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科學，亦稱軍事學，是研究戰爭的本質和規律，並用於指導戰爭的準備與實施的科學。人類的戰爭活動起源於原始氏族社會。此後，人類所經歷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都經常發生戰爭。帝國主義時期，戰爭的範圍空前擴大，手段也空前殘酷。各個階級、民族、國傢、政治集團為瞭準備戰爭和爭取勝利，竭力探索戰爭的規律，研究武裝力量的建設和使用，經過不斷的發展，逐步形成範圍廣博、內容豐富的軍事科學體系。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在爭取自身解放和維護世界和平的鬥爭中，也必須深入入研究和掌握軍事科學，目的是為瞭最終消滅一切戰爭。
戰爭與軍事
戰爭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出現的特殊社會現象。原始社會晚期部落或部落聯盟之間的暴力沖突，可以看作是戰爭的初始形態。這種部落戰爭主要是為瞭爭奪生存條件而引起的。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私有財產、階級的出現，戰爭的性質逐漸發生變化。進入階級社會後，戰爭便成為階級與階級、民族與民族、國傢與國傢、政治集團與政治集團之間矛盾鬥爭的最高形式，成為政治的繼續。幾千年來，戰爭綿延不斷，愈演愈烈。隻有全世界實現瞭共產主義，階級和國傢消亡瞭，戰爭才能消亡。
軍事是以準備和實施戰爭為中心的社會活動。諸如武裝力量的組織、訓練和作戰行動，武器裝備的研制、生產和使用，戰略戰術的研究和應用，戰爭物資的儲備和供應，國防設施的計劃和建造，後備力量的動員、組織和建設等，都屬於軍事的范疇。軍事不是孤立的活動，它涉及國傢的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化教育以及意識形態等各個方面，既受這些因素的制約，又對它們發生不同程度的作用。例如：政治的性質和目的，決定軍事的性質和任務；軍事的優劣成敗，又直接關系到政治目的的能否實現。經濟是軍事的物質基礎，經濟力量的大小，制約著軍事力量的規模和武器裝備更新的速度；軍事活動又可以促進或延緩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的水平，直接關系到軍事素質的高低；軍事又給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的發展以積極或消極的影響。總之，軍事與國傢的安危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密切相關。正如中國古代著名軍事傢孫武所說的：“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人類對戰爭規律的探索
戰爭是客觀存在，有其發生、發展和消亡的規律。人們為瞭指導戰爭順利地進行，不斷總結戰爭實踐經驗，探索戰爭的客觀規律，尋求克敵制勝的手段和方法（見戰爭指導規律）。軍事學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形成的。它來源於戰爭實踐，又用於指導戰爭，接受戰爭實踐的檢驗，並隨著戰爭實踐的發展而不斷發展。
軍事學在古代社會就已出現。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軍事學在軍事理論和軍事技術方面都取得許多輝煌的成就，雖含有許多真理的成分，反映瞭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但古代軍事學尚未形成完整和嚴密的體系，有些軍事理論和著作還帶有神秘的或迷信的色彩。資產階級走上歷史舞臺後，隨著工業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哲學和政治、經濟等學科的進展，資產階級軍事科學逐漸形成並取得巨大成果。但仍含有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的成分。馬克思主義的出現，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運用到軍事領域，在批判地繼承以往軍事科學成就基礎上，創立瞭無產階級軍事科學，從而使軍事科學成為一門客觀地、全面地反映戰爭規律的科學。
軍事科學的任務和性質
軍事科學的根本任務，是從客觀實際出發，透過極其復雜的戰爭現象，探索戰爭的性質和規律。戰爭性質主要指它的社會政治性質，如正義的、進步的戰爭，或非正義的、反動的戰爭；為人民利益而進行的戰爭，或反人民的戰爭。此外，戰爭還有它的規模、持續時間和武器裝備、作戰方法等方面的性質，如世界戰爭或局部戰爭，持久戰爭或速決戰爭，核戰爭或常規戰爭，正規戰爭或遊擊戰爭等。戰爭規律是戰爭的各種矛盾的本質聯系和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在敵對雙方軍事、政治、經濟、地理、戰爭性質、國際關系等客觀條件的基礎上通過戰爭實踐而形成和發展的。戰爭規律，包括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是可以認識的。隻要對上述各種因素和它們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就可以找出戰爭內在的規律，從而預測戰爭的發生、發展及其特點，提出準備與實施戰爭的原則和方法。
軍事科學是具有特定范疇的獨立的科學。它以戰爭為研究對象，而戰爭有自己的內涵和規律，如戰略的、戰役的和戰術的規律，等等。同時，戰爭是極其復雜的社會現象，是敵對雙方力量的總較量，戰爭的準備與實施涉及各個方面，需要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各種有關的知識，還需要哲學所闡明的世界觀、方法論的指導；而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也往往先應用於軍事；所以軍事科學又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科學。
軍事科學的研究對象是戰爭，而戰爭又是在一定時間、空間內關系整個社會生活的特殊社會活動形態，因此軍事科學屬於社會科學，具有鮮明的階級性。自然科學的許多成就，特別是科學技術方面的成就，被廣泛應用於社會和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尤其是軍事方面。軍事技術是建設武裝力量和進行戰爭的物質基礎和技術手段，是構成軍隊戰鬥力的重要因素。軍隊的編成和作戰方式以及戰爭的勝負，除瞭人的因素以外，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武器裝備和技術的水平。因此，軍事技術，包括各種武器裝備的研制、生產、使用、維修等，也是軍事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武器準備和技術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但是一切軍事技術都是為戰爭的政治目的服務的，它並不影響軍事科學的本質屬性和屬於社會科學范疇。戰爭規律是客觀存在，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但它又是通過進行戰爭的敵對雙方的人的活動表現出來的，人們由於立場、觀點和方法不同，對戰爭規律的認識和應用也不盡相同。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任何國傢的軍事科學研究，都必然要遵從本國的政治並為其服務。不同國傢的軍事科學，由於受本國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科學技術狀況和歷史傳統、地理環境等的影響，又具有各自的民族特征。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上各方面的鬥爭異常劇烈，世界各國日益相互聯系又相互制約，加以現代軍事技術的突飛猛進和軍事學術的廣泛交流，使軍事科學的發展越來越受國際和世界的影響。然而，它的階級性和民族特征卻絕不會因此而消除。
目前世界上還有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還有階級，局部戰爭一直連綿不斷，世界戰爭的危險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戰爭的力量也在增長，鬥爭將是長期的，因而軍事科學也將繼續不斷發展。將來，隨著階級、國傢的消亡，消除瞭戰爭的根源，人類進入永久和平的時代，軍事科學也將最終完成它的歷史使命。
在世界古代歷史上，中國的軍事學曾在許多方面處於領先地位。中國很早就出現瞭金屬兵器和戰車，建築瞭被譽為世界奇跡的古代防禦工程體系萬裡長城（見長城築城體系）；火藥、指南針的發明和火器的創制，在世界軍事史上有深遠的影響；湧現瞭許多傑出的軍事傢、軍事理論傢和軍事技術專門傢；最早創立瞭較系統的軍事理論，從先秦到清代前期，先後有2000多種兵書問世，並留下一些有價值的軍事歷史、軍事地理著述，編纂瞭卷帙浩繁的軍事類書。中國古代軍事學源遠流長，成就巨大，在世界軍事史上寫下瞭光輝的篇章。古代西亞和地中海沿岸一些國傢，如埃及、波斯、希臘、羅馬等，在軍事學方面也有各自顯著的成就。
中國古代的軍事學
中國古代軍事學的誕生(夏、商、西周時期，約公元前21世紀～前771年)
兵器的產生和軍隊的出現 人類最初的戰爭，以狩獵工具為武器。隨著生產與戰爭的發展，生產工具與作戰兵器逐漸分化。開始主要是制作和使用石（骨）兵器。相傳約四五千年前，中國父系氏族社會部族融合時期，黃帝、炎帝兩大部落聯盟，同蚩尤部落聯盟戰於涿鹿之野，蚩尤部落“以金作兵器”（《世本·作篇》），說明中國在原始社會末期，已開始生產金屬武器。公元前二千多年，中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傢夏王朝建立後，雖仍以石兵器為主，但已能制作刀、戈、戚、鏃、矛、匕首等青銅兵器。商代有瞭專門煉銅的坩堝，能較大量生產銅兵器，開始瞭以金屬兵器為主的時代。西周制造銅兵器的技術和形制都有顯著改進，出現瞭合戈、矛為一體的戟。周代青銅兵器進入鼎盛時期。
古代軍隊已成為國傢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夏禹之子啟繼承王位後，與反對者有扈氏大戰於甘（今陜西戶縣南）。啟的軍隊由六“卿”統領。原始軍事民主制度下由部落成員參加的戰爭，這時已轉變為由軍隊進行的戰爭。商代軍隊編制最大單位是“師”。士卒由貴族和自由民充任，戰時應召出征。奴隸在軍中一般隻擔任運輸或勤雜勞役。西周軍制沿襲殷商而有所發展，嚴格實行“國人”從軍，據《周禮·夏官》記載，已有軍、師、旅、卒、兩、伍的編制。
戰車的出現和車戰的興起 文獻記載表明，夏初甘之戰已出現戰車。商在滅夏的鳴條之戰中使用戰車70乘。商代後期車戰已成為主要作戰方式。西周軍隊主力是戰車兵，以車乘為基本作戰單位。每輛戰車除車上甲士外，配屬若幹徒兵。武王伐紂用戰車300乘；周宣王攻楚用戰車3000乘。車戰一般隻在平原地區進行，根據地形情況將戰車列成方陣，作戰時通常是對攻。在作戰指揮上，至遲到西周中晚期已用金鼓旌旗。
早期軍事謀略的運用 世傳所謂黃帝兵法，雖難以稽考，但到氏族社會末期，戰爭指導中已不乏謀略。軍隊出現後，謀略運用成為重要問題。據載夏少康以武力奪回王位時，在戰前就註意謀略，還派出瞭軍事間諜。商滅夏，先攻取夏的屬國，改變瞭力量對比再伺機決戰。周滅商也采取由近及遠、先弱後強地翦除對方羽翼的謀略，然後趁商王室內部紛亂、商都空虛之機，聯合諸侯大舉東征。牧野之戰武王誓師，揭露商紂罪行，進行戰場動員以鼓勵士氣，宣佈作戰要求及不殺降等紀律。商滅夏與周滅商，戰前都重視探測對方虛實，獲取情報，用間也是相當成功的。
軍事文獻的開始出現 古代軍事理論，並非一開始就以兵書形式出現，而是散見於國傢的典章法令和其他文獻之中。《易經》的卦辭和爻辭中就有一些反映商、周之際謀略思想的內容。如認為國政衰敗不能興師，深得民心則可用兵；主張師出有名，紀律嚴明；作戰時避敵鋒銳，伺機而動，誘敵而擊等。中國古代最早的文獻匯編《尚書》和詩歌總集《詩經》，也記述瞭夏、商、周三代一些軍事理論片斷和零星的謀略思想及戰爭情況。
