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實物抵押借貸融通，從事高利貸盤剝的形式，通指經營這種營利組織典鋪、當鋪的總稱，亦稱質庫、解庫、解典鋪。
清代典當業活動範圍由城市伸入農村，成為遍佈全國城鄉的重要借貸組織。康熙時，據稅收資料估計，全國至少有典當二萬餘傢。乾隆時，北京城內外有官民開設的大小當鋪共六七百傢。鴉片戰爭後，由於城鄉人民生計日益貧困，典當業出現典、當、質、按、押不同等級的劃分。最大的是典鋪，資本較多，贖當期較長，利息較輕，接受不動產和動產抵押，對押押款額不加限制；當鋪隻接受動產抵押，押款定有限額；再次為質鋪（山西、安徽稱質，廣東、福建則稱按）；押店最小，贖當期最短，利息也最高。由於清政府所征當稅、帖捐不斷增加，視營業規模大小而多寡不等的各項攤派日益繁多，商人為減輕負擔，並擺脫典當行會業規的限制，後來新設典當多稱質鋪或押店，原有典當也有改稱押店的，各類界限已難區分。此外，還有一種所謂“代當”，亦稱“代歲”，或稱“接典”，多設於鄉鎮，如為大典當的分店，稱“本代”；與大當鋪訂立合同，經營質押的代理業務，則稱“客代”。
山西太谷縣普濟質店當鋪幌子
借款人去當鋪借貸，主要是應付傢庭生活上的緊迫需要，也有個體小生產者用於小本經營，或農民用於生產的。借貸時先要送上實物驗收作押，由當鋪付給“當票”，載明所當物品及押借價款，作為當戶到期贖取押品的憑證。為使業外人無法辨認，書寫當票多用特殊字體，當物雖為新衣，必寫成舊衣或註明“破爛”；對金銀照例寫成銅鉛；對器皿則冠以“廢”字。借款期限、押借金額和利息高低，根據押品性質和當鋪大小因地而異。期限一般自六個月至二年不等。押借金額大多在押品價值五成上下，到期無力取贖，就成“死當”，押品由當鋪沒收。清代官方規定，典當利息每月不得超過三分，實際上大大超過，利息須按月計算。過月幾天，也加計一月息。當鋪在收付款項時，又以所謂“輕出重入”或“折扣出滿錢入”的手法，盤剝當戶。貸出現金隻按九四、九五甚至九折付款，當戶贖當時則要十足償付，利息也照當本十足計算；此外還有各項額外費用的征收。而且抵押品價值越小，贖期既短，利息也最高，故貧窮勞動人民所受剝削也最沉重。鄉鎮上的當鋪還有以糧谷為當本或與大囤戶勾結，進行糧食的貸放和買賣等投機操縱活動，農民又須承受實物損耗和進出差價等損失。典當業的殘酷剝削，曾激起廣大人民的反抗。盡管官府對當鋪予以保護和扶植，各地搶劫、焚掠當鋪一類事件仍時有發生。
早期典當業多系獨資經營，資本自數千兩至數萬兩不等，幾乎為山西、陜西商人（俗稱山陜幫）和徽商的專業。封建官府和貴族官僚也把它看作營運資本的有利處所。內務府曾在北京開設官當鋪十幾處，地方當局也有由官自行設典生息。國庫和地方各庫官款經常撥出一部分發交典商當商生息，稱生息銀，利率約七八厘至一分。大官僚大商人投資開設典當牟利的，亦屢見不鮮。康熙朝刑部尚書徐乾學曾將本銀十萬兩交給佈商陳天石經營典當；乾隆朝大學士和珅擁有當鋪七十五座；光緒時大買辦商人胡光墉有當鋪二十餘處，分設各省。典當業集中體現瞭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體的高利貸資本的活動。官款存放生息曾是這種高利貸活動的有力支柱；一般當鋪還可自己簽發銀票、錢票，作為信用工具，因而其貸出金額（俗稱“架本”）遠遠超過自有資本。後來，官銀錢號開設，票號、錢莊業務發達，官額存放減少，則依靠票號、錢莊轉手借貸的支持，原有典鋪、當鋪逐漸衰落。光緒十四年(1888)，北京以外各省典當約共七千餘傢，較前期減少很多。1912年，全國登記的典當數減至四千餘傢。押店則繼續增加，其營業重點亦逐步由城市而轉向鄉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