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
現代小說傢、劇作傢。原名舒慶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筆名，另有絜青、鴻來、絜予、舍、非我等筆名。滿族，正紅旗人。
生平經歷和創作道路 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於北京一個貧民傢庭。父親是名守衛皇城的護軍，1900年在抗擊八國聯軍入侵的巷戰中陣亡。從此，全傢依靠母親給人縫洗衣服和充當雜役的微薄收入為生。老舍在大雜院裡度過艱難的幼年和少年時代。大雜院的日常生活，使他從小就熟悉車夫、手工業工人、小商販、下等藝人、娼妓等掙紮在社會底層的城市貧民，深知他們的喜怒哀樂。大雜院的藝術熏陶，使他從小就喜愛流傳於市井巷裡的傳統藝術（如曲藝、戲劇），為它們的魅力所吸引。他從這樣的環境中，接受瞭與現代中國大多數作傢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藝術啟蒙。這些，都對他有極大的影響並在他的創作中留下鮮明的印記。
1906年，在別人的資助下，老舍進私塾讀書；三年後，轉入新式學堂。1912年，小學畢業後，他在普通中學讀瞭半年；翌年，考入學雜膳宿費用都由國傢供給的北京師范學校。1918年，老舍以優異成績畢業後，任北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學校兼國民學校校長。1920年9月，提升為郊外北區勸學員，還陸續兼任私立小學教師、國語補習會經理等職。
老舍就任小學校長的第二年，爆發瞭五四運動。他自稱隻是“看見瞭五四運動，而沒在這個運動裡面，……對於這個大運動是個旁觀者”(《我怎樣寫〈趙子曰〉》)。這確實使他在一段時期裡，對於青年學生及其活動，有些隔膜和誤解。但“五四”時期興起的新的時代潮流，包括文學革命在內，仍然沖擊著他的心靈。本來，軍閥政府基層機構的腐敗，混跡其間的衛道者們的虛偽，在這個剛剛來自社會底層的年輕人的眼中，無處不是破綻和醜態，難以與他們安然相處。當“五四”民主科學、個性解放的呼聲，把他從“兢兢業業地辦小學，恭恭順順地侍奉老母，規規矩矩地結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條中驚醒（《“五四”給瞭我什麼》），他作出瞭新的抉擇。1922年9月，老舍辭去所有職務，到以開明新派著稱的天津南開學校中學部任國文教員，在那裡寫下瞭第一篇新文學習作《小鈴兒》。在這以前，還堅決退掉母親包辦的婚約。次年回到北京，任顧孟餘主持的北京教育會的文書，同時在第一中學兼課，業餘時間到燕京大學旁聽英文。一度還信仰過基督教。雖然道路不無曲折，但“五四”推動他進一步掙脫瞭封建的、世俗的羈絆，去尋求一種比他已經得到的更有意義的生活。
1924年，老舍去英國，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的漢語講師。為瞭提高英文水平，閱讀瞭大量英文作品。生活和書本都向他打開一個比原先見到的更為寬廣多彩的世界。閱讀作品進一步激發瞭他的文學興趣。客居異國的寂寞和日益濃烈的鄉思，又需要寄托和發泄。幾種因素交織在一起，促使他把見到過的人和事用文藝的形式寫下來。1926年寫成的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取材於當年在教育界任職時的見聞。接著又寫下瞭長篇《趙子曰》(1926)和《二馬》(1929)。三部作品陸續在文學研究會的刊物《小說月報》上連載，立刻以文筆輕松酣暢，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於刻畫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讀者的註意。他的創作從一開始就顯現出現實主義的特點，並且從語言、筆調到內容、主題，都具有鮮明的藝術個性。1926年，老舍加入文學研究會。他終於在文學事業中找到瞭值得為之獻身的工作和充實的生活。
北京小楊傢胡同8號老舍出生地
老舍旅居英國5年。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國回國。途中因為籌措旅費，在新加坡的一所華僑中學任教半年。在英國時，他為國內的北伐戰爭的進軍感到興奮。到瞭新加坡，從青年學生的革命熱情中感受到瞭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他因此中斷瞭一部描寫男女青年愛情的小說的寫作，另寫瞭反映被壓迫民族覺醒的中篇童話《小坡的生日》）(1930)。
