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塔那古墓群

　　中國晉至唐時期(3～8世紀)高昌城居民的公共埋葬地。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市東南約40公裡的阿斯塔那村北及哈拉和卓村東，南鄰高昌故城，占地面積東西5公裡，南北2公裡。古墓群自20世紀初即遭受英國人A.斯坦因、俄國人П.К.科茲洛夫、德國人A.von.勒科克、日本人桔瑞超等先後盜劫。1930年中國學者黃文弼到此調查並收集到一些出土文物。1959年以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先後進行瞭13次發掘，清理發掘古墓400餘座，出土文物數以千計。其中紀年文物自西晉泰泰始九年 (273)始，止唐建中三年(782)，前後歷時逾5個世紀，對研究3～8世紀當地政治、經濟、文化及與內地的密切關系以及“絲綢之路”的歷史，具有重要意義。198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墓葬分佈狀況　古墓群散佈在高昌故城自西北到東北的戈壁上，或單個墓葬散處其間，或聚族而葬形成一區區墳院。每一墳院周邊圍以界溝和壓砌礫石的土垣，前面留出通道，內有墓葬幾座、十幾座或幾十座不等，依死者輩分高低自後向前排列。每墓大抵埋葬一組配偶，在與墓室相對應的地表起墳。墳堆及墓道填土上均以礫石壓護，形成明顯的標志。

　　墓葬分期　阿斯塔那古墓均為土洞墓，依時代先後可分為3期：第1期為晉至十六國時期(3～5世紀)。有斜坡墓道土洞墓和豎井墓道土洞墓兩種。前者墓道較短，且多作階梯式，墓室規整，平面近方形，四壁平齊，頂作四角攢尖式或覆鬥式，有的聚為鬥四或疊澀式小藻井；後者則於長方形豎井一側掏挖出土洞墓室，間有兩側上下相對各挖出洞室者，墓室後壁有的有白地黑筆局部繪彩的壁畫，內容為墓主人生前生活情景 (亦有以同樣內容的紙本畫替代)。第2期為麴氏高昌時期(6～7世紀中)。不見豎井墓道土洞墓，斜坡墓道土洞墓墓道增長，階梯消失，墓室四壁向外作弧形凸出，頂部漸趨平圓。未見壁畫，出現上寬下窄呈梯形的大幅絹本伏羲女媧人身蛇軀畫像，最初罩於木棺上口然後釘牢棺蓋，其後則以木釘展掛於墓室上頂或後壁。第3期屬唐西州時期(7世紀中～8世紀)。墓葬形制基本同第2期，墓道更長，墓室漸趨高大。自武後時期 (7世紀末)起，規模較大的墓葬於墓室前增築甬道，墓室內留有高出地面、停放屍體的生土臺，甬道兩側大多鑿有放置俑像的壁龕，有些大墓墓道還有天井和過道。從大歷年間起，小型墓葬中出現墓道及墓門偏處墓室一邊的刀形墓。大幅絹本畫較前增多，有一墓多至三幅者，間或繪於麻佈上。自盛唐以後，有的大墓墓室後壁又出現聯屏式壁畫，內容為人物或花鳥，有的室頂還繪出日月星座等天象；同時還出現瞭屏風式絹本繪畫(仕女圖、伎樂圖、牧馬圖等)。阿斯塔那古墓死者大都仰身直肢，多停置席上，用棺殮屍者第1期習見，第2期不多，第3期則罕見。

墓中六殿式鑒誠畫（唐）

　　隨葬品　有各種織品、文書、泥塑或木雕俑像、陶明器等。其中以織品為最多，絲、麻、棉、毛俱備，尤以絲織品最為豐富，錦、綺、綾、羅、絹、縑、縵、紗、輕容、刺繡、染纈等品類齊全。織錦仍以平紋、斜紋經錦為主，北朝時期出現少量高昌地產平紋緯錦，盛唐以後始見少量斜紋緯錦(兩色菱紋)及三色彩條綾、暈絢提花綾 (綾地起緯線花紋)。在唐永昌元年(689)的一座墓葬中出土有雙面錦和緙絲絳帶，是已知同類織物中最早的實物珍品。大量的染纈使失傳已久的唐代夾板印花──夾纈工藝得以恢復。

　　出土的數千件各種漢文文書大多被用以制作死者的鞋、靴、冠、帶、枕、衾及至紙棺，所以多殘損。種類有契券 (租佃、買賣、借貸、雇傭等)、籍帳(戶籍、手實、計帳、受田帳、欠田帳、退田帳、差科簿等)、各類官府文牒 (符帖狀辭、審理案件的辯辭與錄案、授官授勛的告身、行旅過所與公驗、收發文簿、收支帳歷等)、私人信札、隨葬衣物疏、經籍寫本乃至學童習字等；內容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法律、醫藥以及思想文化各個方面，可以補史、證史。除漢文外，還有粟特文契約以及用粟特字母拼寫的漢語、突厥語木牌。此外，還出土百餘方磚、石墓志，同樣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隨葬品中還有大量泥塑木雕各式俑像，或稚拙古樸別有情趣，或形態逼真栩栩如生。一座唐墓中出土的一組泥俑維妙維肖地展現瞭唐時流行的喜劇“踏謠娘”，扮相表情令人忍俊不止，是同類俑像中時代最早的珍品。出土的唐代絹本設色人物畫雖多殘損，仍不失為稀世國寶。

　　在出土的日用器皿中，麴氏高昌時期的彩繪陶質(包括木質仿陶及未經燒制的泥坯器)明器極具地方特色。此外還有制作精美的食品(餃子、花色糕點等)、各式剪紙、絹花之類，雖為數不多，亦屬罕見珍品。

　　保護情況　阿斯塔那古墓群於1957年劃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72年設有專人管理，並劃定保護范圍，建立保護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