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漢語語音系統及其結構規律的學科。
漢語語音概述 漢語語音的特點是音節結構簡單，音節界限分明，聲調是音節的重要組成成分。
漢語的音節結構有很強的規律性。母音是一般音節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一個音節內部最多可以連續出現3個母音（如iao、uai）。輔音主要處在母音的前面，即音節的開頭；隻有少數輔音可以處在母音的後面，即音節的末尾。處在母音前前後的輔音一般隻能有一個，在漢語中，不存在sk、fl、str之類的輔音叢。
中國傳統把一個音節分為聲母、韻母和聲調3部分。聲母指處在音節開頭的輔音，如dá(答)、kǒu（口）、bān（班）、liào（料）、suàn（算）中的d-、k-、b-、l-、s-就都是聲母；音節的開頭如果沒有聲母，就是零聲母音節，如àn（暗）、ōu（歐）。韻母指音節中聲母後面的成分，可以隻是一個元音，如ɡū（姑）裡的-u，也可以是元音的組合或元音和輔音的組合，如ɡuā(瓜)裡的-ua或ɡuān（關）裡的-uan。韻母可以進一步分為韻頭、韻腹和韻尾3部分。韻頭和韻腹都是元音，韻尾也可以是輔音。韻腹是一個韻母不可缺少的成分，如tā(他)、huā（花）、diāo（雕）、kuān（寬），都有韻腹，可是韻頭u、i和韻尾o、n就不是每個音節所必須具備的。聲調指整個音節的高低升降，漢語是有聲調的語言，音節的高低升降具有辨義作用，如fān(翻)、fán(煩)、făn（反）、fàn(飯)以及多音詞tóng zhì（同志）、tōngzhī（通知），都是憑聲調的不同來區別意義。
把漢語音節分為聲母、韻母和聲調3部分，能很好地反映出漢語語音的特點，便於說明漢語語音的歷史發展情況和目前漢語各方言之間語音結構的關系。這種分析方法已經被公認為分析漢語語音最方便有效的方法。
漢語的聲母和韻母的內部都有很強的系統性。例如，漢語拼音方案的“聲母表”和“韻母表”列出瞭普通話的21個聲母和35個韻母，這21個聲母和35個韻母是相當整齊有系統的。21個聲母可以排列成(方括號內是國際音標寬式註音，下同):
普通話的21個聲母
橫行各聲母的發音部位相同或相近，豎行各聲母的發音方法相同或相近，21個聲母形成相當整齊有系統的局面。35個韻母則可以排列成：
普通話的35個韻母
從豎行看，ø行韻母都沒有韻頭，[i]行韻母的韻頭或韻腹都是[i]，[u]行韻母的韻頭或韻腹都是[u]，[y]行韻母的韻頭或韻腹都是[y]。傳統稱ø行韻母為“開口呼”，[i]行韻母為“齊齒呼”，[u]行韻母為“合口呼”，[y]行韻母為“撮口呼”。表中的35個韻母相當整齊地分配在這“開、齊、合、撮”四呼中([uəŋ]前面不能有聲母，[uŋ]前面一定要有聲母。漢語拼音方案為瞭書寫清楚方便，把[uŋ]寫成 ong，把[yŋ]寫成iong，這兩個韻母在漢語拼音方案韻母表中的位置也相應地有所改變)。從橫行看，上4行韻母都沒有韻尾，中4行韻母都有元音韻尾[-i]或[-u]，下4行韻母都有鼻音韻尾[-n]或[-ŋ]，也是相當整齊有系統的。
除聲母和韻母內部的系統性外，漢語的聲母和韻母之間還有相當嚴謹的配合規律。例如，普通話的聲母g、k、h隻能同開口呼和合口呼的韻母配合成gāi(該)、kè(客)、huán（環）等等，不能同齊齒呼和撮口呼的韻母配合；j、q、x恰恰相反，隻能同齊齒呼和撮口呼的韻母配合成jī（雞）、qián（前）、xuě（雪）等，不能同開口呼和合口呼的韻母配合。