1928年老舍在倫敦
1930年3月，老舍回到祖國。同年7月，到濟南齊魯大學任教。翌年夏，與後來成為國畫傢的胡絜青結婚。1934年，改任青島山東大學教授。他在這兩所大學，先後開設過《文學概論》、《歐洲文藝思潮》、《外國文學史》以及寫作方面的課程。課餘繼續長篇小說的創作。《貓城記》(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舊中國的腐敗，針砭保守愚昧的民族習性和畏懼洋人的奴才心理。同時流露出對於國事的悲觀和對於革命的誤解，是一部瑕瑜互見、頗多爭議的作品。《離婚》(1933)描寫一群公務員的庸碌生活，對此作瞭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現出他作為北京市民社會的表現者和批判者、作為幽默作傢的特點，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風格的作品。《牛天賜傳》(1934)和中篇《月牙兒》(1935)、《我這一輩子》(1937)，都從街頭巷尾攝下市井細民的生活場景。前者是對於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諷，充滿笑料；後兩者是對於人間不平的抨擊，飽含著憤懣和哀悼，作品的筆調也隨之變得沉重。
回國不久，老舍開始寫作短篇小說，作品大多收入《趕集》（1934）、《櫻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中。最初幾篇，留有“隨便寫笑話”（《我怎樣寫短篇小說》）的傾向，有的是近乎逗人一笑的幽默小品，不久就增多瞭含意嚴肅、富有社會意義的篇章。他為林語堂主編的《論語》撰寫幽默詩文，是該刊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也在《申報·自由談》上發表雜文。這些詩文，以輕快嬉笑的文字，透露出作傢對於日本侵略陰謀下祖國命運的關切和焦慮，一部分收入《老舍幽默詩文集》(1934)。從1935年起，還著文回顧總結自己的創作經歷，後來將這些文章集成《老牛破車》(1937)一書。30年代中期，老舍寫瞭大量多種體裁的作品，風格也日趨成熟。這些作品發表在不同傾向的報刊上，他成為文壇上一位活躍的作傢。
這個時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36年9月起在《宇宙風》上連載的長篇小說《駱駝祥子》。小說敘述瞭一名年輕好強、充滿生命活力的人力車夫，希望以個人的奮鬥改變自己卑賤地位的故事。他全力以赴，幾經掙紮，得到的卻是失敗和打擊。隨著幻想的破滅，他對於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也都喪失殆盡。作傢以嚴峻的現實主義方法，寫出瞭他從自重自信到自甘墮落，也就是他為生活所毀滅的過程──祥子個人的不幸命運，是個意義深廣的社會悲劇。小說突出地表現瞭作傢對於城市貧民的真摯同情和深刻理解，成為老舍的主要代表作。《駱駝祥子》是30年代中國最優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現代中國一部傑出的長篇小說；它奠定瞭老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40年代譯成英文以後，也贏得瞭外國讀者的喜愛。
抗日戰爭把老舍卷進瞭時代的漩渦。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齊魯大學任教的老舍，在濟南行將淪陷的前夕，隻身奔赴武漢。1938年3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武漢成立，他被選為理事兼總務部主任，主管協會的日常事務，成為這個團體實際上的主要負責人。1939年6月，他參加全國慰勞總會北路慰問團，慰問抗戰軍民。近半年之中，行程兩萬餘裡，歷經川、鄂、豫、陜、寧、青、甘、綏八省，包括延安和陜甘寧抗日民主根據地。這些，都開闊瞭他的視野，豐富瞭他的生活。過去由於與革命力量革命運動有些隔膜，產生過誤解，這時通過接觸和共同工作，增進瞭瞭解，他的政治態度明顯地激進起來。1944年，茅盾曾經指出：“如果沒有老舍先生的任勞任怨，這一件大事──抗戰的文藝傢的大團結，恐怕不能那樣順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艱難困苦地支撐到今天瞭。”(《光輝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為瞭在文藝界貫徹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政策，排除國民黨頑固派的破壞幹擾，為瞭保障作傢的正當權益，他都做瞭不少工作。抗戰後期，他又投身日漸高漲的民主運動之中。1944年4月，重慶等地的各界人士舉行老舍創作生活20周年的紀念活動，從不同的方面對他作出瞭高度評價。老舍不再是一個單純埋頭寫作的作傢，他成瞭文藝界的組織者和社會活動傢，成瞭抗日和爭取民主的戰士。抗戰使老舍的思想和行動都發生瞭深刻的變化。
