託名於管仲的一部論文集，其中有關於管仲相齊桓公治齊國檔案材料的輯錄（《大匡》、《中匡》、《小匡》三篇）。西漢劉向（約西元前77～前6）在校定群書時，原有《管子》書389篇及其他有關管子篇文175篇，經過除其重複，定著為86篇。其後散失10篇，今存76篇。這多篇論文的寫作和資料的編輯，非出自一人，亦非成於一時。究竟各篇何人所作和作於何時，無記載可考，現在學者對各篇寫成時代的論定，意見不一。有人認為《經言》等篇成書較早，約在春秋末年或戰國初期；有人認為《輕重》》各篇成書較晚，謂在西漢時代或新莽時代。多數學者認為此書各篇成於戰國中後期。
《管子》包括哲理、陰陽五行、政法、軍事、經濟、文教、農業科學等方面的論述，有道傢、法傢、儒傢等傢思想。最初，《漢書·藝文志》把《管子》列為道傢，自《隋書·經籍志》開始，把它改列為法傢。就總體說，《管子》思想屬於法傢，但與商鞅、申不害、韓非比較亦各有特點。《管子》是齊法傢，它的經濟思想除與三晉法傢思想有共同點而外，還含有儒傢思想。《管子》不少篇中有言禮義、宗族倫理、富民之處。
《管子》經濟論著的特點 《管子》一書專論經濟問題的有20多篇，另外很多篇亦涉及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各個方面。它在中國古代經濟論著中內容最為豐富和具有理論分析意義。這些經濟論述反映瞭春秋戰國時代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革和生產力的發展，也反映瞭齊國自春秋以來作為東方的一個大國政治經濟發展的特點。齊國工商業最先發達，使用鐵制農具較早，土地關系的變革也較早。管仲相齊桓公40年，進行瞭重大的政治經濟改革，齊國首先稱霸。以後齊國一直以富強見稱，在戰國後期，齊國與秦國並稱兩大強國。《管子》一書在經濟論述方面，不但對當時思想傢主張的重本富國論有比較深入的分析，並且對於商品和貨幣流通以及消費問題，都有遠超前人的論述，這顯然與齊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有密切關系。
《管子》（明刻本）
發展農業與“富國” 《管子》有一流傳於後世的名言：“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牧民》），它認為物質生產是教化的根本。這是《管子》一書的基本思想，也是它的生產論的出發點。農業生產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生產部門，《管子》非常重視農業生產，認為富國的首要在於發展生產。這方面的論述，幾乎見於它所有的經濟篇文。如說“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牧民》），“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五輔》），“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治國》），“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國蓄》）等等。《管子》的“務本”富國論與商鞅、韓非的“富國以農”（《韓非子·五蠹》）論基本上是相同的，然而卻有其特點：①《管子》主張的“強本事”，並不象商鞅、韓非那樣的主張“禁末”。它對百工制造械器非常重視，篇文中有很多論述。《管子》認為工商是社會經濟活動所不可少，它所反對的是玩好奇巧的“末產”。它提出“務本飭末”（《幼官》），這“飭末”與“禁末”顯然是有所不同的。②《管子》的富國論不是如商鞅、韓非那樣地把富國與富民對立起來，而是把富國與富民統一起來。《治國》篇主要論述務本富國，第一句就說，“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以後則說：“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管子》的富國論與荀況的“上下俱富”（《荀子·富國》）的富國論頗為相同，而與商鞅、韓非的“民弱國強，國強民弱”（《商君書·弱民》）論顯然有別。