春秋以前已有專門的軍事文獻《軍志》、《軍政》。這是中國古代軍事學誕生的重要標志，可惜它們早已亡佚，僅能從其他典籍的一些引錄中窺其一斑。如《軍志》主張“允當則歸”、“知難而退”、“有德不可敵”（《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左傳》昭公二十一年）；《軍政》提出，“言不相聞，故為金鼓；視不相見，故為旌旗”（《孫子·軍爭篇》）等。
中國古代軍事學的興盛(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前221)
軍事技術和軍隊組織的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戰火頻仍。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在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社會大動蕩、大變革中，各諸侯國都大力發展軍事力量，以圖稱霸爭雄。
春秋時期的青銅兵器比西周時輕便、靈巧，戈在形制上比西周有改進。南方吳、越等國的劍，制作尤為精致。戰國時期青銅兵器更加犀利、堅實。中國至遲在春秋晚期已掌握冶鐵技術。長沙出土的春秋晚期鋼劍，為含碳約0.5％的中碳鋼鍛造而成。戰國時期，冶鐵業已逐漸盛行，到瞭晚期，不僅能煉出高碳鋼，並掌握瞭淬火技術，於是開始進入以鐵兵器代替銅兵器的時代。楚國鐵矛鋒利，刺人“慘如蜂蠆”(《荀子·議兵篇》)。韓國的鐵制劍、戟，中山國的鐵杖、鐵錐，在當時都很有名。戰國晚期還出現瞭鐵制兜鍪、鎧甲。
砲的出現和弩的改進與大量使用，是軍事技術進步的另一表現。中國最早的砲是拋石彈殺傷敵人的機械，稱“投機”、“飛石機”、“發石車”等。《漢書·甘延壽傳》註引《范蠡兵法》稱：“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二百步。”原始社會晚期已有木弩，但弩機極為簡單。春秋時弩機已是青銅制造，結構精巧，便於瞄準，弩射程較遠。戰國時燕國制造瞭強弩，韓國勁弩能射600步之外。公元前343年齊魏馬陵之戰中，齊軍萬弩齊發大敗魏軍，弩成為當時戰場決勝的重要武器。據《墨子》城守諸篇所記，戰國時期築城與攻城技術已相當進步。由於武器種類多、數量大，各國普遍建立瞭專管武器制作、儲存、發放的府庫。
在軍隊組織方面，一是改變瞭車兵為主的體制。公元前719年，魯、宋等國聯軍“敗鄭徒兵”，是中原諸侯國使用步兵的最早記載。春秋末期，吳、越、齊等國的舟師已能在江河、海面作戰。騎兵早先多見於北方遊牧民族中，戰國時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後，逐漸成為中原各諸侯國的一個兵種。二是兵制的改革。春秋後期已逐漸打破瞭“國人”從軍的舊制。戰國時普遍實行瞭郡縣征兵制，大批農民被征集入伍。同時采取募兵制，招募考選武士以充當軍隊的骨幹和組成國君的衛隊，如魏之“武卒”、秦之“銳士”、齊之“技擊”。三是軍隊和常備軍逐漸擴大。春秋末期北方齊、秦大國擁有兵車二三千乘，南方楚國則達五六千乘。戰國時三晉、齊、燕各有帶甲（步兵）數十萬，秦、楚號稱“帶甲百萬”。春秋時各國有少量武士常年擔任國君的警衛，戰國時各國競相擴編常備軍。四是專職將帥的出現。春秋以前一般都由國君統帥軍隊出征，六卿也兼軍將，戰國時文武分途，由專職的“將軍”、“柱國”、“尉”等統兵打仗。
作戰樣式和戰略戰術的演進 車戰受地形限制較大，春秋末期晉國魏舒“毀車為行”，將戰車上的甲士改編為徒兵，易車戰為步戰，提高瞭作戰機動能力。到戰國後期，步戰已成為主要作戰樣式；車、步、騎配合，水、陸並用，使野戰流動性加大。春秋戰國之際城邑的迅速發展，使城寨攻防也成為重要作戰樣式。
作戰指導上的變化亦很顯著。在謀略方面：逐漸否定瞭重信輕詐等用兵之道，重視審時度勢、因利乘便，如晉國欺騙虞國，假途滅虢後再回師滅虞（見假途滅虢之戰）；註意軍事鬥爭和外交鬥爭結合和敵友力量的分化組合，以軍事實力為後盾舉行數國談判和多國會議。春秋以前的戰爭主要以戰勝對方為度，戰國則以消滅敵軍實力為準，戰爭規模擴大，持續時間延長，傷亡人數增多。戰國時期孫臏在桂陵之戰中以“圍魏救趙”、在馬陵之戰中以“減灶示弱”誘敵就范的謀略，在古代軍事史上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在戰法方面：春秋時期已逐步突破商、周以來的兩軍對陣、正面攻擊的慣例，采用瞭多種方法作戰，有兩翼突破、再搗中堅（如鄢陵之戰）；設伏誘敵、乘勢殲滅（如雞父之戰），疲敵而擊、後發制人（如長勺之戰），等等。車戰時代重在野戰，戰國時設守要害和利用城池防禦，成為克敵制勝的重要手段，如晉陽之戰、即墨之戰都是經曠日持久的堅城防禦而最終得勝的。有的還挖地道作戰。在陣法方面：春秋初期的焽葛之戰，創造瞭有名的“魚麗之陣”，使車陣趨於嚴密靈活。戰國時陣法已有多種多樣，銀雀山漢墓竹簡中提到瞭方、圓、疏、數、錐行、雁行、鉤形、玄襄、火、水等十種陣法。
以《孫子》為代表的兵書的巨大成就 春秋戰國之際，為適應戰爭指導的需要，軍事理論著作相繼問世，《孫子》（見《孫子兵法》）是其中傑出的代表。
《孫子》總結瞭春秋及其以前的戰爭經驗，具有深刻的謀略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瞭戰爭的一般規律。它初步認識到戰爭的本質，沖破長期鬼神論、天命觀的束縛，強調戰爭“必取於人”，具有樸素的唯物論觀點；它分析戰爭中的奇正、虛實、勇怯、強弱、利危、攻守等對立的現象及其互相轉化的關系，體現瞭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它揭示的某些戰爭規律和作戰原則，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致人而不致於人”等，至今仍不失其科學價值。這部名著中的軍事理論和哲學思想，都達到瞭當時的最高水平，成為後世兵書的典范，影響深遠。明代軍事理論傢茅元儀認為，“先秦之言兵者六傢，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後孫子者，不能遺孫子”（《武備志·兵訣評》），道出瞭這部劃時代著作承前啟後的作用。《孫子》在唐代中期傳入日本，18世紀下半葉傳入法國，後來又傳入俄、英、德等國，成為近代資產階級軍事理論的一個思想源泉。
繼《孫子》之後，戰國時期兵書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吳子》、《司馬法》、《孫臏兵法》、《尉繚子》、《六韜》。它們在繼承《孫子》軍事思想的同時，又有所發展和創新，如《尉繚子》提出瞭“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裡”的卓見；《孫臏兵法》認為富國才能強兵等。各書的內容范圍和論述重點有所不同，總起來看，大致涉及戰爭觀、謀略、戰法、陣法、將帥修養和軍隊組織、訓練、紀律、獎懲制度、指揮、偵察、通信，以及攻防戰具、行軍渡水器具等許多方面。這些著作在體例上也為後世兵書所借鑒。
非兵傢論兵和軍事歷史學、地理學的創始 春秋戰國時期劇烈的社會變革，帶來意識形態領域的空前活躍。各派思想傢、政治傢對戰爭問題各抒己見，是“百傢爭鳴”在軍事上的反映。其中論兵內容較多、影響較大的是儒、墨、法、道四傢。如儒傢的仁義為本、足食足兵和強調組織訓練的思想，墨傢的休養生息和註重武器與軍事工程的主張，法傢的講耕戰、重實力、權術和刑賞的觀點，道傢的“慈故能勇”、“柔弱勝剛強”、“進道若退”的辯證命題等，都給歷代軍事思想以深刻的影響。先秦諸子論兵，開創瞭古代非兵傢論兵的傳統，成為中國古代軍事學的一個重要特點。
中國古代的軍事歷史學，不像古代歐洲那樣首先以記述戰爭歷史的專著出現，而是在其他史籍中包含有大量關於軍事歷史的內容，如編年史《左傳》、國別史《國語》、典章制度匯編《周禮》和策士論集《戰國策》等。先秦典籍普遍重視軍事史，為軍事歷史學奠定瞭基礎。軍事地理學亦發端於春秋戰國時期，如《孫子·地形篇》、《管子·地圖篇》都有這方面的論述。研究在戰爭中利用地理條件，已成為兵書中的重要內容。
中國秦漢至五代時期的軍事學（公元前221～公元960）
軍事技術的進步 秦的統一六國，漢、唐封建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促進瞭軍事技術的進步。秦以後進入瞭鐵兵器為主的時代，至東漢鐵兵器完全取代瞭銅兵器。騎兵裝具有重大發展，至遲在西晉已有瞭馬鐙。南北朝時戰馬也裝上防護鐵甲。射遠武器弩，除以手操持的擘張弩外，戰國末期出現的用足踏張弦的蹶張弩，至漢代已普及軍中。弓弩的射程可達千餘步，已大量使用鋼鐵箭鏃。諸葛亮改進連弩，一次能發10矢；又創造“木牛流馬”，提高糧食、輜重運輸能力。官渡之戰中袁紹軍使用瞭大型攻城器械高櫓，曹操軍則用“霹靂車”拋石擊破高櫓。
軍事交通、運輸、軍事工程作業等技術的進步也很突出。先秦已有各種名稱的戰船，漢代大型戰艦“樓船”高十餘丈。三國時東吳建成五層戰船，可載兵3000人。唐代使用瞭用人力驅動的車輪船。商周之際已能造浮橋，從秦漢至五代，更不乏在長江、黃河、渭水、淮河上連舟為橋以通軍行的記載。始於西周的烽燧報警，至漢以後已相當快速，三國時東吳烽火“一夕可行萬裡”。秦始皇廣修直道，發展商周的傳驛為軍事服務，至唐代全國有驛站1600多處。春秋時期開始修築的長城，至秦代已總長達5000多公裡。築城技術方面秦代有瞭城門樓“譙門”，可供瞭望和發射矢石，漢代在城墻外埋設尖樁稱為“虎落”，從漢至五代馬面墻、甕城也逐漸被采用，城防能力不斷提高。挖地道作戰，自東漢至唐屢見記載。唐平安史之亂中李光弼率部守太原時，已能準確無誤地將地道挖到城外叛軍的營帳之下。
特別要指出的是火藥的發明和應用。據考至遲於唐憲宗元和三年(808)以前火藥已在中國首先研制成功，火藥首次用於戰爭是唐末天祐元年（904），當時謂之“飛火”。從此，古代軍事技術面臨重大的變化。
軍制的發展和戰略戰術的成就 秦、漢時全國軍隊區分為京師兵、州郡兵和邊防兵，這一制度影響久遠。始於西漢盛於三國的軍事屯田制度，是寓兵於農的一種形式。南北朝時創立的“府兵制”，消除瞭長期形成的傢兵部曲等私人武裝，至唐成為兵農結合的一種形式，但未能長久維持。車兵在西漢時被淘汰，騎兵一度成為主要兵種。
秦、漢、晉、隋、唐統一全國的幾次大規模戰爭，分別成功地運用瞭由近及遠、各個擊破，避實就虛、聲東擊西，水陸並進、分進合擊，先疲後打、奇兵突擊等謀略和戰法。騎兵長途奔襲，在漢族和北方少數民族作戰中比較多見。步騎配合實施奇襲和用車結營以制騎兵，也是常用戰法。這一時期還有大規模渡江作戰或遠距離順江而下、溯江而上的作戰。幾次農民大起義，尤其是隋末瓦崗軍、唐末黃巢軍在戰略戰術上都卓有建樹。
軍事論著概況和特點 秦始皇為防止六國貴族復辟和人民反抗，收繳並銷毀民間所藏兵器，對兵書或毀或禁。西漢兩次整理兵書，並行分類，頗有成績。漢初出現的《三略》和後來的《淮南子·兵略訓》等，是傳世的重要著作。但由於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傢、獨尊儒術”的政策，使兵傢地位開始下降。封建統治者大多忌諱民間談兵，兵書由國傢統一收藏，影響瞭它的編撰和流傳。由於戰亂頻繁或朝代更迭，兵書或遭焚毀，或散失。史籍著錄兵書自漢至唐略呈遞減趨勢：漢初有兵法傳世者共182傢，至漢成帝時僅剩53傢、790篇，如范蠡、韓信等人的兵法，當時已亡佚；《隋書·經籍志》著錄兵書135部、512卷，而《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僅23傢、60部、319卷。漢代開始流行讖緯術數，使兵書也逐漸充塞一些風角占卜、奇門遁甲等不科學的內容。自漢以後借神話傳說人物或前代名人而著述的偽托之風不絕，使兵書蒙上一層神秘色彩，辨偽竟成為後世兵書研究中的一大難點。
漢儒爭註經文而不註兵書，唯曹操註《孫子》，開註先秦兵書的先河。用註釋兵書的方法來表述自己的觀點，成為古代軍事著作的一種形式，至唐漸盛。宰臣學士繼承先秦非兵傢論兵的傳統，在許多保境安邦的建策、文稿中，關於邊防強弱、兵制利弊、用兵得失、謀略優劣等論述，是古代軍事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史記》、《漢書》等各代史籍，都有大量記述兵制史、戰爭史和軍事人物的內容。西晉司馬彪的《戰略》，從殘存的片斷來看，像一部通過戰爭史例論述謀略的著作。初唐類書《藝文類聚》和中唐論歷代典章制度的《通典》，都分門別類地匯集瞭許多軍事論述和歷史資料。北魏地理名著《水經註》和魏晉以來的地方志中，也有不少有關軍事地理和軍事歷史的內容。