1931年老舍在濟南
以上變化也鮮明地反映在他的創作中。戰爭一爆發，他立刻放棄已經寫瞭幾萬字的兩部長篇小說，而成為通俗文藝最熱心的鼓吹者和實踐者。他先後在濟南、武漢、重慶等地，與演唱曲藝的藝人討論編寫抗戰鼓詞的問題，自己也利用各種舊形式寫瞭不少宣傳抗戰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劇、鼓詞、相聲、數來寶、墜子等，供藝人演出。這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在文藝界關於“民族形式”的討論中，他寫作瞭“新舊相融”（《我怎樣寫〈劍北篇〉》）的長詩《劍北篇》（1940～1942，未完）。隨後，又開始創作話劇，或者個人編寫或者與別人合作，連續寫瞭《殘霧》(1939)、《國傢至上》(1940)等十幾個劇本：有的號召民族團結，有的歌頌愛國將領，有的揭露“大後方”的黴爛墮落，抗戰救國是這些作品的共同主題。他後來總結說：“我不明白舞臺的訣竅，所以總耍不來那些戲劇的花樣”，“我老是以小說的方法去述說”（《閑話我的七個話劇》），這些劇本在話劇藝術上確實存在明顯的弱點。但通過這些努力，為他50年代的劇作作瞭很好的準備。1944年初，老舍開始創作長篇小說《四世同堂》。全書分《惶惑》、《偷生》、《饑荒》三部，共百萬言，描寫北平淪陷後各階層人民的苦難和抗爭。老舍熟悉故都卻缺少這段生活的體驗。剛從北平來到重慶的夫人胡絜青，向他提供瞭敵偽統治下故鄉人民的苦難和抗爭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瞭這種缺陷。雖然書中抗日鬥爭的線索仍然顯得有些單薄和比較模糊，但以濃烈的油彩塗抹出在民族存亡關頭這座古老城市的眾生相，細致刻畫瞭深受傳統觀念束縛的中下層居民的內心沖突和由此萌發的覺醒，蘊含著對於他們的鞭撻和期待，在他關於北京市民的眾多描繪中增添瞭不少豐富多彩並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畫幅。
抗日戰爭勝利後，1946年3月，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老舍赴美講學。一年期滿後，繼續旅居美國，寫完《四世同堂》，創作瞭另一部長篇《鼓書藝人》，還協助別人將這兩部小說譯成英文。《鼓書藝人》敘述的是抗戰風暴中舊式藝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現瞭革命者的真實形象，呼喚新中國的到來。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3日，老舍即啟程回國，途經日本、菲律賓等地，於12月9日抵達天津。“離開華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與河岸上的黃土地，我的淚就不能不在眼中轉瞭”（《從三藩市到天津》）。這個出生於北京、一向以描繪北京著稱的作傢，從1924年離傢以後，一直到這時，才在自己熱愛的故鄉重新定居下來。
《四世同堂》插圖 丁聰作
新中國欣欣向榮的氣象，立即激起老舍新的創作熱情。1950年1月，回國不到一個月，就發表瞭第一篇歌頌新中國的作品──大鼓書《過新年》。他再次以巨大的熱誠，從事傳統藝術的改革，包括改造舊式藝人的工作。話劇《方珍珠》(1950)就以解放前後的藝人經歷為題材，前半部分內容與《鼓書藝人》有些相似。一年以後，話劇《龍須溝》上演，引起文藝界和社會的強烈反響。劇本取材於解放初期，百廢待興，人民政府首先大力改善貧民窟生活條件的真實事跡。老舍把對於北京和城市貧民的熟悉和熱愛，同對於他們獲得新生的興奮和喜悅結合在一起，寫出瞭古老的北京和備嘗艱辛的城市貧民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這是獻給新北京新中國的一曲頌歌。一個來自舊中國的老作傢能在短促的時間裡，寫出這樣一部歌頌新中國的優秀作品，它的成功引起普遍的贊嘆，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藝術傢”的稱號。
