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前後的詩歌改良運動。明清時期，詩歌呈現衰落趨勢，有識者早已表示不滿，並力圖改變。同治七年(1868)，黃遵憲作《雜感》詩，批判沉溺於故紙，以剽盜為創作的俗儒，表示要“我手寫我口”。光緒十七年(1891)，他在《人境廬詩草序》中主張表現“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提出瞭推陳出新的一整套綱領。光緒二十二年(1896)，他更直接稱自己的創作為“新派詩”。但是，黃遵憲的這些主張，一時還未能發生廣泛的影響。
詩界革命的早期期倡導者是夏曾佑、譚嗣同、梁啟超三人。光緒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之間，他們開始試作“新詩”。當時，資產階級改良派正企圖融合佛、孔、耶三教的思想資料，創立一種為維新運動服務的新學。因此，他們相約作詩“非經典語不用”(《飲冰室詩話》)。其代表作如譚嗣同的《金陵聽說法》：“而為上首普觀察，承佛威神說偈言。一任法田賣人子，獨從性海救靈魂。綱倫慘以喀私德，法會盛於巴力門。大地山河今領取，庵摩羅果掌中論。”其中，“賣人子”一典取自《新約·路加福音》；喀私德為英語 Caste的譯音，用來指印度封建社會中把人分為幾種等級的種姓制度；巴力門為英語Parliament的譯音，指英國議會；法田、性海、庵摩羅果，均為佛傢語。譚嗣同通過這首詩批判封建等級制，表達對資產階級議會制的向往。夏曾佑的詩與譚嗣同類似，如他的《絕句》詩以冰期、巴別塔等地質學名詞及《舊約》中的神話入詩。這類詩，當時稱為“新學之詩”或“新詩”。譚嗣同等人力圖開辟詩歌語言的新源泉，表現資產階級新思想，有其積極可取的一面。但是，他們實際上使詩歌的語言源泉更為狹窄，寫出來的作品又完全不顧詩歌的藝術要求，既脫離傳統，又脫離群眾，很快就喪失瞭生命力。
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後，梁啟超逃亡國外，以主要精力從事文化宣傳，推進文學改良，“詩界革命”成為其中一個重要方面。他在《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等刊物上開辟專欄，發表譚嗣同、唐才常、康有為、黃遵憲、蔣智由、丘逢甲、夏曾佑等人的作品，又自撰《飲冰室詩話》，闡發理論觀點，大力表揚黃遵憲等新派詩人，詩界革命於是形成瞭一定的規模和聲勢。
後期詩界革命要求“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梁啟超說：“欲為詩界之哥侖佈、瑪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為詩。”（《夏威夷遊記》）又說：“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雖然，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為革命，是又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飲冰室詩話》）他總結前期詩界革命的缺點，認為一在於“挦扯新名詞以自表異”，二在於“不備詩傢之資格”，因而，將“新意境”放在第一位，這就糾正瞭前期的形式主義偏頗。詩歌不同於政治宣傳品，提出“意境”這一概念來，更加切合詩歌的藝術特征。但是，形式是和內容相聯系的，新內容必然要求嬗變出新的形式。梁啟超強調“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也有其片面性。
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文化的傳播，擴大瞭人們的視野。詩界革命的作者都不同程度地要求取法西方。梁啟超說：“歐洲之語句意境，甚繁富而瑋異，得之可以陵轢千古，涵蓋一切。”他表示要“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詩料。”（《夏威夷遊記》）康有為也說：“新世瑰奇異境生，更搜歐亞造新聲。”（《與菽園論詩兼寄任公、孺博、曼宣》）這些意見反映瞭新派詩人追求新思想、新事物的努力。但是，梁啟超強調所有這一切都必須和“舊風格”諧和，避免不倫不類，出現“移木星、金星之動物以實美洲”（《夏威夷遊記》）的狀況。
當時，部分留學生正在提倡音樂教育，歌詞創作風行一時。在此影響下，黃遵憲寫作瞭《軍歌》、《幼稚園上學歌》等“新體”詩。對《軍歌》，梁啟超大為贊賞，認為其精神雄壯活潑，沉渾深遠，其文藻為二千年所未有，譽為“詩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極”。光緒二十九年(1903)，《江蘇》雜志發表的幾首歌詞也得到梁啟超的肯定，視為“中國文學復興之先河”。他認為，有韻之文和音樂的結合是中國文學的悠久傳統。清朝統治以來，這一傳統中斷，因而，文學對國民的影響也就因之隔絕。他希望有志者勇猛精進，“調和之以淵懿之風格，微妙之辭藻”，爭取成為中國的莎士比亞和彌兒頓（《飲冰室詩話》）。
這一時期，民間歌謠體也得到瞭一定程度的改造和利用。光緒二十八年(1902)，梁啟超創辦《新小說》期間，黃遵憲向他建議，刊物發表的詩歌應“斟酌於彈詞、粵謳之間”，或三言，或五言，或七言，或九言，或長短句，名之為雜歌謠(《致飲冰主人手札》)。梁啟超接受瞭這一建議，除刊出《愛國歌》、《新少年歌》等歌詞外，又發表瞭《粵謳·新解心》和《新粵謳》等作品。對於這些新創作的歌謠，梁啟超贊美其“芳馨怫惻，有《離騷》之意”，稱其作者為“文界革命之驍將”（《飲冰室詩話》）。
詩界革命沖擊瞭長期統治詩壇的擬古主義、形式主義傾向，要求作傢努力反映新的時代和新的思想，部分新體詩語言趨於通俗，不受舊體格律束縛，這些在當時都起瞭解放詩歌表現力的作用。但是，梁啟超等強調保持舊風格，這就又束縛瞭手腳，使得它隻是舊瓶裝新酒，在中國古典詩歌的改革上雖有前進，卻前進不大。
隨著改良派政治上的墮落，詩界革命的旗幟逐漸收起。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改良派政治上對立，他們中部分人接受過詩界革命影響，但是，不願意明確地以詩界革命相號召，有的人則企圖“別創一宗”，於是，詩界革命就逐漸銷聲匿跡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