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漢字一種書體的名稱。商、西周、春秋、戰國時期銅器上銘文字體的總稱(見圖)。
周公東征鼎銘文拓本
宋代人創立金石學，研究金和石上的銘刻，金以銅器為主而不限於銅銅，古今一切金屬物品上的銘文皆在收集之列。這樣，內容雜亂，沒有意義。清代吳式芬(1796～1856)把商周銅器銘文編成《捃古錄金文》一書。從中國文字發展的歷史看有它的合理性，符合一些學者的要求，而且收集的資料多，考釋嚴謹，影響頗大，金文一詞遂有瞭界說。1916年鄒安編印《周金文存》，也是資料多，印刷好，風行一時。這時所謂金文皆指整篇的銘文，不稱單字。1925年容庚編印《金文編》，把商周銅器銘文中的字按照《說文解字》的順序編為字典，從此金文成為一種書體名稱。金文出現在商代中期，鄭州市白傢莊出土饕餮紋罍上有龜字，陜西省岐山縣京當村出土戈上有字，北京市平谷縣劉傢河出土鼎和爵上皆有龜字，這類資料雖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金文下限斷在秦滅六國，也就是秦用小篆統一中國文字時（公元前15世紀～前220年），約1200多年。
宋代人收藏銅器極重視銘文，如劉敞《先秦古器記》、呂大臨《考古圖》、王黼《博古圖錄》等，皆摹寫銘文、作出考釋；也有專門摹刻銘文的，如趙明誠《古器物銘》、王俅《嘯堂集古錄》、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等，皆有釋文和考證；把銘文中的字編為字典則有呂大臨《考古圖釋文》、王楚和薛尚功《鐘鼎篆韻》，皆按照韻部排列，頗有創見。清代學者走宋代人的道路而有發展，如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等，材料不斷增多，釋文考證時有可觀。1937年羅振玉編印《三代吉金文存》，收銘文4000多件，印刷精致，沒有釋文。清代由於《說文》之學興盛、聲韻訓詁研討日深，在這種學風的影響下，銘文研究進步較快，不斷出現專傢，如許瀚《攀古小廬金文考釋》，吳大澂《字說》、《說文古籀補》，孫詒讓《古籀拾遺》、《古籀馀論》、《名原》等，皆有創見，突過前人。金文的年代長，使用的區域廣（黃河、長江中下遊廣大地方），材料如果不整理清楚，則研究工作會收效不大。例如：安徽省壽縣朱傢集楚王墓，出土銅器過千件，有文字者數百件。河南省安陽縣小屯村婦好墓，出土銅器數百件，有文字者在百件以上。這兩批銅器相距千年，差異很大，銘文摻在一起統稱金文，很難說明什麼問題。過去學者已理解這一點，王國維《兩周金石文韻讀·序》(1917)說：“搜周世韻語見於金石文字者，得數十篇，中有杞、鄫、許、邾、徐、楚諸國之文，出商、魯二頌與十五國風之外，其時亦上起宗周、下訖戰國，亙五六百年。”對時間地點觀念很清楚，隻是工作量太小瞭。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1931序文）說:“當以年代與國別為之條貫，……餘於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其依據國別者，於國別之中亦貫以年代，得列國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這在金文研究中是劃時代的創舉，可惜規模不大。此後50多年來發現有銘文的銅器數千件，還沒有學者整理和作出新的更大的成績。
1985年容庚《金文編》修訂第4版采用銘文3902件，收正文(可識的字)2420字，附錄(還不能確定的字)1352字，共計3772字。這是今日可見金文的總數，雖不一定準確，也相差不遠。這些字多半可以和《說文解字》相對照。先秦文字資料不限於金文，有甲骨、石刻、竹簡、帛書、璽印、貨幣等，而金文終究是主要的，它反映秦用小篆統一文字前1000多年間中國文字發展變化的基本情況。(見彩圖)
西周毛公鼎銘文
臺灣省臺北市故宮博物院藏
金文研究工作是多方面的，成績也不一而足，管燮初《西周金文語法研究》是其中之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