中國古代火藥用於戰爭後的軍事學（宋～清代前期，960～1840）
火藥、指南針的應用與軍事技術的發展 北宋初，利用火藥創制的火毬、火箭等燃燒性火器用於戰爭，開始瞭戰爭史上火器與冷兵器並用的時期。南宋初，陳規創制瞭世界上最早的管形火器──長竹桿火槍。之後，壽春府(今安徽壽縣)又制成瞭能發射子窠的突火槍，在發射原理上是歐洲近代槍炮的先導。元(蒙)軍把竹火槍改進為金屬火銃，為近代槍炮的誕生奠定瞭基礎。13世紀末，火藥與火器的制造技術，經由阿拉伯西傳至歐洲。從15世紀末葉開始，歐洲的火器制造技術逐漸走在前面。16世紀20年代後，明代的火器研制者融合中西火器制造技術，制成有瞄準裝置的鳥銃、火炮和其他火器，發展瞭地雷制造和利用火藥燃燒時產生的反沖力推進的火箭技術。與此同時，各種冷兵器和攻城、守城器械，也不斷得到改進。
中國發明的指南針，在11世紀已用於舟師導航。大型戰船除樓船、車輪船外，明代還建造瞭多桅多帆的寶船和福船等巨艦，能作戰於江海和遠航大洋。鄭和下西洋所組建的艦隊，艦船曾多達200餘艘，其中寶船60多艘，官兵多達2.7萬餘人，標志著當時中國的艦船建造與軍事航海技術都處於世界的領先地位。
軍事築城學也有很大的發展，明初建築的南京城，在軍事上具有因山順勢，控制險要，多層設防，易守難攻的特點。明代中期戚繼光修築的從山海關至居庸關的東段長城，城墻連結著關隘城堡和空心敵臺，在主要地段的相鄰敵臺間能形成交叉火力，使長城成為點線結合的堅固防禦築城體系（見長城築城體系）。
軍隊編制裝備和作戰方法的變化 明洪武年間，各地衛所駐軍已有10％裝備火銃。永樂前期創建瞭世界上最早的火器部隊神機營。明代中期，戚繼光編練的水軍營、步營、騎營、車營、輜重營，使用槍炮等火器的士兵已占編制總數的50％左右。車營平均每12名士兵裝備1門火炮；騎營則裝備有60門虎蹲炮。清康熙中期，在京師建立裝備鳥槍和火炮的內外火器營，城關要隘和邊防海防重地也都配備瞭槍炮等火器。
火器的廣泛使用，使軍隊的作戰方法發生瞭變化。通常以火器在較遠距離上殺傷敵人、摧毀敵陣，冷兵器則用於近戰和白刃格鬥。軍隊指揮增加瞭組織運用火力、組織槍炮與冷兵器之間的協同和不同營種之間的協同等內容。戰鬥編組與戰場管理比以往更為復雜。作戰中要補充消耗的彈藥，使後勤保障的工作量也隨之加重。
謀略的運用和戰術的發展 從北宋初至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近900年中，戰爭頻繁，其中有王朝統一戰爭、國內民族之間的戰爭、農民起義戰爭與對外戰爭，戰略戰術也隨之發展。趙匡胤建立宋王朝後，以強大的軍事實力為後盾，先消滅荊南和湖南兩個政權，爾後又按先南後北、各個擊破的方略統一全國。元末農民戰爭群雄並起之時，朱元璋先建立瞭以金陵（今江蘇南京）為中心的根據地，積糧練兵，擴充實力；進而利用矛盾，軍事進攻和政治攻心兼施，次第消滅對手；爾後又以先翦羽翼、後搗腹心的決策，北上滅元。明王朝實行睦鄰自固的國防政策，擴建沿海衛所，加強沿邊關防，整軍練兵，備戰慎戰，鞏固和發展瞭多民族國傢的安全與統一。明末農民起義軍領袖李自成，采取先取關中，再攻山西，先消滅明軍主力，後奪京師的戰略，滅亡瞭明朝。
北方少數民族領袖，往往以遠交近攻、聯此擊彼之策，統一本族各部和附近各民族後，集中兵力，選擇有利時機，興兵破關掠地，或逐鹿中原，奪取中央政權。成吉思汗、努爾哈赤和他們的繼承人，都成功地采用這些策略，分別建立瞭元王朝和清王朝。
在此期間，火器與冷兵器相結合的戰術也得到不斷的發展。元末明初，朱元璋的軍隊創造瞭火器與冷兵器依次攻擊敵船的水戰戰術，以多排火銃兵對敵依次實施齊射的野戰戰術，以及用火銃與冷兵器相結合的攻城戰術。朱棣在親征漠北之戰中，提出瞭“神機銃居前，馬隊居後”的佈陣原則。先以火銃齊射摧毀敵軍的前鋒，繼以密集的騎兵沖擊敵軍主力。於謙在保衛北京的作戰中創造瞭以火銃守禦堅城的戰術。戚繼光在兵器使用上提出瞭以火器為先，冷兵器中以長兵器為先，以及兵器配置要以長護短、以短衛長的原則；闡述瞭“三點一線”的射擊瞄準法；對士兵使用火器與冷兵器作戰的訓練提出瞭具體的要求；創造瞭以11人為一隊，分合靈便的“鴛鴦陣”。明末徐光啟對使用西方火炮守城提出瞭“以臺（炮臺）護銃，以銃護城，以城護民”的原則。袁崇煥依托堅城，使用火炮，取得瞭寧遠（今遼寧興城）和寧（遠）錦（州）保衛戰的勝利。後金皇太極用火炮轟擊城堡，奪取瞭大凌河及於子章臺。清康熙帝也采用這種戰術收復瞭被沙俄侵占的雅克薩。鄭成功在收復臺灣的作戰中（見鄭成功收復臺灣），使用200多門火炮進行登陸作戰，在戰術上有新的發展。
騎兵戰術在北方契丹、黨項、女真、蒙古等少數民族軍隊中也有相當的發展。到成吉思汗時，騎兵的遠程奔襲、快速突擊、迂回包抄、在野戰中殲敵的戰法，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水平。
武學的興辦與軍事理論研究的發展 為瞭培養武臣子弟和青年軍官，宋王朝自熙寧五年(1072)正式興辦武學，教育學生攻讀歷代兵法，研究軍事理論，並以弓馬武藝訓練學生。明清兩朝也循此例先後設立武衛學與八旗官學。
北宋前期，為瞭邊防的需要，大力提倡文武官員研究歷代軍旅之政及討伐之事，並組織編纂出中國第一部新型兵書《武經總要》。該書包括軍事理論與軍事技術兩大部分，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其後又將《孫子》等七部兵書匯編為《武經七書》，作為武學的必修課程。北宋初期編纂的類書《太平禦覽》和《冊府元龜》，都專列瞭軍事學的內容，收入瞭一些有價值的軍事史料。
明代後期，倭寇的威脅，北部邊警的頻繁，歐洲殖民者的尋釁，促使一些有識之士研究軍事，提出經武練兵及充實邊防海防的許多新鮮觀點和有效措施。各具特色的軍事著作紛紛問世，主要有：最早提出禦近海、固海岸、嚴城守的海防戰略理論和繪制沿海地圖、海防圖的《籌海圖編》；以練兵、教戰、用器、佈陣見長的名著《紀效新書》、《練兵實紀》、《陣紀》；精於火藥與火器研究的《兵錄》；軍事學內容詳備，並收有《鄭和航海圖》和神火飛鴉等罕見資料的軍事百科全書性著作《武備志》；傳播西方火器制造和使用技術的《神器譜》、《西法神機》、《火攻挈要》等。
清代初年，出現瞭綜述山川險易和用兵得失的軍事地理學巨著《讀史方輿紀要》。康熙、雍正年間編纂的《古今圖書集成》中的《戎政典》，匯集瞭歷代各種軍事資料。至鴉片戰爭前夕，還出現一些總結實戰經驗或論述防務、訓練的兵書，如《洋防輯要》、《籌海初集》等。
世界古代的軍事學
中國以外，世界各國遠古時期的戰爭情況，多見於神話和傳說。在漫長的年代裡，埃及、印度、阿卡德、巴比倫、赫梯、亞述、希臘、波斯、馬其頓、羅馬等奴隸制國傢，為瞭擴張領土、建立霸權、掠奪奴隸和財物，進行過無數次戰爭。以戰爭實踐為基礎，人們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對戰爭準備、軍隊組織、作戰方法、兵器使用、物資補給等方面逐漸有瞭認識，初步形成瞭各自的戰爭藝術。公元5世紀後，歐洲各國先後進入中世紀封建時代，政治上、經濟上的封建割據和分散閉塞以及宗教神學的禁錮，限制瞭軍事學的發展。封建社會後期，隨著火藥、火器的傳入及中央集權國傢的建立，歐洲出現瞭軍事上的復興，軍事學也得以發展。
軍隊的兵員和編組 埃及等早期奴隸制國傢的軍隊，其核心是法老或國王的常備侍從，成員大部是構成軍人等級的軍屯戶，戰時召奴隸主、自由民出征。兵種主要是步兵，也有戰車兵，逐漸發展瞭騎兵，還建立瞭海軍。步兵一般按所用兵器類型分編為長矛隊、短劍隊、狼牙棍隊、投石隊等，按十進制組成十人隊、百人隊、千人隊等。古希臘、羅馬的奴隸制國傢，每個自由民都有服兵役的義務，組成以奴隸制為基礎的民軍。民軍按財產標準編隊，最富有的編成騎兵，占有較多土地的編成重裝步兵，沒有財產的編成輕裝步兵，奴隸隻隨軍服雜役。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國傢和奴隸主個人財富的大量積累，自由民的不斷分化，出現瞭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而經常的、長期的戰爭又促使軍隊職業化，民軍逐漸為雇傭常備軍所取代。古希臘軍隊通常編為方陣，古羅馬軍隊的基本組織單位是軍團，由重裝步兵、輕裝步兵和騎兵編成，下轄大隊、中隊、小隊。中世紀，隨著采邑制的出現，歐洲封建國傢實行騎士兵制。在幾百年中，軍隊組織制度無重大發展，騎兵在戰場上占據統治地位。中世紀末期，隨著封建割據狀態的消除，中央集權的相繼建立，騎士組成的軍隊被國傢統一的常備雇傭軍取代，步兵又逐漸成為主要兵種。16世紀，出現瞭由長矛兵和火繩槍兵組成的步兵團。17世紀初，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改進步兵團的編制，建立瞭團屬炮兵和野戰炮兵連。後來，法國建立瞭炮兵團。此時，炮兵、工兵已成為獨立的兵種，連、營、團、旅已成為軍隊的正規編制單位。
軍隊的裝備 約公元前3000至前1000年，隨著奴隸制國傢的形成，在美索不達米亞、愛琴海沿岸、南亞、北非等地區有瞭青銅兵器。公元前12世紀後，在小亞細亞、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等地有瞭鐵制兵器。在中世紀以前，各國所使用的冷兵器大致相同，按其用途可分為劈刺砍殺兵器（矛、刀、劍、狼牙棍等）和投擲射殺兵器(標槍、投槍、弓、箭等)。古埃及、亞述、波斯等國還裝備有戰車。攻城器械有攻城槌、雲梯、櫓樓等，渡河器材有羊皮浮子。防護裝具有盾、頭盔、鎧甲、護腿等。海軍大多裝備橈槳戰船和帆槳戰船，船上有船首沖角和投擲器等。公元14世紀前，武器的種類、形制和材料方面有過多次變化和改進，但一直沒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中國發明的火藥、火器於13世紀西傳後，西方各國先後進入冷兵器和火器並用的時代。早期的火槍命中率低，射程短，射速慢而且笨重。15～17世紀，各國對槍、炮作瞭多次改進，火槍由火門槍經火繩槍到燧石槍，在結構和性能上均有進步。火炮的改進主要是減輕重量，改良結構，提高射擊精度和機動性能。在火炮標準化方面也取得瞭進展。16世紀20年代，火炮搬上艦船，延長瞭軍艦的作戰距離，增強瞭威力。從甲板炮到側舷炮，從輕型炮到重型炮，以及火炮口徑的增大和數量的增加，是17世紀後期海軍裝備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
戰爭藝術 在奴隸制時期戰爭實踐中湧現出許多著名將領和統帥，如馬其頓的亞歷山大三世，迦太基的漢尼拔，羅馬的西庇阿和G.J.凱撒等。他們為贏得戰爭勝利，重視總結前人的經驗，掌握用兵的方法和適合當時條件的戰略戰術，形成瞭古代的戰爭藝術。如亞述帝國在征服鄰國時采取瞭逐步蠶食、各個擊破的戰略；希波戰爭中，雅典等城邦采取兩翼突擊、誘敵決戰等戰法，打敗波斯軍；亞歷山大三世東侵時采取陸海軍協同和騎兵突襲的戰法；漢尼拔在第二次佈匿戰爭中運用出敵不意、翻越天險、伏擊和包圍迂回戰法（見佈匿戰爭），並於坎尼之戰以劣勢兵力打敗羅馬軍隊，等等；在戰爭史和軍事學術史上留下瞭光輝的一頁。古希臘的方陣戰術經長期運用後，由埃帕米農達在留克特拉會戰中加以改進，他在西方首創不沿正面平分兵力的斜陣戰術，使集中兵力在決定性地段進行主攻成為一個重要的作戰原則。古羅馬的軍團戰術，以中隊為單位的疏開的戰鬥隊形代替瞭方陣，克服瞭方陣轉動不靈的缺點。中世紀初期，步兵降為輔助兵種，騎士間的單打獨鬥成為主要作戰形式，戰略戰術的發展基本處於停滯狀態。15世紀後，雇傭兵代替瞭騎士兵，射擊武器的大量使用，使戰術發生瞭根本性變革。三十年戰爭中，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在瑞典軍隊中首次采用瞭線式戰術。使用炮火攻城，促進瞭築城技術的發展。海軍作戰由船體沖撞和接舷戰為主發展到炮戰為主，產生瞭海戰的線式戰術。
軍事著作 外國古代的軍事著作主要是軍事歷史著作，如古希臘希羅多德的《希臘波斯戰爭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著重於史實的記述，隻是簡單地涉及軍隊的組織、訓練、謀略和戰法。軍事理論著作出現較晚，數量也不多。著名的有古希臘色諾芬的《長征記》、艾涅的《戰術》、奧尼山得的《軍事長官指南》，古羅馬F.韋格蒂烏斯的《羅馬軍制》、S.J.弗朗蒂努斯的《謀略》等。到中世紀，歐洲的軍事理論著作更是屈指可數。拜占庭帝國佚名作者著的《戰略》，主要論述戰術問題，稍後有裡歐的《戰術》。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N.馬基雅維利的《戰爭藝術》等著作，在歐洲軍事學術史上起瞭承前啟後的作用。後來，奧地利的R.蒙特庫科利，法國的S.de沃邦、H.-M.de薩克斯，以及普魯士的弗裡德裡希二世等人的著作，都為資產階級軍事科學的形成創造瞭條件。