從50年代初起，老舍陸續擔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委員、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作傢協會副主席及書記處書記、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理事長（副主席）、中國戲劇傢協會和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理事、北京市文聯主席等職務，兼管少數民族文學工作，註意青年文學工作者的培養輔導；多次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等；先後訪問過朝鮮、蘇聯、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國。他以較之抗戰時期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從事政治、社會、文化和對外友好交流等活動；他也更加勤奮地寫作，不斷有新作問世。正如他說的，“我註視著社會，時刻想叫我的筆追上眼前的奔流”(《十年筆墨》)，他努力瞭解、體驗新的生活，並且反映在作品中。自然，並不是每個嘗試都取得成功。象描寫中國人民志願軍戰鬥業績的小說《無名高地有瞭名》(1954)，歌頌建築工人勞動競賽的話劇《青年突擊隊》(1955)等，由於生活實感不足而缺少藝術力量。寫得好的，是表現北京市民生活悲歡離合的作品，如話劇《女店員》(1958)、《全傢福》(1959)等。它們都可以看作是《龍須溝》的續編：描繪瞭古老的北京和經受過苦難的、守舊的市民如何走向新的生活。作傢熟悉這些人物及其變化，他含著淚與笑，通過解放前後的對比，寫出瞭歷史的躍進，使人在歡笑之中悟出一點生活的真諦。話劇《西望長安》(1956)，根據震動全國的李萬銘案件寫成。李萬銘能夠到處招搖撞騙，暴露出某些幹部嚴重的官僚主義和不正之風，劇作對此作瞭揭露和嘲諷。如何寫好新社會的諷刺作品，是個議論不少、實踐不多的課題。以幽默諷刺著稱的老舍的這個嘗試，也就分外引人註目。
在後期創作中，最為成功的是話劇《茶館》(1957)和小說《正紅旗下》（1961～1962，未完）。前者以北京一座茶館作為舞臺，利用“一個大茶館就是一個小社會”的特點，展開瞭清末戊戌維新失敗以後、民國初年北洋軍閥盤據時期和國民黨政府崩潰前夕三個不同時代的生活場景和歷史動向，前後半個世紀。上場人物60多個，全劇沒有中心的故事線索，各幕之間缺少前後呼應的情節聯系，卻能結構嚴密，一氣呵成，再現瞭尖銳的矛盾沖突和豐富的社會生活，並且通過舊中國的日趨衰微，窮途末路，揭示出必須尋找別的出路的真理。後者帶有自傳的性質，卻寫出瞭大清帝國行將滅亡時五光十色的社會風貌，特別是作為清朝統治的特殊支柱的旗人社會在大動蕩中的分化和沒落。兩部作品都充分發揮瞭老舍作為北京風俗世態畫傢的特長。《正紅旗下》涉筆成趣，再次顯示出幽默的風格，嬉笑怒罵，都能耐人咀嚼，說明他的幽默變得深沉和含蓄瞭。它們描寫的雖然都是舊中國，《茶館》還有濃厚的悲劇意味，卻都跳躍著時代的脈搏，顯示出人民的力量和歷史前進的趨勢，具有一種內在的歷史樂觀主義精神。這標志瞭作傢的思想和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又有瞭重要發展。《茶館》是當代中國話劇舞臺上最優秀的劇目之一，在西歐一些國傢演出時，被譽為“東方舞臺上的奇跡”。（見彩圖）
老舍劇作《龍須溝》劇照(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
老舍劇作《茶館》劇照(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
《茶館》第一幕手稿
30年代中期是老舍創作的第一個高峰，50至60年代是第二個高峰，作品眾多，思想上藝術上也都有新的進展。20、30年代開始寫作的作傢，到瞭50、60年代依然保持旺盛的藝術創造力，並且不斷取得新的成果的，老舍是突出的一個。唯其如此，1966年8月24日，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幸去世，格外令人感到惋惜。
