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逸”至唐詩的選本。明鐘惺、譚元春合編，51卷。凡古詩15卷，唐詩36卷。鐘、譚二氏均為竟陵（今湖北天門）人，是明末竟陵派的創始者。《詩歸》代表該派的文學主張。
鐘惺《詩歸序》說：“非謂古人之詩以吾所選為歸，庶幾見吾所選者以古人為歸也”。說明書名“詩歸”的含意，並針對前七子擬古風氣，表明其選詩標準真正符合古人作詩的旨趣。但實際上是通過古、唐詩選評，宣揚鐘惺、譚元春的詩論。
《明史··鐘惺、譚元春傳》說：“自(袁)宏道矯王(世貞)、李(攀龍)詩之弊，倡以清真，惺復矯其弊，變而為幽深孤峭。與同裡譚元春評選唐人之詩為《唐詩歸》，又評選隋以前詩為《古詩歸》。鐘、譚之名滿天下，謂之竟陵體。”鐘惺、譚元春提倡“幽深孤峭”的風格，既反前後七子擬古風氣，復糾公安派袁宏道等人浮淺之弊，但亦流於艱澀，此書所選即多取“靈迥樸潤”之境，排擯“極膚、極狹、極熟”之詩(鐘、譚自序)，如《唐詩選》選王維詩3卷，而李白詩僅一卷半，其圈點、評語更體現其主張。如評所選初盛唐詩“皆有一片廣大清明氣象”(卷二)，中晚唐詩“淡至極妙”(卷二十五)，又於晚唐詩中推崇“氣韻幽寒，骨響崎嶔，即在至妙之中”的作品（卷三十三）。鐘、譚二氏學力不足，又有帖括習氣，其識解多狹隘偏頗之處。
此書問世後，頗為流行。在明末，即受到錢謙益的抨擊，認為結果是導人入“鬼國”“鼠穴”，“類五行之詩妖”(《初學集·劉司空詩集序》)。入清後，顧炎武說，當時人們把鐘惺奉為“利市之神”，“又何怪讀其所選之詩以為《風》、《騷》再作者耶”，指斥為“敗壞天下之一人”(《日知錄》十八)。朱彝尊說：“《詩歸》既出，紙貴一時，正如摩登伽女之淫咒，聞者皆為所懾”（《靜志居詩話》“譚元春”條）。同時，此書還有擅改原作文字之處，為清代學者指摘。
此書有明萬歷四十五年(1617)刊本，總稱《詩歸》。《唐詩歸》，有明萬歷間單行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