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人類逐漸由封建時代進入資本主義時代。許多國傢先後通過資產階級革命推翻封建統治，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確立瞭資本主義制度。在這延續瞭幾百年的鬥爭中，誕生和發展瞭資產階級軍事科學。
歐洲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資產階級軍事科學
資產 階級軍事科學的形成 16世紀，歐洲各主要國傢開始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打破瞭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學的禁錮。產業革命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直接推動瞭軍事技術的進步。武器裝備不斷改進：燧石槍、前裝線膛槍逐步改進為擊針後裝線膛槍；由前裝滑膛炮改進為後裝線膛炮，榴彈和榴霰彈代替瞭球形炮彈；出現瞭裝甲列車、裝甲戰艦、地雷和水雷。火器射程和毀傷力的增大以及命中精度的提高，又促進瞭築城學的發展。在資產階級革命戰爭中建立的群眾性的軍隊，不同於以前的奴隸主軍隊和封建雇傭軍，它有革命熱情和明確的作戰目的，戰鬥力強。在已確立瞭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傢，其常備軍逐漸蛻變為資產階級統治者對外進行侵略擴張、對內鎮壓人民的工具。大量的戰爭實踐經驗和古代軍事學成果，為資產階級軍事科學的形成提供瞭條件。
對於軍事科學的范疇和研究對象，資產階級軍事傢有不同的見解，也經歷瞭一個逐步認識的過程。18世紀，英國的H.H.E.勞埃德在其著作中較早談到軍事科學，他認為軍事科學隻是研究軍隊準備戰爭的問題，而把作戰問題排除在外。普魯士的A.H.D.von比洛認為軍事科學就是戰略和戰術，並把戰略區分為政治戰略和軍事戰略。奧地利的卡爾大公認為軍事科學應劃分為戰略（或關於戰爭的科學）和戰術(或軍事藝術)。出生於瑞士的A.-H.de若米尼認為軍事科學就是軍事藝術，它有六個組成部分：戰爭政策、戰略、大戰術、戰爭勤務、工程藝術和基礎戰術。普魯士的C.P.G.von克勞塞維茨認為軍事藝術就是作戰方法，區分為戰略和戰術。這種情況是軍事科學形成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
拿破侖戰爭與資產階級軍事科學 18世紀末19世紀初，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有力地推動瞭資產階級軍事科學的發展。廣大人民群眾參加戰爭，以及武器裝備的改進，引起軍隊的性質、組織編制、作戰方法和兵役制度等的改變，逐步形成一套新的戰略戰術。拿破侖一世改造瞭法國革命所建立的軍隊，實行瞭普遍義務兵役制，建立瞭由步兵、騎兵和炮兵組成的師和軍。拿破侖的主要作戰原則是強調進攻，力求消滅敵人軍隊，集中優勢兵力於主要戰場，迅速果敢地機動和出敵不意地奇襲，各個擊破敵人，並掌握強大的預備隊等。作戰時采取縱隊和散開隊形相結合的縱深戰鬥隊形，步、騎、炮兵密切協同作戰。拿破侖的這一套戰法，後來也為反拿破侖的各國軍隊所采用。
總結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的經驗，研究拿破侖的統帥藝術，是19世紀許多國傢軍事理論傢的主要課題。突出的代表是若米尼和克勞塞維茨。若米尼著有《戰爭藝術概論》、《法國革命戰爭批判軍事史》等。他認為，軍事藝術（軍事科學）不僅應研究軍事行動，還應研究戰爭的目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等政治問題。他在總結拿破侖戰爭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瞭戰爭藝術的一般原則，如進攻與防禦的方法，陣地戰和運動戰，選擇戰略要地和作戰線，建立預備隊等。但他認為戰略原則是永恒不變的。克勞塞維茨的主要著作是《戰爭論》。他運用黑格爾的辯證法，反對軍事藝術的原則是永恒不變的說法，認為必須從一切戰爭現象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中去考察戰爭，提出瞭“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的著名論斷；認為軍事行動的基本目的是消滅敵人武裝力量，軍事藝術最一般的原則是兵力數量上的優勢，保持兵力集中和以隱蔽迅速的行動來達成突然性。他重視精神因素在戰爭中的作用，但由於受唯心主義哲學的影響，未能對政治的階級本質和精神因素作出正確的解釋。克勞塞維茨和若米尼在軍事理論上的成就，使軍事科學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資產階級軍事科學的特點 資產階級軍事科學繼承和發展瞭古代軍事學的成果。在啟蒙思想和實驗哲學的影響下，資產階級軍事科學中既有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成分，也有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因素。它強調研究戰爭的歷史經驗，探索戰爭的規律和方法，用以指導戰爭，但它掩蓋戰爭特別是侵略戰爭的階級本質。同古代軍事學相比，它更強調軍事技術的作用，重視武器裝備的改進和軍隊編制、制度的改革。它也重視政治精神因素和人的作用，但往往誇大統帥個人的作用，誇大武器特別是新式武器的作用。它重視地理、自然條件對戰爭的影響，但也有片面強調地理環境起決定作用的論點。諸如此類的問題，反映出資產階級軍事科學有它的局限性。
帝國主義時期的資產階級軍事科學
軍事技術進步 與軍隊的發展 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此時，整個世界已被幾個老牌帝國主義國傢瓜分完畢，後起的帝國主義國傢則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勢力范圍。戰爭的規模越來越大，由國傢與國傢的戰爭、國傢集團與國傢集團的戰爭，發展為世界大戰。戰爭規模的擴大、生產力的迅速發展、科學技術的重大突破，使軍事技術得到長足進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出現瞭多種新式技術兵器：陸軍有自動步槍、機槍、迫擊炮、手榴彈等；海軍有驅逐艦、戰列艦、巡洋艦、潛艇、魚雷和魚雷艇等；飛機開始用於軍事。交通工具發達，通信器材得到廣泛應用。大戰中出現瞭坦克、高射炮、毒氣等；作戰飛機區分為偵察機、戰鬥機和轟炸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軍事技術又有進一步的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大量使用瞭各種飛機、坦克和新式火炮，還使用瞭雷達和其他無線電電子器材，導彈和原子彈等新式武器和技術裝備。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多數國傢已實行普遍征兵制。交戰雙方軍隊數量龐大，出現瞭方面軍和集團軍群的編制。建立瞭航空兵、坦克兵、化學兵等新的兵種部隊。陸軍的摩托化、機械化程度日益加強，炮兵和工程兵的作用進一步提高。第一次世界大戰末，英國率先建立瞭新的軍種──空軍。戰後，一些國傢也加強瞭航空兵的建設。出現瞭防空兵、空降兵等兵種。海軍中組建瞭海軍航空兵和海軍陸戰隊等。
兩次世界大戰與帝國主義軍事理論 適應帝國主義國傢推行海外擴張政策的需要，美國的A.T.馬漢在其著作中提出瞭海權論。主張建立並運用強大的海軍和其他海上力量，去奪取制海權，控制海洋，進而實現國傢的戰略目標。這種理論對美、英、德、日等國的海軍建設和海洋戰略具有重大影響。德國的A.von施利芬繼承瞭克勞塞維茨和H.K.B.von毛奇的軍事思想，主張速決戰，提出要仿效漢尼拔在坎尼之戰中的戰法，進行大膽的迂回機動，合圍殲滅敵人的基本兵力。他根據德國的戰略地位，提出瞭在東、西兩面作戰的戰爭計劃，成為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略指導的基本依據。法國的F.福煦預測未來的戰爭將是短暫的，其進程將是激烈而快速的。他認為隻有戰鬥才能決定戰爭的結果。在戰爭中軍隊行動的快速性、積極性、高度紀律性和節約兵力等都具有重大意義，而指揮是否得當則是決定因素。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實踐檢驗瞭戰前的各種軍事理論。戰前，各參戰國都立足於短期戰爭，企圖以一兩次總決戰取得勝利，沒有實行國民經濟總動員。至1914年底，雙方已處於僵持局面，不得不作持久的打算而陸續實行國民經濟總動員。交戰各國在戰前確定的戰略方針及所作的預測都落瞭空。戰爭成為長期的，持久的。戰爭的范圍擴大，作戰行動的正面和縱深大大擴展。軍隊對國傢經濟的依賴性增大，國傢的經濟潛力成為奪取戰爭勝利的重要因素。聯盟戰略，協調盟軍的力量，具有重要意義。為適應指揮大規模的戰爭，戰略指揮體制有新的發展，各國都設立瞭軍政合一的最高戰略決策機構。協約國方面還設立瞭三軍總司令。戰前一些國傢已對大兵團的作戰指揮進行瞭研究。如德國出版瞭《德軍高級指揮基本原則》，法國總統頒佈瞭《法國大軍統帥綱領》等。戰爭中形成的諸兵種合同作戰理論受到重視，但在戰略行動和戰役的組織指揮上仍然存在問題，如戰役突破未得到圓滿解決。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戰後新式武器的發明、應用和不斷完善，大大推動瞭資產階級軍事科學的發展。兩次大戰之間，許多國傢對軍事理論的研究空前活躍。意大利的G.杜黑提出“空中戰爭”理論，認為空軍應是未來戰爭的主要的和決定性的工具，依靠空軍奪取制空權並實施空中進攻，即可摧毀敵人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抵抗而保證戰爭取得勝利(見空中戰爭論)。英國的J.F.C.富勒提出的“機械化戰爭”理論，法國的C.戴高樂提出的“職業軍隊”理論和德國的H.von澤克特提出的“小型軍隊”理論，都主張依靠少數精銳的職業軍隊，使用坦克和飛機等新式武器來取得戰爭的勝利。法國的H.P.貝當提出依靠堅固戰略防禦工事制勝的理論。德國的E.F.W.魯登道夫提出瞭“總體戰”理論，認為現代戰爭將是全面戰爭，既要殲滅敵人的武裝力量，又要無情地打擊敵國的工業目標和居民，戰爭進程將是閃電式的，力求速戰速勝。這些理論適應瞭帝國主義國傢統治階級對外擴張、爭奪世界霸權的需要。由於他們主觀片面地誇大某種新式武器或某個軍種、兵種的作用，往往得出錯誤的結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從德、日、意三國發動的局部性侵略戰爭開始的，後來發展為中、蘇、美、英等反法西斯同盟國傢與法西斯軸心國傢之間的世界范圍的戰爭。戰爭中，資產階級的軍事科學再一次經受實踐檢驗並得到新的發展。當時，幾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傢分屬於兩個敵對的聯盟集團。他們從本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和自身的利益出發，各有不同的企圖和不同的戰略思想。法國的軍事思想保守落後，拘泥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迷信馬奇諾防線，實行消極防禦戰略，結果在德國的進攻下很快失敗。德國和日本采取進攻、速決的戰略和突然襲擊的手段，雖在初期取得一系列勝利，但在蘇聯、中國及其他同盟國軍民的堅決抵抗面前，終遭徹底失敗。同盟國進行瞭多次大規模的地面、海上、空中作戰和登陸作戰、空降作戰、防空作戰，取得瞭成功的經驗。在戰爭中，大兵團作戰的組織指揮和軍種、兵種戰術進一步完善，戰役理論和合同戰術得到較全面的發展。由於戰爭規模大，持續時間長，技術兵器數量多，物資消耗成倍增長，軍事對經濟的依賴更大，軍事經濟理論進一步發展。電子計算機的發明和應用，促進瞭軍事運籌學的產生。導彈、原子彈等的研制成功和使用，標志著一個新的軍事技術時代的開始，資產階級軍事理論亦將有新的發展。