文學業績 老舍先以長篇小說著稱。當他開始創作時，新文學作傢中還很少有人撰寫長篇，他是中國現代長篇小說最早的作者之一，為開拓這種體裁作出瞭貢獻。後來，他又以劇作聞名，作品數量眾多，而且成為50、60年代最重要的劇作傢之一。他的短篇小說為數不多，卻也不乏綽約多姿、意味深長的優秀之作，如《斷魂槍》、《上任》、《柳傢大院》等篇，都寫得各有特色。他的短篇，在藝術構思的精致和題材的寬廣方面，往往勝過長篇作品。他寫瞭不少富有情趣和機智的散文小品，還有一些新舊體詩歌。老舍的小說，包括長篇、中篇、短篇和小小說，還有童話、寓言體作品。在戲劇創作中，除瞭話劇，另有兒童劇、童話劇、歌劇、話劇歌舞混合劇等。和“五四”以後的絕大部分作傢不同，他還利用多種傳統形式，寫下瞭大量體裁各異的通俗作品，包括不同的傳統劇種之間移植改編的戲曲。老舍是現代中國作傢中作品形式體裁最為豐富多樣的一個，而且在不少領域中都取得出色的成績。
這除瞭作傢的勤奮和善於同時從中國傳統的和外國的文學汲取營養以外，還有思想上藝術上更為深刻的原因。抗戰爆發時，老舍已經是著名的小說傢瞭，鑒於迫切需要以人民群眾理解和喜愛的文藝形式進行抗戰鼓動，他中斷小說創作，全力探索通俗文藝的利用改造，並且身體力行地“大膽去試驗(通俗)文藝的多種體裁”（《三年寫作自述》）。隨後，又出於“抗戰需要戲劇，戲劇必須抗戰”的考慮（《抗戰戲劇的發展與困難》），轉向戲劇創作。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自己又剛剛回國，寫作《龍須溝》時，他深知從舊中國的批判者到新中國的歌頌者，意味著多麼艱巨的變化：“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寫作經驗中，寫《龍須溝》是個最大的冒險”；“我的感激政府的熱誠使我敢去冒險”（《〈龍須溝〉寫作經過》）。他以自己的創作實踐回答瞭時代提出的嶄新課題。在他取得話劇創作的成功以後，仍然繼續進行“新的嘗試，沒完全叫老套子捆住”（《答復有關〈茶館〉的幾個問題》），向強調時間、地點、人物線索和情節都需要高度集中的傳統的戲劇規律挑戰，寫出瞭別具一格、被人稱為“畫卷戲”的《茶館》。在老舍身上，“不但表現瞭一個藝術傢最可寶貴的政治熱情，而且也表現瞭同樣可寶貴的藝術傢的真正的勇氣”（周揚《從〈龍須溝〉學習什麼？》），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藝術創新精神，使他孜孜不倦地涉獵文學創作的各個領域，也使他永不滿足已經取得的任何成就，在40多年的創作生涯中能夠不斷取得重要的進展和突破。
老舍開始創作時，抱有“不管是誰與什麼吧，反正要寫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樣寫〈趙子曰〉》）的態度。他的作品從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幽默諷刺的筆調。他是現代文學史上為數不多的幽默作傢之一，一度還有“幽默大師”、“笑匠”之稱。他的早期作品中夾雜一些純粹為瞭逗笑、缺少思想意義的穿插。他那“我要笑罵，而又不趕盡殺絕”（《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的性格，使他的諷刺，缺乏魯迅的冷峻和鋒利，更多一些溫情和輕松，由此形成他的獨特的幽默風格。從30年代中期起隨著對於國傢的災難和生活的嚴酷有瞭更多的體驗，老舍的筆調變得激憤嚴肅起來，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調，為人稱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絕大多數作品中，仍然經常出現機智俏皮的語言，將嬉笑怒罵融合在一起的筆墨，使人發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時還會催人淚下，或者發人深思。後期作品中，作傢讓不少人物笑著向昨天告別。所有這些，都具有一種內在的妙趣──升華瞭的幽默。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於市民生活。他善於描繪城市貧民的生活和命運，尤其擅長刻畫浸透瞭封建宗法觀念的保守落後的中下層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階級搏鬥中，在新的歷史潮流沖擊下，惶惑、猶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進退維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徑。