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漢代被列為儒傢經典，2000年來，解釋《詩經》的著作極多，雖然亡佚不少，但至清代《四庫全書》尚收錄有146種，其中著錄書62種，存目書84種。存目所未收以及《四庫全書》以後問世的著作尚未計算在內。
秦漢以前，還沒有研究《詩經》的專書，隻有孔子的詩論對後世產生瞭深遠影響。漢代和宋代是研究《詩經》等儒傢經典的兩個重要時期，被後人稱為“漢學”和“宋學”。“漢學”註重訓詁，其於文字及名物制度的疏疏解，對後人探討詩義有很大幫助；但漢人常以禮教說詩，又恪守傢法，強附史事，穿鑿附會之處很多。“宋學”註重義理，對漢、唐舊說特別是《詩序》的穿鑿附會，提出懷疑、否定，缺點是多憑空臆斷，而且封建禮教觀念仍然很強。清代乾嘉以來，“漢學”復興，出現瞭多部疏解《毛詩》的專著。清代學者憑著文字、音韻、訓詁等方面的深厚功力，在解釋《詩經》上取得瞭重要成果。同時，由於輯佚之風的興起，對“三傢詩”的收集整理也取得較好成績。晚近有些學者，總結前人的研究成果，排除漢、宋門戶之見，進一步從文學、史學、社會學等角度闡發詩義，把《詩經》研究又向前推進瞭一大步。
漢至唐代的《詩經》研究 漢初傳《詩》的有齊、魯、韓、毛四傢。齊、魯、韓三傢為今文經學，受到當時政府支持，都被立於學官，設博士。《毛詩》晚出，為古文經學，未得立。今古文的分別，不僅在於依據的文字不同，更重要的是說解各異，各守師承，豎立門戶，各不相下。西漢今文經學盛行，東漢時期古文經學開始受到政府重視，至章帝時，《毛詩》亦得立於學官。自《毛詩序》出，鄭玄作《毛詩傳箋》以後，《毛詩》日益流行，“三傢詩”逐漸衰微。
《毛詩》的重要著作有《毛詩故訓傳》30卷，相傳為毛公即毛亨所作。此書詳於訓詁而略於詩義，文辭簡古，對名器物色、典章制度亦時有詮釋。由於毛公去古未遠，所言必有師承，所以歷代古文派學者都奉《毛傳》為圭臬。但《毛傳》有關詩旨的解說，多從“詩教”出發，每每牽附史事，以史證詩，與詩篇實際不相符合。
鄭玄是東漢兼通今古文的經學大師，他所作《毛詩傳箋》，主要是宗毛的，對《毛傳》作瞭一些闡發、補充和訂正。清代陳奐《鄭氏箋考徵》說鄭玄箋《詩》在註《禮》之後，以《禮》註《詩》，箋中有用三傢說申毛說之處，有用三傢說改毛說之處。此外，鄭玄又作《詩譜》。它根據《史記》年表和《春秋》中有關史實，排列《詩經》十五《國風》、二《雅》、三《頌》的譜系，闡明《詩經》各部分與其時代政治、地方風土的關系，這是受孟子“知人論世”說的影響。鄭玄箋《詩》能註意考核文物制度，對理解詩句多所裨益，隻因受“詩教”影響很深，也不免有穿鑿附會的解說。在文字訓詁方面，較之《毛傳》，互有得失。魏晉時期，王肅、王基，或申毛難鄭，或申鄭難毛，袒分左右，爭論不休。南北朝時期，北朝兼崇毛、鄭，南朝雖崇《毛傳》，但仍爭議鄭、毛異同。至唐代孔穎達等作《毛詩正義》，調和毛、鄭兩傢之說，持論歸於一致。《毛詩正義》是唐初官修的《五經正義》之一，自唐代至宋初，明經取士，都以此書為準。
自東漢以來，《毛詩》之學，以《傳》、《箋》、《正義》為代表，但都是直接解經之作。三國時，吳陸璣作《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是研究《詩經》動植物的第一部專著，開瞭後世以考據名物治《詩經》的風氣。
宋元明的《詩經》研究 宋代學者，開始懷疑《詩序》，辨詰毛、鄭的失誤，提出用“返本歸原”的原則來瞭解詩義，用義理說詩。這一學派，稱為“宋學”。它的特點是就詩文本身加以探究，少作牽附，流弊則在於好以主觀臆見曲解詩義。