中國近代的資產階級軍事科學(1840～1949)
西方資產階級軍事科學的引進 19世紀中葉，殖民主義國傢加緊侵略中國。閉關鎖國的清王朝，政治、軍事日趨腐敗，對資本主義國傢軍事上的發展情況缺乏瞭解。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兩廣總督林則徐開始搜集外國軍事資料，研究敵情，提出組織民眾，軍民配合，沿海各省協力籌防和以守為戰，以逸待勞，在近海和陸地殲敵的抗英方針。戰後，魏源等有識之士，總結和吸取瞭清軍戰敗的教訓，提出瞭“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張造戰艦、制槍炮、練精兵、翻譯西方軍事科技書籍。在他們的影響下，一些軍事技術人員開始探索西方的長技，並編寫瞭一些關於學習西方軍事技術和設防備戰的論著。
清王朝在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戰爭中，除直接利用外國侵略軍屠殺人民外，還由曾國藩、李鴻章大量購買西方槍炮，裝備湘軍陸師、水師和淮軍，對清軍舊式編制作瞭初步改造。太平軍在革命戰爭中，也註重購買和制造先進槍炮裝備自己，采用一些發揮起義軍長處的戰法打擊清軍，並發展瞭農民革命的軍事制度。
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後，清王朝為瞭維護自身統治的需要，開始組織學習和引進西方近代軍事科學。在半個世紀中，先後開辦瞭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局、漢陽槍炮廠等30多個軍工廠（局），仿制西方槍炮彈藥，建造蒸汽艦船，初步建立瞭近代軍事工業體系。清軍的裝備得到改善，組織體制和編制也發生瞭重大變化。舊式水師被近代海軍所代替，在沿海建設瞭部分基地和要塞。陸軍幾經變革後，按步、騎、炮、工、輜等兵種編組成新式陸軍。先後創辦瞭船政學堂、水師學堂、武備學堂、陸軍速成學堂、講武堂及各種專業學堂等70多所軍事學校。聘請外國軍事教官，指導軍事訓練，講授西方軍事學術，並派留學生出國學習軍事科學，初步形成瞭近代軍事教育系統。翻譯和編著瞭《戰法學教科書》、《戰術學》、《防海新論》、《火器真訣》、《兵學新書》等多種軍事書籍，從各方面介紹西方的軍事理論和軍事技術。近代軍事科學的研究取得瞭一定的成果。清軍愛國官兵運用這些成果，取得瞭收復新疆之戰的勝利，在鎮南關大捷、摩天嶺阻擊戰、黃海海戰、天津保衛戰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擊瞭侵略者的氣焰。但是，清代末期學習和引進西方資產階級軍事科學技術，是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指導下進行的，清王朝的政治、軍事思想和根本制度，仍然是封建主義的、腐朽沒落的。所以，並未能挽救清王朝的失敗。
辛亥革命時期和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軍事科學 中國民主革命傢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就主張以武力推翻清王朝，曾和黃興等多次組織武裝起義；辛亥革命後，又領導國民黨繼續同封建軍閥進行不斷的鬥爭。他對軍事問題發表過許多精辟的見解，指導瞭當時的革命戰爭和軍事建設。他所領導的革命政府曾組建瞭廣東艦隊和中山航空隊，開辦瞭廣東海軍學校和航空學校。在蘇聯十月革命的影響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又創建黃埔軍校，並以軍校畢業生為骨幹，建立瞭國民革命軍。這些軍校、軍隊都仿效蘇聯紅軍，建立黨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以革命思想教育官兵，嚴格軍紀，提高軍隊的戰鬥力。中國大革命時期的軍事學術，受到瞭無產階級軍事思想的影響，從而為北伐戰爭的順利進行創造瞭條件。
在此期間，北洋軍閥政府擴建陸、海、空軍，按西方操典進行訓練，並以原來清王朝的軍事學堂為基礎，建立瞭一些軍事學校。其中影響較大的是保定軍官學校。由於進步思潮的影響，該校不少畢業學生後來也參加瞭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工作，有些人成為領導和骨幹，有的還加入瞭中國共產黨。雲南講武堂的畢業生也有類似的情況。
1927年到1949年，除抗日戰爭時期外，蔣介石獨裁統治始終把他的主要軍事力量用於鎮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國民黨政府建立瞭軍事領率機構，以及陸、海、空三軍和炮兵、裝甲兵等特種兵部隊，開辦瞭相應的軍官學校，基本上按照西方和日本的操典、條令和教程進行訓練。先後組織翻譯瞭日、德、意、英、美等國的許多軍事著作，把外國資產階級軍事理論同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張之洞等人的治軍作戰思想摻雜混用。封建、法西斯是蔣介石軍事學術思想的政治特征。
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一些愛國將領和軍事理論傢也著書立說，介紹軍事科學研究的成果，傳播加強國防建設、抵禦外來侵略的思想。如蔣百裡在1937年出版的《國防論》一書中，提出長期抗戰的主張。楊傑在《國防新論》和《軍事與國防》等書中，對當時的國防問題進行瞭比較系統的探討和論述。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K.馬克思、F.恩格斯在創立無產階級革命學說的同時，也創立瞭馬克思主義的軍事理論，為無產階級軍事科學奠定瞭基礎。В.И.列寧、И.В.斯大林、毛澤東等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人，在領導本國人民爭取解放和反對外來侵略的鬥爭中，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本國革命戰爭實踐相結合，先後取得瞭戰爭的勝利，並以自己在軍事理論上的成果，不斷豐富和發展著無產階級軍事科學。無產階級軍事科學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針，吸取古代軍事學和資產階級軍事科學中的精華，排除其糟粕，因而能夠正確地揭示戰爭和軍事活動的客觀規律，使軍事科學得到瞭高度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的軍事理論 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時代，是自由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並開始走向反動的時代，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準備時期。雖然出現過巴黎公社的武裝起義，但就這個時期整個階級鬥爭的形勢來說，無產階級進行暴力革命的條件還不成熟。因此，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當時和歷史上的戰爭，探討戰爭和軍事發展的規律，特別是關於無產階級武裝奪取政權的一些根本問題。
關於戰爭根源的學說 馬克思、恩格斯把戰爭放到社會經濟基礎上來研究，認為戰爭和軍事是一個歷史范疇，有它產生、發展和消亡的過程。戰爭並不是永恒的社會現象。階級社會的戰爭，是私有制和階級剝削的產物。“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系就會隨之消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0頁)。
關於暴力革命的學說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公開宣佈：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的目的，“隻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他們指出，統治者掌握著武裝力量，會使用暴力對付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在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應當采用和平鬥爭方式，在必須用武器的時候就要使用武器，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無產階級不可能單純通過議會鬥爭取得勝利，最終必然要轉到暴力革命，但不是盲動或絕對放棄和平手段。
關於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馬克思、恩格斯從19世紀歐洲發達的資本主義工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出發，認為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一條基本原則，是以組織城市工人武裝起義為中心，先占領城市，奪取國傢政權。巴黎公社起義就是走城市工人武裝起義道路，用暴力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傢機器，建立無產階級政權的偉大嘗試。起義開始後要堅決地不停頓地進攻，要出其不意地襲擊敵人，要善於在決定性的地點和決定性的關頭集中優勢力量，保持精神上的優勢，勇敢地去奪取勝利；起義和戰爭一樣，是一種藝術。
關於建立革命軍隊的學說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有組織的暴力首先是軍隊，它是實現階級統治的工具。無產階級為瞭奪取政權，必須擁有自己堅強的武裝力量。在獲得勝利以後，還必須憑借武裝力量保衛革命的成果，維持自己的統治，“無產階級專政的首要條件就是無產階級的軍隊”（《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2卷第362頁）。恩格斯曾提出，人民武裝力量的組織應由正規軍和工人農民自衛軍兩部分組成，並強調加強紀律、訓練和掌握軍事知識的重要性。
關於人民戰爭的學說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為瞭自身的解放而鬥爭，應該武裝起來，實行人民戰爭。普遍武裝人民，訓練人民，組織群眾起義，到處組織遊擊隊，這是不夠強大的軍隊抵抗比較強大和組織良好的軍隊，戰勝反動統治者和侵略者的唯一方法。馬克思、恩格斯同時指出軍隊在人民戰爭中的骨幹作用；闡明瞭人與武器的關系：“贏得戰鬥勝利的是人而不是槍”，當然，武器裝備在戰爭中也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關於戰略戰術的學說 馬克思、恩格斯科學地闡明瞭政治、經濟、技術條件與戰略戰術的關系，指出:“新的軍事科學是新的社會關系的必然產物。”“無產階級的解放在軍事上同樣也將有它自己的表現，並將創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戰方法。”（《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1卷第184頁）作戰方法改進的前提，是新的生產力，是更好地武器的發明和兵士成分的改變。他們還論述瞭戰略戰術的一系列重要問題，如最有效的防禦仍然是以攻勢來進行的積極防禦，戰略的奧妙就在於集中兵力，成功的機動有助於取得最後的勝利，時間就是軍隊，以及在決定意義地段的進攻，決戰問題，軍隊指揮問題，後方和後勤的重要性等。