他喜歡通過日常平凡的場景反映普遍的社會沖突，筆觸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運的思考，讓人從輕快詼諧之中品味出生活的嚴峻和沉重。關於自然風光的色彩鮮艷的渲染和關於習俗人情的細致入微的描摹，增添瞭作品的生活氣息和情趣。在現代文學史上，老舍的名字總是與市民題材、北京題材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他是現代中國文壇上傑出的風俗、世態(尤其是北京的風土人情)畫傢。作為一位大傢，他所反映的社會現實可能不夠遼闊，但在他所描繪的范圍之內，卻把歷史和現實，從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時代的社會氣氛、風俗習慣，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種人等的喜怒哀樂、微妙心態都結合濃縮在一起，有聲有色、生動活潑，自成一個完整豐滿、“京味”十足的世界。這是老舍在現代文學史上作出的特殊貢獻。
1952年7月老舍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聯歡會上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個特點，是表現出鮮明的反帝愛國的題旨。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來整個新文學的基本主題。但除瞭特定時期（比如五卅運動期間，“九·一八”事變以後、抗日戰爭時期）以外，在一般作傢的創作中，反帝的主題和內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則常有明顯表現。他的第一篇習作《小鈴兒》，通過小學生帶有稚氣的行動，表達瞭反抗外國侵略者的民族意識。茅盾從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對於祖國的摯愛和熱望”（《光輝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這以後，老舍寫瞭不少直接揭露帝國主義侵略罪行的作品，還有從不同側面描寫它們的經濟、文化、宗教滲透和種族歧視所給予中國人民種種傷害的作品。他表現民族覺醒、表彰民族氣節，同時抨擊在這些侵略和滲透面前卑躬屈節、為虎作倀的洋奴漢奸。寫於60年代初的話劇《神拳》（又名《義和團》），再現北京居民抗擊八國聯軍的壯烈情景。後期作品強烈地表現瞭中國人民當傢作主、自立自強於世界的喜悅和自豪。對於社會主義祖國的熱愛，使他的愛國主義增添瞭新的內容和光彩，達到新的思想高度。強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熾熱的愛國主義，是老舍的高貴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寶貴的精神遺產。
“五四”以後的新文學作傢，廢棄瞭封建士大夫筆下的文言，也沒有采用話本小說、戲曲說白中的近代白話，而是從現代口語中創造便於反映現代生活、表達現代人心理活動的現代白話，作為新的文學語言──老舍對此作出瞭卓越的成績。他是北京人，能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更重要的是努力從人民群眾的口頭語言中汲取和提煉文學語言。註意汲取，避免瞭生造硬湊和過於歐化的學生腔的毛病；講究提煉，能夠脫離粗糙的自然形態，克服照搬濫用方言土語的弱點。他所使用的是一種真正藝術化瞭的活的語言。老舍的小說和散文，都可以瑯瑯上口，話劇的對白，更是活潑傳神；作品中許多人物的語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點。他很好地解決瞭語文脫節的問題。在語言的準確生動，富有表現力和藝術性方面，在創造新的文學語言方面，他在現代作傢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認為作傢的風格首先體現在語言上，他的語言的確成為表現藝術風格的重要手段。連他的理論文章的語言都是很有個性特征的。他在這方面的貢獻，還超出瞭文學創作的范圍。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張以他的作品作為“宣傳純正國語的教本”（《老舍致趙傢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現代漢語教科書中經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創作，帶有英國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響，與中國傳統的、主要是流行於民間的文藝更有深切的聯系。