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生產狀況和階級狀況尚未成熟時期產生的一種社會主義學說。它同現代無產階級先驅對資本主義剝削和壓迫的自發反抗相適應,代表瞭當時無產者群眾的利益以及要求。

  歷史發展和代表人物 空想社會主義從作為人類的先進思想出現到最後轉向反面,一共經歷瞭300多年。16和17世紀,T.莫爾(1477~1535)和T.康帕內拉(1568~1639)對理想社會制度作瞭空想的描寫。188世紀末的F.-N.巴貝夫(1760~1797)是當時主張徹底廢除私有制和“平等取”即平均分配的代表和領導者。18世紀,摩萊裡(約18世紀)和G.B.de馬佈利(1709~1785)開始對共產主義進行理論探索。H.de聖西門、C.傅立葉和R.歐文是19世紀初期批判的和空想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代表,他們的學說標志著空想社會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19世紀30和40年代,當聖西門派已經瓦解、傅立葉派和歐文派又逐漸沒落時,在工人群眾中出現瞭以L.A.佈朗基(1805~1881)、E.卡貝(1788~1856)、T.德紮米(1803~1850)和W.魏特林(1808~1871)為代表的空想共產主義思潮。

T.莫爾

T.康帕內拉

F.-N.巴貝夫

摩萊裡

G.B.de馬佈利

L.A.佈朗基

E.卡貝

T.德紮米

W.魏特林

  在經濟思想史上,空想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作為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對立物出現的,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者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初的批判傢。18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經濟學說也是和同時代的資產階級經濟理論相對立的,例如馬佈利就是重農學派的反對者。19世紀初,“在政治經濟學上的李嘉圖時期,同時也出現瞭[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反對派──共產主義(歐文)和社會主義(傅立葉、聖西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260頁)。19世紀30和40年代的空想共產主義則是同時代的庸俗政治經濟學的對立物。

  對前資本主義的認識 空想社會主義者探討瞭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經濟制度。他們許多人都認為,人類歷史的起點是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摩萊裡等人試圖論證原始社會中人們共同勞動,共同享有勞動成果的必然性。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為人類社會是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歷史過程。聖西門認為,奴隸制度減少瞭對戰俘的殺害,促進瞭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分工,因而對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產生過有利的影響。同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社會制度相比較,中世紀形成的神學和封建體系更大地向前推進瞭人類文明。

  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 所有空想社會主義者都批判瞭資本主義制度,莫爾揭露瞭資本原始積累,痛斥瞭剝奪農民土地的圈地運動,指出這是羊吃人。聖西門把無政府狀態稱作“一切災難中最嚴重的災難”,認為經濟自由必然導致這一狀態。傅立葉認為雇傭勞動制度是“恢復奴隸制度”,資本主義工廠是“溫和的監獄”。歐文抨擊瞭資本主義私有制,認為私有制是一切階級之間紛爭的根源。他揭露瞭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階級剝削關系,工人創造瞭巨量的社會財富,卻被工廠主、商人、銀行傢、經紀人、收租者、食利者以及達官顯貴所瓜分。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大多數人都淪為“工資制度的奴隸”。空想社會主義者都確信,資本主義應當為社會主義所代替。

  對理想社會的設想 空想社會主義者對未來理想社會的經濟問題都作瞭不少揣測和設想,其中有許多積極因素。

  過渡時期 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從現存社會進入未來理想社會,要經過過渡時期。傅立葉認為,從分散生產的文明制度到復雜協作的和諧制度,中間必須經過兩個過渡時期:半協作的保障制度和簡單協作的協作制度。歐文認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公社制度,必須經過一個社會改造過程。在過渡時期要解決兩大經濟任務:①根據合作原則組織生產;②根據勞動公平交換原則組織市場。恩格斯說,歐文的組織生產和組織流通都是“作為向完全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過渡的措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04頁)。卡貝認為,在私有制度和共產主義制度之間,必須經過一個長達幾十年以至一百年的過渡性制度,其任務是:對富人的財產所有制進行和平的社會改造;培養窮人管理共產主義社會的習慣和才能;建立共產主義的物質基礎。

  公有制 大多數空想社會主義者都主張實行“財產公有制”。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如莫爾等把財產公有制理解為生產資料和消費品都公共占有;另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如摩萊裡、歐文等則理解為除日常生活品以外的財產的公共占有,實際上是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少數空想社會主義者如聖西門、傅立葉在自己的理想社會中保存瞭生產資料私有制,這是他們的資產階級傾向的明顯表現。

  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瞭計劃經濟的思想。聖西門主張,在實業制度下要有計劃地組織生產,徹底根除無政府狀態。