列寧、斯大林的軍事理論 列寧、斯大林生活於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反動統治的暴力革命已成為直接實踐。列寧、斯大林的軍事理論，是以馬克思、恩格斯的軍事理論為基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無產階級軍事科學的進一步發展，並直接指導瞭俄國無產階級的武裝革命和鞏固、保衛蘇維埃政權的鬥爭。
列寧在領導俄國革命、反對帝國主義武裝幹涉及國內戰爭時期，繼承和發展瞭馬克思、恩格斯的軍事學說，為蘇聯軍事科學奠定瞭基礎。
關於帝國主義時代戰爭的學說 列寧科學地闡明瞭“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即暴力)的繼續”的原理，指出戰爭與和平都是不同階級的政治的繼續，戰爭是階級鬥爭尖銳化的表現，深刻地揭示瞭戰爭的階級本質。戰爭的性質是由政治目的決定的，有正義的革命戰爭和非正義的反革命戰爭。擁護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是馬克思主義者對待戰爭的根本態度。列寧對帝國主義時代的戰爭進行瞭透徹分析，認為：“現時的戰爭產生於帝國主義。”帝國主義階段，除瞭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外，還會有革命的民族起義和戰爭，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起義和戰爭，以及這兩種戰爭的匯合等。民族解放戰爭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
關於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學說 列寧認為，帝國主義戰爭加劇瞭反動政府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造成瞭無產階級革命的有利條件，開辟瞭社會主義革命的新紀元。無產階級革命將首先在一個或幾個國傢中獲得勝利。“要努力把各國之間的帝國主義戰爭變為被壓迫階級反對壓迫者的國內戰爭，變為剝奪資本傢階級的戰爭，變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爭取實現社會主義的戰爭。”（《列寧全集》第21卷325～326頁）根據俄國二月革命後的情況，列寧、斯大林和俄共（佈）的其他領導人一起，組織領導工人和革命士兵舉行武裝起義，取得瞭十月革命的勝利，建立瞭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傢，創造瞭社會主義革命首先在一國勝利的典范。
關於建設無產階級軍隊的原則 列寧創建瞭俄國工農紅軍。他反復強調建立無產階級軍隊的極端重要性，提出瞭建設新型的無產階級軍隊的一系列原則。為瞭把紅軍建設成無產階級的、為勞動者的利益而鬥爭的軍隊，他指出必須加強無產階級革命意識的教育；通過政治委員、黨支部和加強政治工作，實現無產階級政黨對軍隊的領導；培養無產階級優秀分子成為軍隊的骨幹，合理利用舊的軍事專傢；實行一長制；強調軍隊中必須有最嚴格的紀律，覺悟和紀律是軍隊力量的源泉；認真學習軍事，加強軍事訓練；掌握科學技術，建設現代化的軍隊。
關於人民戰爭及其戰略戰術原則 列寧認為，戰爭是對每個民族的全部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全面考驗。他要求實現全民武裝，動員全民參戰，廣泛開展人民戰爭。號召一切為瞭前線，大傢都來支援戰爭，把全國變成軍營，這樣才能徹底打倒反動勢力；提出必須實行正確的革命政策和措施，把戰爭的性質和目的告訴人民。他指出應該做好宣傳、組織群眾，特別是臨近前線地區的工作；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建立鞏固的有組織的後方。他還要求嚴肅地對待國防，精確地估計力量對比，發展國傢的經濟，增強國防力量；強調要善於利用敵人矛盾，爭取同盟，各個擊破。列寧提出除瞭學會進攻之外，還必須學會防禦和必要的退卻；他認為在決定時機和決定地點擁有壓倒優勢是軍事勝利的規律；要求實現統一指揮，集中管理；加強軍事科學研究等。十月革命後，在同德國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列寧采取瞭靈活的策略，保衛瞭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接著又領導蘇維埃俄國軍民，粉碎瞭帝國主義的武裝幹涉和白匪軍的武裝叛亂，使蘇維埃政權進一步鞏固，同時豐富和發展瞭進行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
列寧逝世後，斯大林和Μ.В.伏龍芝等在進行軍事改革的同時，加強軍事科學的研究工作。隨後斯大林又同Κ.Е.伏羅希洛夫、Μ.Н.圖哈切夫斯基等蘇軍領導人一起，為加強蘇聯的國防建設和戰爭準備作出瞭不懈的努力。蘇聯衛國戰爭初期，斯大林雖有失誤，但他動員和依靠蘇聯人民奮勇參戰，運用正確的戰略戰術原則，領導蘇聯軍民取得瞭衛國戰爭的勝利。在鬥爭實踐中繼承和發展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軍事理論。
關於國防建設的學說 斯大林要求“要在國內創造一切技術上和經濟上的必要前提來最大限度地提高國防力量”（《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58頁）。在軍隊建設上，要求保持並鞏固紅軍在政治、思想方面的特點；同時指出，使紅軍擁有精良的武器裝備是戰鬥實力的基礎。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進程中，制定瞭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的方針，建立瞭可靠的戰略後方工業基地，為國防奠定瞭牢固的經濟和技術基礎。到衛國戰爭前夕，蘇軍的裝備和技術水平已有較大的提高。戰爭爆發後，提出把全部工作轉到戰時軌道上來，集中全部力量增加生產和進一步改進武器裝備，為取得衛國戰爭的勝利奠定瞭物質基礎。
關於決定戰爭命運的因素 斯大林在20年代後期曾提出，決定戰爭命運的歸根到底是正確的政策和千百萬群眾的同情與支持。蘇聯衛國戰爭期間又提出：“現在戰爭的命運不會由突然性這種偶然因素來決定，而要由那些經常起作用的因素──後方的鞏固性，軍隊的士氣，師的數量和質量，軍隊的裝備，軍隊指揮人員的組織能力來決定。”（《斯大林軍事文集》第252頁）這對提高蘇聯軍民的鬥志和勝利信心，對加強軍隊建設和戰爭指導都具有重要意義。
關於戰略戰術原則 斯大林指出戰略必須完全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綱領為依據。戰略最重要的任務是規定基本打擊方向，預先決定各次戰役的性質。策略是服從與服務於戰略的。作戰方式、戰爭形式不是永遠一樣的，要善於機智地運用。軍事藝術的任務就是保證自己擁有一切兵種，使它們日臻完善，並善於把它們的行動配合起來。斯大林領導蘇聯軍民進行衛國戰爭期間，強調在防禦階段實行積極防禦，正確地組織退卻和適時地實施反攻；建立強大的戰略預備隊；正確選擇主要突擊方向；集中優勢兵力，發揮協同作戰威力，合圍殲滅敵重兵集團；不給敵以喘息機會，並要求廣泛開展敵後遊擊戰。同時，重視總結戰爭經驗，組織修改條令、教令，加強部隊訓練。蘇聯衛國戰爭的勝利，使無產階級軍事科學獲得瞭進一步的發展。
毛澤東軍事思想 毛澤東軍事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戰爭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總結瞭歷史上的戰爭經驗，探索中國革命戰爭所特有的規律，用以指導中國革命戰爭取得瞭勝利。處於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舊中國，是一個落後的、以小農經濟為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國，毛澤東等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通過長期戰爭實踐，不僅探索瞭中國革命戰爭的特殊規律，而且揭示瞭戰爭和戰爭指導方面的許多普遍性原理，大大地豐富和發展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軍事理論。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許多領導人都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瞭積極的貢獻。
關於戰爭觀及方法論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理論基礎。毛澤東指出，戰爭是“從有私有財產和有階級以來就開始瞭的、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傢和國傢、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的鬥爭形式。”(《毛澤東選集》第155頁，人民出版社，1964)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是現代戰爭的根源。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共產黨人研究革命戰爭的規律也出發於消滅一切戰爭的志願。戰爭是有規律的，戰爭規律是可以認識的。研究和指導戰爭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著眼其特點和發展。必須熟識敵我雙方各方面的情況，找出其行動規律，並且應用這些規律於自己的行動。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人是戰爭的決定因素。戰爭指導者必須在既定的客觀物質基礎上，充分發揮人的自覺的能動性，使主觀指導符合客觀實際，並善於運用辯證法進行作戰指導，去爭取戰爭的勝利。
關於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 毛澤東認為，中國不同於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傢，不能走城市武裝起義的道路，因為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國，資本主義經濟十分薄弱，農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有絕對優勢，在敵我力量極其懸殊的條件下，不能把武裝鬥爭的矛頭指向敵人統治力量強大的中心城市，而應指向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特別是在各省交界處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把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權結合起來，使之成為支持長期戰爭的戰略基地，在農村聚集力量，以農村包圍城市，逐步發展壯大，最後奪取城市，取得全國勝利。實踐證明，這是中國革命唯一正確的道路。中國的革命實踐，對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暴力革命的學說，具有重大的意義。