漢語聲調的數目比聲母和韻母少得多，普通話隻有4個聲調，根據傳統名稱，分別稱為：
陰平：—[
55]，如“媽、灰、妻”
陽平：／[
35]，如“麻、回、奇”
上聲：ˇ[
214]，如“馬、悔、起”
去聲：﹨[
51]，如“罵、會、器”
漢語許多方言還有所謂輕聲音節，這種音節讀得短而輕，沒有明顯的高低升降的變化。例如普通話fángzi（房子）、dōngxi（東西）、zǒule（走瞭），第2個音節都要讀輕聲。
兩個或兩個以上音節連在一起時，音節的高低升降往往發生變化，這種現象稱為“連讀變調”。例如，普通話兩個上聲音節連讀時，前一個要變讀成陽平，yǒujǐng(有井)和yóujǐng(油井)變成瞭同音。漢語各方言的連讀變調現象相當復雜，各有各的特點，蘇州話的連讀變調就比普通話復雜得多，幾乎每一個聲調都存在連讀變調現象，而且變調發生在後一個音節，例如，蘇州話兩個陰平音節連讀時，後一個陰平調值要由原來的高而平[˧44]變成低而降[亅21]，“東風”[toŋ44foŋ44]要變讀成[toŋ44foŋ21]。
兒化韻也是漢語語音中很常見的現象。當“兒”音節處在其他音節之後時，往往和前面音節的韻母合並成為兒化韻，例如普通話“花兒”由huā'er合並成huār。韻母兒化以後聲音有時發生較大的變化，有些韻母在兒化以後變成瞭同音，普通話“（小）罐兒”的 guàn'er合並成 guànr以後，韻尾-n就不再發音，變得和“（小）褂兒”的guàr聲音相同瞭。漢語許多方言都有兒化現象，但兒化的情況和程度不盡相同。浙江一些方言“兒”音節讀[n]或[ŋ]，兒化韻就是在原韻母之後加上[n]或[ŋ]，例如浙江義烏“雞”[ʨi]兒化成“（小）雞兒”，就讀成[ʨi:n]瞭。
漢語各方言雖然語音分歧相當大，但聲母、韻母和聲調的基本結構是一致的。方言之間的語音分歧主要表現在聲母、韻母和聲調的數目和內容不同。例如蘇州話有26個聲母（不包括零聲母，下同），45個韻母，7個聲調；福州話有15個聲母，43個韻母，7個聲調；廣州話有20個聲母，53個韻母，9個聲調；南昌話有19個聲母，65個韻母，6個聲調；煙臺話有21個聲母，37個韻母，3個聲調。數目不同，內容自然不一樣；數目相同，內容也不一定完全一致。例如煙臺話有21個聲母，和普通話相同，但煙臺話並沒有普通話zh、ch、sh、r這4個聲母，而是另有4個普通話沒有的聲母。各方言的聲調數目一般都在3～9個之間，同一個聲調在不同方言裡實際讀音高低升降的差別往往非常明顯，成為分辨方音時很重要的標志。
雖然漢語各方言的聲母、韻母和聲調各有自己的特點，但相互之間存在著相當有系統的對應關系。有的對應關系很簡單，例如廣州話有[-m]、[-n]、[-ŋ]三套鼻音韻尾，普通話和許多方言都隻有[-n]和[-ŋ]兩套，廣州話的[-m]、[-n]兩套韻尾和這些方言[-n]一套韻尾對應，即廣州話的[-m]在這些方言也讀[-n](廣州話“貪”[t‘am]和“灘”[t‘an]普通話都讀tan)。大部分對應關系都比較復雜，往往是聲母、韻母和聲調三方面相互制約。例如，絕大多數方言都有[p]、[p‘]和[t]、[t‘]這兩套清塞音聲母，蘇州話還另有濁塞音聲母[b]和[d]同這兩套清塞音聲母相配。這兩個聲母是許多方言都沒有的，蘇州話聲母讀成[b]和[d]的音節在這些方言裡或是讀不送氣的[p]和[t]，或是讀送氣的[p‘]和[t‘]，要受到聲調的制約。蘇州話“平、病”聲母都是[b]，“圖、杜”聲母都是[d]，這些方言“平”和“圖”讀送氣的[p‘]和[t‘]，都是陽平聲，“病”和“杜”讀不送氣的[p]和[t]，都是去聲，聲調不同，聲母的對應關系也不一樣。由於聲母、韻母和聲調三方面相互制約，有些對應關系形成相當錯綜復雜的局面，必須對兩種方言的語音系統都有較全面的瞭解，才能進行比較，弄清它們之間的各種對應關系。