北宋歐陽修作《毛詩本義》，首先指出：“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已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以論正之。”他開始辨毛、鄭之失，而以已意作判斷。蘇轍作《詩集傳》，認為《小序》反復繁雜，非一人之詞，不可盡信，所以他保留其首句而刪去其餘，開宋人疑《詩序》之始。南宋鄭樵作《詩辨妄》，專門攻擊毛、鄭，極詆《詩序》為村野妄人所作，其書削去《詩序》不用，完全用己意說詩。王質作《詩總聞》，雖不輕詆毛、鄭，也不曲徇毛、鄭之說，毅然自用，別出心裁。他主張“說詩當即辭求事，即事求意”，所以在說解字義的同時，每每能闡發詩篇本身的文學意義，較之漢、唐有新進展。朱熹早年解《詩》，信從《詩序》，宗毛、鄭之說，後來見鄭樵之書，才開始懷疑起來，其後與《史記》、《國語》相對照印證，才認為《詩序》不可信。於是將大、小序別為一編而加以辨詰，名為《詩序辨說》。朱熹《詩集傳》，多就詩篇本身探究立說，而在文字音義方面，則雜采毛、鄭，間用“三傢”，以己意為取舍，卓然成一傢之學，其見解多有可取。朱熹解詩的方法，受孟子“以意逆志”的影響很大，用道學傢的思想觀點推論作詩人的原始用意，歪曲附會，自所不免；但就全書而論，瑕不掩瑜，畢竟是宋代一部有代表性的專著。
當鄭樵力排《詩序》之時，周孚作《非〈詩辨妄〉》，舉42事，反駁鄭樵之說，《四庫全書總目》稱其“有功於詩教”，其立論守舊，可想而知。呂祖謙與朱熹同時，所作《呂氏傢塾讀詩記》，堅守毛、鄭舊說。戴溪以呂書名物訓詁最為詳悉，而在詩內微旨、詞外寄托方面說得不夠周到，又作《續呂氏傢塾讀詩記》。他雖以“續記”為名，實則自述己意，並不謹守《詩序》。嚴粲《詩緝》以《呂氏傢塾讀詩記》為主，雜采諸說而時有發明，音訓名物的考證亦頗精當。上述幾傢，是與朱熹《詩集傳》持論不同的另一學派。
南宋末王應麟作《詩考》，考證三傢詩說，開清代輯佚的先河。
宋代詩學，以朱熹《詩集傳》影響最為深遠。輔廣作《詩童子問》，朱鑑作《詩傳遺說》，元代劉瑾作《詩傳通釋》，大致都在闡明《詩集傳》之旨意。《四庫全書總目》說劉瑾書“征實之學不足，而研究義理，究有淵源”。這也是宋元以來繼承朱熹的《詩集傳》一派著作的共同點。宋末王柏作《詩疑》，由懷疑《詩序》進而懷疑到《詩經》本身，甚至刪削所謂“淫詩”32篇，對“風、雅、頌”的篇名、篇次也任意改易，主觀武斷，走向瞭另一個極端。元仁宗延祐年間行科舉法，《詩》用朱熹《集傳》，明代沿習此法，胡廣等奉敕撰《詩經大全》，頒為法令，其書即以劉瑾《詩傳通釋》為藍本，完全承襲其說。顧炎武曾慨嘆“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因為《五經大全》大行之後，應舉與經學研究成為兩件事，使得從經學角度鉆研《詩經》走向衰微。明代隻有朱謀㙔《詩故》以“漢學”為主，在名物訓詁方面間有發揮；何楷《毛詩世本古義》，論詩專主孟子“知人論世”之旨，依時代為次，搜討至勤，然而於史實頗多舛誤，在名物訓詁考證上尚有可取之處。明代的《詩經》研究，發揮義理，不及宋人，訓詁考證，又不如漢唐，大率都以《詩經大全》來應付科舉之用而已。
清至近代的《詩經》研究 清代是《詩經》研究承先啟後的一個重要時期。乾隆、嘉慶以前大體雜采漢、宋之說，如錢澄之《田間詩學》即屬此類。朱鶴齡《詩經通義》力駁廢《詩序》之非，持論已接近於漢唐，但有些蕪雜，未能成傢。而李光地、楊名時、嚴虞惇諸傢，都有宋人習氣，以推求詩意為主，不免穿鑿。王夫之《詩經稗疏》、毛奇齡《毛詩寫官記》與《詩札》，對文字、聲韻、訓詁、名物，多所考辨，論者認為王書精而不博，毛書博而不精，但都足供參考。其間有異軍突起者，即姚際恒的《詩經通論》，對於自漢迄明的解詩之作以及漢、宋兩派的是非功過，作出評論總結，批評“漢人失之固，宋人失之妄，明人失之鑿”，可以說切中要害。歷來說詩諸儒，攻《詩序》者必宗朱，攻朱者必從《詩序》。姚氏一方面認定大小《詩序》均衛宏所作，多不可信；另一方面又指出朱熹《詩集傳》雖反對《詩序》說，還不免“時復陽違之而陰從之”。所以他對《詩集傳》抨擊尤力，且多過激之詞，這也許與當時“習讀者一本《集傳》”的社會風氣有關。至於他提出要認識《詩經》是中國詞賦之源，解詩應涵詠篇章，尋繹文義，著力於詩人的本意，這些意見，是很有見地的。但在科舉應試、以經書為敲門磚的社會裡，姚書流傳不廣，《四庫全書》竟未收錄，近代始為學術界所重視。稍後崔述著《讀風偶識》，也認為《詩序》是後漢衛宏所作，多不可信，主張“體會經文，即詞以求其意”。其書專論《國風》，時有新義。