關於建設人民軍隊的理論 毛澤東指出，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質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戰爭。為瞭把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性質的新型人民軍隊，毛澤東在長期鬥爭實踐中提出瞭一整套建軍理論和原則。主要有：人民軍隊是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主要是戰鬥隊，又是工作隊、生產隊（見三大任務）；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人民軍隊的唯一宗旨；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實行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在部隊中建立各級黨的組織，支部建在連上；建立強有力的革命政治工作，實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的政治工作原則；自覺執行紀律，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註意；實行集中指導下的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民主等等。
關於人民戰爭及其戰略戰術原則 毛澤東指出，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隻有動員和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兵民是勝利之本。中國革命戰爭，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人民戰爭。它以廣大的農村革命根據地為依托，以人民軍隊為骨幹，實行主力兵團、地方兵團和民兵遊擊隊相結合，武裝群眾和非武裝群眾相結合；並把武裝鬥爭同各條戰線的非武裝鬥爭配合起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敵人。毛澤東和朱德等領導人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創造瞭一整套以劣勢裝備的人民軍隊戰勝優勢裝備敵人的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提出瞭以“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為核心的遊擊戰的戰略戰術。後來毛澤東又提出瞭積極防禦，誘敵深入，集中兵力，打運動戰、速決戰、殲滅戰等一系列作戰方針和原則。抗日戰爭時期，他提出瞭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戰略的內線持久防禦戰和戰役戰鬥的外線速決進攻戰的具體方針；並及時引導全軍實行戰略轉變，把遊擊戰提高到戰略地位，按照“基本的是遊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方針，在敵後建立抗日根據地，放手發動群眾，積極殲滅敵人，使人民武裝力量迅速發展壯大，在國內外抗日力量的配合下，打敗瞭日本帝國主義。解放戰爭中，他堅持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的方針，在戰略防禦階段，指導全軍采取以運動戰為主，與陣地戰、遊擊戰相結合的作戰形式，運用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方法，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不斷轉化敵我力量對比，並總結出著名的十大軍事原則。在戰略進攻階段，組織進行大規模的戰略決戰，殲滅敵人重兵集團；並實施戰略迂回包圍，殲滅潰逃之敵。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是戰略進攻階段殲敵重兵集團的光輝范例（見遼沈戰役，平津戰役，淮海戰役）。毛澤東還總結提出解決敵人的三種方式：天津方式（戰鬥解決）、北平方式(和平改編)和綏遠方式（留待以後改編），從而加快戰爭進程，迅速解放瞭全國大陸。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志願軍與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打敗瞭使用除原子彈以外的各種現代化武器的美國軍隊，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又有新發展。毛澤東根據新的情況和經驗，提出瞭實行戰術的小包圍、打小殲滅戰，爾後再逐步打大殲滅戰的方針；要求重視對敵坦克、飛機、空降兵作鬥爭；及時總結瞭以坑道為依托的陣地防禦和反擊作戰的經驗。以上這些建立在人民戰爭基礎上的戰略戰術，是適應當時的情況提出來的，它反映瞭戰爭的客觀規律，所以成為克敵制勝的法則。
關於國防現代化建設的學說 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就指出，革新軍制離不開現代化。解放戰爭時期，要求加強炮兵、工兵等兵種的建設和現代化運輸工具的運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又及時提出加強國防，建設包括海軍、空軍以及其他技術兵種的現代化革命武裝力量和發展現代化國防技術（包括用於自衛的核武器）的重要指導思想。他論述瞭正確處理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明確要在增強國傢經濟實力的基礎上來增強軍事實力；要求軍隊必須掌握最新裝備和隨之而來的最新的戰術，使部隊正規化建設與現代化裝備相適應，並強調軍隊要嚴格訓練，嚴格要求；指出興辦各類軍隊院校，加速培養幹部，成立軍事科學研究機構，加強軍事理論研究，總結在新條件下的作戰經驗，以及制定各種條令、條例等，對加強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意義。他對司令部工作、政治工作、後勤保障也都提出瞭新的要求。他還強調民兵工作的組織、政治、軍事落實，充分發揮民兵在保衛和建設國防中的作用；並提出有計劃地加強人民防空和有計劃地進行國防工程建設的方針、原則。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領導下，在毛澤東軍事思想指引下，中國人民解放軍建成瞭一支包括海軍、空軍和陸軍各兵種以及戰略導彈部隊的現代化軍隊，自力更生地全面發展瞭國防科技，建設瞭國防工業。1964年10月，成功地試驗瞭第一顆原子彈，隨後又成功地試驗瞭氫彈、導彈核武器，實現瞭遠洋和從水下發射運載火箭，掌握瞭近地軌道和同步軌道的人造地球衛星及回收技術，使中國的軍事技術在這些方面跨進瞭世界先進行列，使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達到瞭一個新水平。
上述理論，集中反映在毛澤東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論聯合政府》、《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等一系列著作中，也反映在各個時期由他起草的大量文件、電報中。毛澤東軍事思想是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勝利的指針，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革命戰爭和國防現代化建設的經驗概括。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戰爭與軍事科學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國際形勢發生瞭巨大的變化。美國和蘇聯在爭奪世界霸權的激烈鬥爭中，不斷加緊軍備競賽，運用各種手段爭奪勢力范圍。在他們兩國之間和北大西洋公約、華沙條約兩個軍事集團之間雖然沒有爆發戰爭，但世界許多地方的局部戰爭卻不斷發生。其中有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進行侵略擴張的戰爭和武裝幹涉；有爭取民族獨立和反對國內反動統治的解放戰爭和武裝起義；也有第三世界國傢之間發生的戰爭和邊界沖突。有不少戰爭是由美、蘇兩國操縱或直接出兵進行的。他們把局部戰爭作為爭奪霸權、擴張勢力范圍的手段和新式武器的試驗場。
戰後幾十年間，人類社會經歷著一場新的技術革命。核能技術、電子計算機技術、航天技術、微電子技術、激光技術等一系列新技術迅速發展起來，並首先應用於軍事領域，引起瞭作戰手段和作戰樣式的巨大變化。由於軍事技術的發展和政治、軍事鬥爭的需要，一些國傢軍事科學研究的重點曾出現過兩次明顯的變化。首先是核武器的迅速發展，使核戰爭成為軍事科學研究的重點問題。“核武器制勝論”和“核威懾戰略”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成為美蘇兩國軍事思想和軍事戰略的基礎。爭奪核優勢和進行核訛詐，成為他們進行政治、軍事角逐和對外擴張的重要手段。無核和少核國傢處於美蘇兩國的威脅下、除堅持反對核軍備競賽外，也重視研究如何對付核戰爭，防備核突襲，探討在核條件下軍隊建設和作戰的一系列問題。其次，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美、蘇之間核僵局的出現，研究以核武器為後盾的常規戰爭，特別是使用新的高技術常規武器的局部戰爭，又成為美、蘇等一些國傢軍事科學研究的重點課題。戰略戰術上也有所發展。美軍提出瞭空地一體作戰的理論。蘇軍則強調高速度、大縱深和立體作戰的理論。與此同時，美、蘇之間還展開瞭一場以發展空間武器為重點的軍備競賽。美國提出“星球大戰”計劃，以期打破核僵局，奪取對蘇聯的戰略優勢。蘇聯也加緊發展自己的空間武器，力圖保持與美國的均勢。西歐國傢也聯合成立瞭歐洲航天局，企圖在20世紀內成為世界第三個“空間大國”。有的國傢還提出瞭在西歐建立防禦導彈的新防禦系統的“歐洲防禦倡議”。
中國的軍事科學研究工作，幾十年來一直以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為依據，重點探討現代條件下進行人民戰爭的有關問題，探索國防現代化建設的發展規律。其目的是加強國防，反對侵略，使中國的國防成為制約戰爭、維護和平的強大力量。中國研制和裝備有限數量的核武器，完全是為瞭自衛，為瞭打破超級大國的核壟斷。中國政府曾一再宣佈，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並且主張全面禁止和銷毀核武器。中國發展航天技術，是為瞭和平的目的。中國堅決反對空間軍備競賽和空間軍事化。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人民解放軍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進入新的歷史時期，軍事科學有瞭新的進展，提出瞭許多重要的理論和觀點，為國防建設從指導思想上實現戰略性轉變和進一步貫徹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提供瞭理論依據。中國的軍事科學體系也日益完善。
現代軍事科學體系
軍事科學體系，包括軍事科學的整體結構、學科的設置和分類，以及各學科之間的關系等。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軍事科學領域的學科劃分越來越多、越細，各學科間的相互依存關系也越來越密切。加強對軍事科學體系的研究，對於軍事科學的全面發展及各學科的發展，有重要意義。雖然各個國傢的情況不同，軍事科學的結構、學科的劃分、研究的重點互有差異，但一些基本學科的設置則是大同小異的。如蘇聯軍事科學結構中，包括軍事科學總論、軍事藝術理論（含戰略、戰役法和戰術的理論）、軍隊指揮管理理論、軍隊建設理論、軍隊訓練教育理論、軍事經濟和後勤理論、民防理論和軍事歷史等組成部分。西方國傢的軍事理論研究也大體涉及這些內容。有的還包括國防政策研究、和平時期的威懾戰略和危機處置等課題。
中國現代軍事科學，包括軍事理論科學和軍事技術科學。它們是軍事科學完整體系的兩大組成部分。在一定經濟、政治基礎上，軍事理論和軍事技術的發展，是國防力量發展的先決條件，是實現國防現代化的關鍵。就兩者的關系而言，軍事理論是先導，它對軍事技術的發展和運用起著指導作用；軍事技術又對軍事理論的變革和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