錯綜復雜的對應關系主要存在於語音分歧較大的方言之間。就大多數漢語方言來說，是具有相當大的語音一致性的。大致說來，除長江以南沿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臺灣各省和湖南、江西一帶以外，其他地區所說的漢語方言語音都比較接近，都屬於所謂“官話”區。從長江以北向北直到中國北部邊疆，向西南延伸到四川、貴州、雲南、廣西一帶，面積達700多萬平方公裡，在這廣大的區域內，有7億以上說漢語的人，說的都是這種“官話”。如此眾多的人口，可以聽懂或大致聽懂相互之間的方言，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
在這廣大的官話區域內，北京話有其特殊重要的地位。從元代開始，北京就成為全國的首都，800年來，始終是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除當地居民外，北京一直居住著大量的各民族和各地區來的人，對傳播北京話起瞭很重要的作用，北京話也就逐步成為官話區的核心，對全國各地發生影響。北京語音很早就已經成為全國各地區的人學習漢民族共同語普通話的語音標準。
漢語語音的歷史發展 古人講話的聲音不可能保留到今天，研究語音的歷史發展，隻能依靠古代的文字材料。漢字本身保留瞭大量的古代語音信息，古代詩歌的用韻和中古以後出現的各種韻書提供瞭極其豐富的語音資料，從現代方言的比較研究中更可以看出漢語語音演變的種種線索。此外，古代的音譯詞以及漢語和其他漢藏語系語言的比較也都能幫助人們瞭解漢語語音的歷史發展情況，但是這方面的研究工作還沒有真正展開。
對漢語語音歷史的研究傳統稱為“音韻學”，有悠久的歷史。一般把漢語語音的發展分為4個時期：①上古音時期──先秦至魏晉（約公元前10～公元5世紀）；②中古音時期──南北朝至唐宋（5～13世紀）；③近古音時期──元代和明代（13～17世紀）；④現代音時期──清代至現代（17～20世紀）。對各時期的起迄時代目前還有一些不同看法，但前後相差並不很大。每個時期都長達數百年甚至上千年，在一個時期內自然還有不同階段的變化，各時期的方言分歧情況目前也瞭解很少，因此，研究古代各時期的語音，一般隻能選擇具有代表性的語音資料作為各時期語音系統的代表，然後旁及其他材料。
從上古音到現代音的2000多年時間內，漢語語音的基本結構並沒有改變，即音節分為聲母、韻母和聲調3部分，韻母又分為韻頭、韻腹和韻尾。2000多年來漢語語音的演變主要是聲母、韻母和聲調內部的變化，這些變化在現代方言中有時還能反映出來，例如上古音和中古音都有鼻音韻尾[-m]，到現代還保留在廣州話和其他一些方言裡。