至乾嘉年間，惠棟、戴震等繼承清初學者顧炎武等提倡實學的風氣，著重發展瞭漢儒的訓詁方法，樹起瞭“漢學”的旗幟。清代《詩經》“漢學”學派的興起，當以康熙年間陳啟源《毛詩稽古編》為先導。此書訓詁以《爾雅》為準，篇義以《小序》為準，詮釋詩旨則以《毛傳》為準，佐以《鄭箋》；其所辨正的主要是朱熹《詩集傳》，掊擊的主要是劉瑾《詩傳通釋》，持論常有偏激之詞，穿鑿之論也不少。其後，胡承珙作《毛詩後箋》，專宗《毛傳》，凡《鄭箋》違反毛旨者，必定多方考稽以還其舊。馬瑞辰作《毛詩傳箋通釋》，標榜“漢學”，以《詩序》為準，通釋《傳》《箋》，特別著力於辨正《鄭箋》不同於《毛傳》的各種解釋和論點，以申毛糾鄭。陳奐作《詩毛氏傳疏》，篤信《詩序》，專宗毛義，從文字、聲韻、訓詁、名物各方面闡發《毛詩》本旨，引據賅博，疏證詳明。清代《毛詩》之學，以《傳疏》最為宏通。宋元以來以朱熹為代表的闡發“義理”的“宋學”，至此全為註重考據訓詁的“漢學”所取代。這一派學者在文學訓詁方面提出許多精當的見解，對於《詩經》研究是有貢獻的；但對詩的本旨及其文學意義置而不論，隻是用解經的方法來解詩，仍然難以闡明詩人原意。與此同時，乾嘉間牟庭作《詩切》，能突破漢古文經學的藩籬，上承三傢詩說，而又不拘泥於三傢說，從作品的實際出發探討詩意，見解比較通達。至咸豐同治間，方玉潤作《詩經原始》，主張“循文按義”以求詩的本旨，認為歷代諸傢論《詩》，非“考據”即“講學”兩途，都與詩的性情絕不相近，所以自漢迄今，未有達詁。其書主要特色是能註意到《詩經》的文學意義，不再單從“經學”角度解詩；書中文字，辭采斐然，非一般經解之文所能及。
乾隆嘉慶以來，隨著輯佚之風的興起，今文學派的三傢詩學，也取得瞭新的成就，繼乾隆間范傢相作《三傢詩拾遺》以後，魏源作《詩古微》，攻擊《毛傳》及《毛詩》中的《大序》、《小序》，專主三傢詩說。陳壽祺、陳喬樅父子又作《三傢詩遺說考》，綴輯三傢遺說，並另為敘錄，冠於書首，使學者知各傢傳授源流，興衰始末。陳喬樅別有《毛詩鄭箋改字說》。王先謙《詩三傢義集疏》，輯三傢遺說最為完備，並采用各傢解釋，加以說明，三傢詩學，至此而集其大成。
清代有關研究《詩經》文字、音韻、名物、制度的專門性著作，如顧炎武《詩本音》、段玉裁《詩經小學》、孔廣森《詩聲類》、朱右曾《詩地理徵》、毛奇齡《續詩傳鳥名》、包世榮《毛詩禮徵》、顧棟高《毛詩類釋》、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等等，雖不直接探討詩旨，但作為專門之學，對研究《詩經》也是有益的。
近代一些學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排除漢、宋門戶之見，吸取乾嘉學派的研究成果，適當采用文字、聲韻、訓詁、考證等方法，結合出土文物以及甲骨、金文、石鼓等古文字材料，開拓思路，以探求《詩經》的本來面目及其文學意義，取得瞭較好的成績。林義光《詩經通解》，吳闓生《詩義會通》，聞一多《詩經新義》、《詩經通義》、《風詩類鈔》等等，都是這一時期很有影響的專著。林書的主要特色在於征引鐘鼎銘文，考證“文字孳生通假之故，古書傳寫改易之跡”，以探究詩義。吳氏吸取瞭清代乾嘉學派訓詁、考證、輯佚工作的一些新成果，“以意逆志，察情得理”，去探索《詩經》的本來面目，在一定程度上能突破煩瑣考證和穿鑿附會的舊說。聞氏諸作，則能夠運用近代的觀點和方法，將考據學、民俗學、文學評論結合起來，揭示《詩經》的內容和藝術性，有不少新的見解，在文字、聲韻、訓詁方面也頗多發明。另外，今人於省吾專治卜辭、金文之學，其所著《澤螺居詩經新證》，言皆有據，在研究《詩經》文字、訓詁方面頗有創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