軍事理論科學 大體分為軍事思想和軍事學術門類，分別形成若幹學科。
軍事思想 通常包括戰爭觀和戰爭與軍事問題的方法論，戰爭指導思想，建軍指導思想等。它的任務是揭示戰爭的本質和基本規律，研究武裝力量建設和使用的基本原則，並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國傢、軍隊、主要領導人和軍事傢在戰爭與軍事問題上的基本思想、觀點和理論。
軍事學術 研究戰爭指導和軍隊建設的規律和方法的各學科的統稱。這些學科是：戰略學、戰役學、戰術學、軍隊指揮學、軍事運籌學、軍制學、戰爭動員學、軍事教育訓練學、軍隊政治工作學、軍隊後勤學，以及軍事歷史學、軍事地理學等。
戰略學是研究全局性的戰爭規律的學科。戰役學和戰術學分別研究戰役、戰鬥的規律和組織實施。有些國傢或軍事傢，把上述各學科所研究的戰略、戰役法和戰術等統稱為“戰爭藝術”或“軍事藝術”。軍隊指揮學是研究軍隊指揮規律的學科，是隨著指揮工作的發展和現代化而從前面三個學科中分化出來的。軍事運籌學是一門新興的學科，它運用數學和現代計算技術對軍事問題進行定量分析和系統籌劃，以選取最優或滿意方案供軍事決策者參考。
軍制學研究軍事力量的組織、管理、發展和儲備等各種制度。
戰爭動員學研究國傢由平時狀態轉入戰時狀態，並調動人力、物力、財力為戰爭服務。
軍事教育訓練學主要研究軍事理論教育和作戰指揮、戰鬥技能等教練活動的規律和方法。
軍隊政治工作學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最富有特色的學科之一，它以中國共產黨在軍隊中的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同時也研究中國古代和外國對軍隊所進行的各種政治性工作。
軍隊後勤學主要研究軍隊後勤建設及後方勤務的組織指揮和財務、軍械、軍需、車輛、油料、營房、衛生和軍事交通等保障工作的規律和方法。
軍事歷史學主要是通過研究過去的戰爭和軍事建設，以總結經驗，探索軍事指導原則和軍事發展規律，是一門有悠久傳統的學科。包括戰爭史、軍隊史、軍事思想史、軍事學術史、軍事技術史等。軍事理論就是在研究軍事歷史和現實情況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軍事地理學研究軍事與地理的關系，探索地理環境對國防建設、軍事行動的影響和在軍事上運用地理條件的規律。
軍事技術科學 它的研究對象，包括現代各種武器裝備的研制、生產、使用和維修保養等技術，以及軍事工程和軍事系統工程等。軍事技術是建設武裝力量和進行戰爭的物質基礎與技術手段。軍事技術科學的分類，包括基礎理論和各個應用學科，後者可以按現代武器裝備在各軍種、兵種中日益專門化和綜合化的趨勢來劃分，如海軍技術、空軍技術、戰略導彈部隊技術、裝甲兵技術等；也可以按武器裝備的種類來區分，如槍械、火炮、坦克和裝甲車輛、軍用飛機、艦艇、導彈、核武器，以及自動化的通信、指揮、偵察系統，等等。
軍事科學體系不是固定不變的，它隨著軍事和軍事科學的發展而發展。新的軍事專業不斷出現，學科隨之增加，課題研究的分工越來越細。如戰略理論的研究，除瞭總體的研究外，還分別有各種戰略的研究，諸如核戰略、海洋戰略、空中戰略、外層空間戰略以及戰區戰略、後勤戰略，等等。這樣就可能從戰略學中分化出一些分支學科來。另一方面，由於軍事與政治、經濟、科技等領域的關系密切，軍事科學同其他領域中一些學科的聯系日益加強，互相交叉，互相滲透，從而又逐漸形成一些新的邊緣學科，如國防經濟學、國防外交學、國防教育學、軍事管理學、軍事社會學、軍事人才學、軍事倫理學、軍事心理學等，軍事技術領域的邊緣學科則為數更多。
中國發展軍事科學的方向
當代世界正處於一個劇烈動蕩的時期。許多資本主義國傢雖然生產力發展水平較高，但其中不少國傢時常發生經濟、政治危機。社會主義國傢的經濟、政治體制改革正在探索中前進。美、蘇兩國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波及國際關系的各個領域，局部戰爭此起彼伏，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同時，和平力量不斷增長，經過各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和平力量壓倒戰爭力量，避免新的世界大戰是有可能的。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傢，正在沿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需要有一個長期穩定的國際和平環境。中國一貫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對外政策，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中國絕不侵占別國的一寸土地，也決不容許任何侵略者侵犯中國的領土和主權。中國的國防現代化建設事業，就是從這個根本立場出發的。為瞭保證國防現代化建設，適應鞏固國防和今後反侵略戰爭的需要，循著正確的方向發展中國的軍事科學，是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
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針 當前世界軍備競賽空前激烈，軍事科學方興未艾，各種軍事思想非常活躍。在這樣的情況下，進一步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原理，從實際出發，在軍事領域中進行新的探索，解決新的問題，這是發展中國軍事科學的根本方向。無論國際形勢發生何等復雜的變化，世界科學技術如何迅速發展，對於戰爭和戰爭指導的一切問題，都必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基本觀點和方法，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和研究，防止資產階級唯心論、機械唯物論和形而上學的侵蝕，把軍事科學研究引到錯誤的道路上去。馬列主義軍事理論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基本論點，仍然是科學的真理。以戰爭觀為例，關於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論斷，並未因為新技術的出現而過時，當代的任何一次戰爭，沒有不是由於政治矛盾的激化而引起的；科學技術的進步並未使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和帝國主義侵略擴張政策有本質的改變；帝國主義、霸權主義仍然是現代戰爭的根源。對於每一次戰爭的性質，仍然要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區別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從而正確決定態度和對策。對於制約和影響戰爭勝負的因素，仍然要把軍事和政治、經濟、科學技術以及其他因素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的考察，力求作出正確的判斷。
重視現代科學技術迅速發展對軍事的重大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新式武器不斷出現，軍隊裝備迅速更新。武器的威力、射程、命中精度和自動化程度空前提高。尤其是導彈、核武器等戰略武器系統的發展，使軍事技術成為實現一定戰略目的的直接手段。與此同時，兵力兵器的機動能力大大增強。用於指揮、控制、通信、情報和工程保障、後勤保障及軍事訓練等的技術裝備也日益先進。軍隊的組織編制和作戰能力以及戰爭的樣式都發生瞭深刻的變化。戰爭的突然性、破壞性空前增大。軍事活動的范圍，從地面、海洋、空中向外層空間擴展。電子對抗貫穿於戰爭準備與實施的全過程。由於軍事技術的長足發展，現代戰爭出現瞭嶄新的特點，更加突出瞭軍事技術在國防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作用，對軍隊的軍事政治素質也提出瞭更高的要求。所有這一切，對軍事思想和軍事學術的發展產生著全面的影響，忽視新特點、新變化的保守傾向是十分有害的。當然，技術決定一切的片面的觀點也須防止。
立足於本國國情，著眼於未來戰爭 世界各國研究戰爭，發展軍事科學，無不立足於實際情況與本國的利益和需要。當今世界各國在軍事科學方面的交往雖然更為廣泛，互相促進和借鑒，軍事科學的發展日益受國際因素的影響，但是，每個國傢都不能離開本國國情去探討軍事科學，超階級、超民族、超國傢的軍事科學是不存在的。軍事科學研究，從戰略戰術到技術裝備的研制使用，都不能離開一定的經濟、政治、文化、歷史傳統、地理環境以及作戰對象等條件。例如現在的科學技術水平不斷提高，但對中國來說，仍然要著重探討現代條件下依靠人民戰爭，以劣勢裝備的革命武裝力量戰勝有優勢裝備的侵略者的戰略、戰役法和戰術等問題。發展軍事科學，既要立足於自己特定條件的基礎上，又要面向世界和未來。為此，須重視對未來戰爭的軍事預測。這是無產階級軍事科學的一項重要功能。隻有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才可能科學地預測未來。毛澤東說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就是政治上軍事上的望遠鏡和顯微鏡”，就包括這種預測功能。科學的預測完全在於嚴格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對有關的各方面情況進行實事求是的調查研究，掌握它的發展規律。知道它的昨天和今天，才能知道它的明天。資產階級軍事科學和一些資產階級軍事傢，能在某些方面作出具有一定科學性的預測，原因也在於重視客觀實際。目前處於相對和平的時期，許多國傢的軍事研究機構都在進行對20世紀末或21世紀初的軍事形勢和未來戰爭的預測。軍事預測需要充分應用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及時掌握有關未來發展的各種信息，諸如和平時期國防力量發展情況，世界政治形勢和軍事鬥爭態勢，可能到來的戰爭的性質、特點和有關各方的戰略、戰役法、戰術，等等。隻有全面掌握可靠的信息，並應用科學的方法進行分析研究，才可能作出較為準確的判斷，從而為軍事決策提供較為可靠的依據。
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充分應用現代科學方法 現代科學方法，例如系統論、信息論和控制論，以及建立在電子計算機基礎上的數學方法和模擬方法等在軍事上的運用，可以對某些技術性強的軍事活動過程進行定量分析研究，使軍事科學在一定程度上獲得新的“實驗”手段，從而提高軍事科學研究的效率。現在，這些方法已在不同的程度和范圍內應用於軍事預測、作戰模擬和軍隊的編制體制、教育訓練、後勤保障的研究，以及現代武器裝備的發展規劃、總體設計、費效分析和生產管理等方面。但是制約和影響戰爭的因素很復雜，戰爭中情況瞬息萬變，對於這種參數多、隨機性強的社會動態過程，目前的數學工具還難以進行精確的描述。同時，戰爭是由人進行的，戰爭的進程和結局固然離不開那些可以進行定量分析的客觀因素，然而更重要的是戰爭的性質、民心士氣和參戰人員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這些問題就很難單純應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來解決。因此不能把數學方法和模擬方法絕對化，更不能以這些方法代替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甚至同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對立起來。必須在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的指導下，把人的經驗、素質和智慧同現代科學方法結合起來，辯證地應用和發展這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