上古音 一般以《詩經》韻腳和諧聲字所反映的語音系統作為代表。《詩經》並非一時一地的作品，諧聲字是用聲旁表音的字（如“途、除、徐、敘、斜”都用聲旁“餘”表音），來源更要復雜一些，但這兩種材料反映的語音系統是相當一致的。上古音距今已逾千年，語音資料也較零散，目前隻能推測出上古音系的基本輪廓，對其中的細節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上古聲母共有30個左右。其中[p]、[p‘]、[m]、[t]、[t‘]、[n]、[l]、[k]、[k‘]、[ŋ]、[x]、[ʦ]、[ʦ‘]、[s]是從上古直到現代絕大多數方言都存在的聲母，表現瞭漢語聲母的歷史繼承性。上古濁塞音聲母[b]、[d]、[ɡ]和濁塞擦音[ʣ]也還保留在現代一些方言裡，其餘十幾個聲母的性質則各傢說法很不一致。上古很可能還存在[kl]、[pl]之類的復輔音聲母，例如在諧聲字中，舌根音聲母[k]、[k‘]往往和邊音聲母[l]互諧，“各”既可以作“格、閣、客”的聲符，也可以作“洛、路、略”的聲符，這些字很可能原來都是由[kl]之類的復輔音演變來的。對上古音是否有復輔音以及有多少復輔音，目前還有種種不同看法。
根據《詩經》用韻和諧聲字的情況，傳統把上古韻母分為若幹韻部，用一個漢字來代表，如“之部、幽部”等等，上古韻部共有30個左右。同韻部的字隻是韻腹和韻尾相同，韻頭可以不同，因此每個韻部實際不隻包含一個韻母。根據韻尾的不同可以把上古韻部分為陰、陽、入3大類:有鼻音韻尾[-m]、[-n]、[-ŋ]的是陽聲韻，有清塞音韻尾[-p]、[-t]、[-k]的是入聲韻，其餘的都屬於陰聲韻。如果韻腹相同，陰陽入3類往往可以相互押韻或諧聲，如《詩經·鄭風·女曰雞鳴三章》“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中，“來”和“贈”押韻，就是因為這兩個字在上古韻腹相同，都是[ə]，隻是“來”屬於陰聲韻，“贈”則屬於有鼻音韻尾[-ŋ]的陽聲韻，這種押韻現象傳統稱為“陰陽對轉”。
大多數上古韻母的讀音和現代相去甚遠，和中古也有很大區別。例如“姑”現代韻母是[u]，中古相同或近似，上古時韻母則可能是[a]；“臺”現代韻母是[ai]，中古也是類似的復元音，上古時韻母則可能是[ə]。也有一些韻母如[an]、[ən]、[aŋ]、[əŋ]等從上古經中古到現代變化不大，象“班”[pan]和“登”[təŋ]等字的讀音2000多年來並沒有顯著的改變，但這類字究竟是少數。目前對上古音韻頭的多少、韻部的分合以及陰聲韻是否也有輔音韻尾等問題有種種不同看法，還遠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
現存的上古音語音資料不能系統地反映出上古聲調情況，歷來對上古聲調的看法分歧也最大。目前較有影響的有3種意見：①上古和中古一樣，分為“平、上、去、入”四聲；②上古沒有去聲；③上古隻有平聲和入聲，但各分長短兩種。近年來從漢藏系語言的比較研究中又產生一種新意見，認為漢語在遠古時期可能並沒有聲調的分別，聲調是遠古時期不同的韻尾輔音脫落或保存才逐漸產生的。
中古音 一般以隋唐時期盛行的韻書《切韻》的語音系統作為代表。魏晉南北朝是從上古音向中古音轉變的時期，南北朝時已經出現瞭許多供作詩押韻用的韻書，對當時的語音系統做瞭一定的分析和歸納，隋代陸法言集各傢之大成，於601年編成《切韻》一書。《切韻》的原本和它以前的韻書今已佚，現存的《切韻》都是後人的增訂本，而且大多是殘卷。目前流傳最廣的完整增訂本是宋代陳彭年等編的《大宋重修廣韻》，《廣韻》對《切韻》的增訂主要在字數和釋義，對《切韻》的語音系統並沒有重大的改動，現在研究《切韻》音系一般就都以《廣韻》為主要依據。《廣韻》把當時的語音系統分析歸納為四聲、206 韻，每韻內又根據聲母的不同分為若幹小韻，這個語音系統是否代表當時一時一地之音，目前尚無定論，但它能分門別類詳細列舉出隋唐時期聲母、韻母和聲調的情況，是研究中古音最重要的語音資料。