  生產目的 聖西門第一次明確提出把“滿足人們的需要”規定為新社會的唯一的和固定的目的。歐文把公社的生產目的同資本主義生產目的作瞭對比,認為資本主義生產目的是為瞭資本傢的利潤,公社生產目的則是直接為瞭滿足公社全體成員和社會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空想社會主義者確信,他們的理想社會具有巨大的優越性,能使生產力高速度發展。由於生產目的是直接滿足需要,所以豐裕不會造成危機和貧困。空想社會主義者重視未來社會的生產合理化。聖西門從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著作中尋找自己所需的東西,根據他自己的理解,認為國傢可能為自己規定唯一合理的目的,就是用最小的管理費生產更多的東西。

  分配 對未來社會消費品的分配,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瞭各種不同的方案。莫爾等人提出瞭按照需要分配消費品的原則。巴貝夫等人囿於當時生產力水平和小生產者的思想,把平均分配當作是絕對的平等。聖西門提出瞭每個人的作用和收入都應當同他的才能和貢獻成正比的思想,他的門徒把這一思想發展成為“按能力計報酬,按工效定能力”的原則。這一原則已含有按勞分配的思想萌芽。傅立葉提出瞭“按比例分配”即按勞動、資本、才能分配的原則,這一原則是同他保存生產資料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思想相一致的。歐文認為,在過渡時期內,消費品應當按照勞動分配,而在公社制度即共產主義制度下應按照需要分配。

  交換 關於未來社會的交換,空想社會主義者作瞭不同設想。就社會成員交換自己的活動這個意義而言,他們設計的未來社會普遍存在交換。就商品交換這個意義而言,他們的方案則有很大的區別。莫爾和傅立葉的方案是兩個不同的典型。在莫爾的烏托邦中,商品貨幣關系已經不復存在,由於沒有商品生產,貨幣也就隨之廢除,人們都把金銀視為賤品。在傅立葉的法朗吉中,還存在商品貨幣關系。傅立葉認為,協作制度下的商品交換將十分活躍,商品流通量將比文明制度下成百倍地增長。

  消費 在消費問題上,16~18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都帶有不同的禁欲主義色彩,有的甚至公開鼓吹戒絕一切享受的、苦修苦煉的斯巴達式的生活。到瞭19世紀初期,禁欲主義已經失去得以存在的條件,這時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批判禁欲主義,對未來理想社會的高度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作瞭富有吸引力的宏偉想象。

  城鄉結合 從莫爾開始,許多空想社會主義者都註意到解決城鄉對立、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對立的問題。歐文主張,把城市和鄉村結合起來,把工業和農業結合起來,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起來。在歐文的公社制度下,青少年普遍受到“智、德、體、行”的教育,被培養成全面發展的人。

  對外聯系 空想社會主義者設計的理想社會,不是閉關自守的社會,而是不同程度地存在對外聯系。在他們的新世界和資本主義舊世界之間存在著貿易關系。新世界要通過多種途徑從外國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發展生產。為此,居民註意學習外語和有關外國的各種知識,盡可能多地瞭解外國情況,不能讓舊世界的舊風尚敗壞新世界的新風尚。

  歷史意義及其局限性 空想社會主義在經濟思想史上是一種進步的學說,工人運動的興起和空想社會主義在19世紀初的廣泛傳播,加速瞭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庸俗化的進程。馬克思說:“城市無產階級在裡昂敲起瞭警鐘,而農村無產階級在英國又燃起瞭熊熊烈火。海峽此岸在傳播歐文主義,海峽彼岸在傳播聖西門主義和傅立葉主義。庸俗經濟學的喪鐘已經響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54頁)。

  空想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來源之一,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科學社會主義具有重要的意義。空想社會主義者探討瞭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經濟制度,批判瞭資本主義,揣測和設想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經濟問題。他們的經濟思想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以及創立研究人類社會發展各個階段的物質資料生產和分配規律的廣義政治經濟學,具有重要的意義(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但是,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歷史觀基本上是唯心主義的。理性被他們看作是先驗的和永恒不變的東西,是支配世界的唯一力量,他們否認歷史是人民創造的。除瞭少數例外,他們都否認階級鬥爭,否認革命,因而不可能認識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不可能理解雇傭奴隸制的本質,不可能找到以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正確途徑和社會力量。他們鼓吹先驗的理性論和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宣稱通過小型示范就能使“理性”和“人的本性”獲得征服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勝利。

  空想社會主義的意義是和歷史的發展成反比例的。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成熟和階級鬥爭的發展,它逐漸失去其革命的意義,失去其原來的階級基礎,蛻變為反動的或保守的社會主義。

  

參考書目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

 G.D.H.柯爾著,何瑞豐譯:《社會主義思想史》第1卷,《社會主義思想的先驅者(1789~1850年)》,商務印書館,北京,1977。(G. D. H. Cole,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vol.I, Socialist Thought of the Forerunners 1789-1850,Macmillan,London,1953.)

 吳易風:《空想社會主義》,北京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