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眾化、通俗性、民族色彩濃厚等特點，從形式到內容都能夠雅俗共賞。因此較早地突破瞭新文學隻在學生和知識青年中間流傳的狹小圈子，為廣泛的讀者所喜愛。後來又以真實生動地描繪瞭現代中國的社會風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再加上規范的現代漢語，而受到國外的重視。這些，都擴大瞭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他取材於北京胡同裡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嫻熟地運用“京味”十足的文學語言等特點，受到一些後起者的仿效。
著作的出版和版本 老舍是位多產作傢，一生寫作瞭1000多篇(部)作品，字數達700萬至800萬。除瞭前面提到的，生前出版的作品主要還有長篇小說《文博士》(又名《選民》，1936～1937)、《火葬》(1943～1944)，短篇小說集《火車集》（1939）、《貧血集》(1944)等；戲劇《張自忠》(1941)、《面子問題》(1941)、《大地龍蛇》(1942)、《歸去來兮》(1942)、《誰先到瞭重慶》(1942)、《柳樹井》(曲劇，1952)、《春華秋實》（1953）、《十五貫》（根據十五貫傳奇改編的京劇，1956）、《紅大院》(1958)等；雜文和文藝短論集《福星集》（1958）、《小花朵集》(1963)、《出口成章》(1964)等。另外，從30年代到50年代，有作傢自選的和別人編選的選集多種，主要收錄短篇、中篇小說和劇作。他翻譯的蕭伯納的劇作《蘋果車》，收入《蕭伯納戲劇集》(1956)。
老舍生前沒有隨時將作品結集出版。散佚的篇章為數較多。30、40年代，出現過不少未經作傢本人同意的盜版書，內中錯誤頗多，間或夾雜別人的作品。50年代前半期，作傢對有些作品(如《駱駝祥子》、《離婚》)，作瞭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從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註意，陸續出版瞭《老舍詩選》(1980)、《老舍小說集外集》(1982)、《老舍論創作》(1980)、《老舍論劇》(1981)、《老舍曲藝文選》(1982)以及《老舍文藝評論集》(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見於報刊的篇什。人民文學出版社於1980年開始編輯出版的《老舍文集》，收錄瞭作傢1925至1966年的文學著述，按文學體裁分類和寫作年代編次，並且根據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瞭校勘，加上簡單的註釋，是迄今為止老舍著作比較完整準確的匯編。
老舍畫像 葉淺予作
關於老舍及其作品的評論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開始出現，30年代中期起逐漸增多，到瞭50、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問世，都立即引起評論界的廣泛討論。李長之、朱自清、王淑明、趙少侯、葉聖陶、巴人、常風、許傑、以群、田仲濟、吳組緗、周揚、焦菊隱、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張庚、鳳子等人，都先後寫過評論。從70年代末期開始，報刊發表許多回憶老舍的文章，系統全面的研究也日益開展，除瞭繼續分析評價老舍的代表作品，對於他的創作道路、藝術風格、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別作瞭綜合的探討。
國外關於老舍作品的翻譯出版和研究，都較活躍。日本的伊藤敬一、法國的保爾·巴迪、波蘭的日比格涅夫·斯烏普斯基、美國的蘭比爾·沃勒等，都寫有老舍研究的論文或著作。
參考書目
《老舍研究論文集》，山東人民出版社，濟南，1983。
曾廣燦、吳懷斌編：《老舍研究資料》，北京出版社，北京，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