對於知難行易的整個論證，與他的行先知後思想緊密相聯。他針對“知易行難”之說，明確提出“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必待行之成之而後乃能知之”的論斷，這種行先知後、由行致知的思想，是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中的唯物主義內容。孫中山在肯定行先知後的同時，還極其重視科學知識和革命理論對於行的指導意義，他認為“知與不知”乃是革命建設事業成敗的關鍵。孫中山說的“以行而求知”，“因已知而更進於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瞭“行”與“知”的辯證關系。
孫中山知難行易說的提出，有著思想解放的作用，但是他的知行學說也有嚴重的缺點和局限性。在認識論上，他提出的知難行易和“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的舊說同樣是片面的。孫中山雖重視“行”的意義，認為先行而後知，但他又提出“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的知行分任說，不僅割裂瞭知和行的統一，而且為少數“先知先覺者”統治廣大勞動群眾提供瞭理論根據。同時，孫中山所理解的“行”，主要是指“習練”、“試驗”、“探索”、“冒險”等科學研究活動，是對實踐活動的狹隘、抽象、直觀的理解，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歷史發展去考察問題，不能正確說明人的認識對於社會實踐的依賴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