勞動力與土地 在務本富國論思想指導下，《管子》進一步論述瞭發展農業生產力的兩個要素：勞動力與土地。對這兩個生產要素的關系，《管子》論述非常精辟。《八觀》篇說，“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管子》很重視愛惜民力和提高勞動者的積極性。《牧民》篇說，“量民力，則事無不成”。《版法》篇說，“用力不可以苦”，“用力苦則勞”。《乘馬》篇並聯系租稅與生產經營問題論述勞動力的使用說，如果租稅合理和勞動者能夠自己安排勞動時間，勞動者就會“夜寢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這可以說是古代關於改善生產關系以提高生產積極性的卓越論述，在中國先秦經濟思想中是僅見的。關於土地這一要素對於農業生產的重要性，各篇也有很多論述，如《霸言》篇說，“夫無土而欲富者，憂”，“地大而不為，命（名）曰土滿”。後一句說的是有瞭土地，還必須有人利用。特別值得註意的是，該書的《地員》篇，詳論土壤肥瘠、地勢高下、水泉深淺與物產的關系，細分土地為上中下三大類，粟稷果木等物產九十種，這是中國古代農業科學的卓越著作，也說明此書已從重視土地這一生產要素而深入到研究土地利用問題瞭。
土地關系 《管子》對農業生產中的土地關系問題是很重視的。它在《乘馬》篇中比較集中地對這一問題作瞭理論上的闡述。它首先提出“地者，政之本也”這一封建制度的基本問題，認為對土地征稅如果不得其宜，財貨就不能增多，國事就難以治理。這是它的“正地”說。為瞭“正地”，它又提出“地均”說，即因土地有高下、肥瘠、荒熟等的不同，而應按出產情形把不同土地折合成耕地面積。這一立論，可以看作是對於管仲“相地而衰征”租稅政策理論所作的說明。從這裡，它進一步指出瞭“均地分力”的重要性，即合理的土地劃分和租稅制度，以及分散經營，使生產者能分得其勞動成果，可以激發生產者的積極性，促進農業的發展。這是《管子》對封建制度下勞動者與土地關系所作的分析，其中所述租稅及“分貨”等，也就是有關產品分配的論述。
商品、貨幣流通 《管子》重視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它對於流通的論述，較任何古代思想傢為多。《管子》前期作品，如《乘馬》、《問》、《侈靡》等篇都有關於市場的論述。關於商人活動和所用貨幣，《乘馬》篇亦有記述。及至《輕重》各篇，則以流通過程為主要研究對象，對於黃金和刀佈鑄幣作為一般流通手段，貨幣與貨物價值，價格的決定因素，貨幣、谷物、“萬物”彼此間的比價關系，諸侯國間的商品流通、貨幣與價格政策等問題，皆有論述。這些論述，構成瞭它的“輕重理論”的主要內容。《管子》的流通理論，除闡述和發展瞭管仲的“通輕重之權”的政綱而外，也與春秋時單穆公“量資幣、權輕重”、范蠡“積著之理”、戰國初期李悝“平糴”諸說有淵源關系。但《管子》還由流通理論提出瞭更具有特點的政策目標：一是控制封建國傢的經濟命脈，如鹽、鐵、糧食、貨幣。《海王》篇所論述的，就是由封建國傢掌管鹽和鐵的流通。《國蓄》等篇提出由封建國傢收儲或投放糧食與貨幣以控制糧食等物的價格與流通。另一目標是通過國傢對經濟命脈的控制，以打擊富商大賈操縱市場的活動。這兩個政策目標，對於加強封建國傢財力和鞏固其統治地位，都有重要的作用。因此《管子·輕重》各篇所提出的理論和政策，對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的影響特別大。
消費 在消費論方面，《管子》與先秦諸子有相同處，但也提出瞭非常可貴的新的論點。它說“侈則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乘馬》），這可以說是一般的黜奢論。可是《管子》另有《侈靡》篇，論述奢侈消費有增加就業的作用，“富者靡之，貧者為之”。特別是在荒災之年，封建統治階級用修宮室臺榭等增加消費的辦法，可以使“失本”之民，衣食有所取給。這一分析，表明瞭消費對生產的反作用，表明瞭經濟活動的相互關系，是《管子》經濟思想的另一可貴貢獻。關於儉，《八觀》篇說，“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這與一般的崇儉論也無不同。但《管子》也有反儉說，如《乘馬》篇說，“儉則傷事”，“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可見《管子》的消費論，不是強調少消費，而是主張視產品多寡以決定消費的度數，這是“節”的含義。在這一點上，《管子》也是有其創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