《切韻》並沒有系統地列出它的聲母系統，根據後人分析歸納，大體上是和傳統的三十六字母相當的。三十六字母可能起源於唐末，到宋代經過不斷補充修訂，基本上能代表當時的聲母系統。每個字母用一個漢字來代表，至於它們的實際讀音，經過多年研究，目前已大致取得一致的意見。但為瞭便於說明中古的聲母系統，目前一般仍沿用三十六字母的名稱，例如，用“幫、滂、並、明”代表中古聲母[p]、[p‘]、[b]、[m]，用“端、透、定、泥”代表中古聲母[t]、[t‘]、[d]、[n]等。上古聲母有相當一部分仍保存在中古音中，但大都經過瞭較為復雜的分化或合並的過程，並不完全是一對一的關系。
《切韻》把不同聲調的韻母算作不同的韻，每個韻用一個漢字來代表，例如“東韻”、“江韻”、“魚韻”、“真韻”等。在計算中古韻母時，如果隻是聲調不同，就隻能算是一個韻母，例如“之韻”、“止韻”和“志韻”的分別隻在聲調，實際上隻是一個韻母。《切韻》共列出193個韻，《廣韻》增訂為206韻，除去聲調的分別不計，隻有90多個韻。當時的分類不大重視韻頭的作用，有時把不同韻頭的韻母合並成一個韻，例如，“刪韻”就包括開口呼和合口呼兩類韻母，可是“寒韻”和“桓韻”又根據開口呼和合口呼的不同分成兩韻。如果把該分開的韻母都分列出來，實際上共有150多個不同的韻母，這說明《切韻》所記錄的韻母系統是相當復雜的。
中古音的韻頭隻有[i-]和[u-]，但隋唐時期韻頭[i-]可能還分為長短兩類，這樣就有瞭三種不同的韻頭。中古音的韻腹元音非常豐富，這是中古韻母多達150多個的主要原因。近幾十年對中古韻腹元音的實際讀音做瞭相當細致的研究和推測，其中大部分已經取得瞭比較一致的意見。中古音的韻尾繼承瞭上古陰聲韻、陽聲韻和入聲韻的分別。陰聲韻的韻母除沒有韻尾的(如“歌韻”)以外，還包括元音韻尾[-i](如“灰韻”)和[-u](如“豪韻”)。中古陽聲韻的鼻音韻尾和入聲韻的清塞音韻尾與上古相同。在《切韻》的韻母系統中，入聲韻和陽聲韻相配，即[-m]和[-p]相配，[-n]和[-t]相配，[-ŋ]和[-k]相配，例如東韻”[-uŋ]和“屋韻”[-uk]相配，“刪韻”[-an]和“轄韻”[-at]相配，“銜韻”[-am]和“狎韻”[-ap]相配等等，形成相當整齊的局面。
中古音的聲調分為“平聲、上聲、去聲、入聲”4類。《切韻》以聲調為綱，在四聲之下分列各韻，後代韻書一般都遵循這種編排方法。平聲、上聲和去聲的分別主要在音節的高低升降不同；入聲則是韻尾收[-p]、[-t]、[-k]的發音短促的入聲韻，和另外三聲的陽聲韻相配，例如“東、董、送、屋”四韻的分別就在於“平、上、去、入”四聲不同，至於陰聲韻如“之、止、志”、“魚、語、禦”等則隻有“平、上、去”三聲。從中古到現代四聲的發展和聲母的清濁關系很密切，為瞭便於說明這種關系，習慣上把中古的四聲分為陰陽兩類：中古是清音聲母的稱為“陰平、陰上、陰去、陰入”，如“官、管、灌、括”；中古是濁音聲母的稱為“陽平、陽上、陽去、陽入”，如“郎、朗、浪、樂”。
在唐初，已有人批評《切韻》分韻過細，不利使用，說明《切韻》的語音系統已與當時的口語不盡相合。從《廣韻》開始，已在《切韻》的一些韻目下註明與某韻“同用”，實際就是承認這兩個韻並沒有明顯的區別。到宋末元初時，為瞭便於作詩，一些韻書根據《廣韻》“同用”的辦法，索性把206韻合並為106韻，這106韻從此成為做舊體詩押韻的規范。最早合並的是平水人劉淵主持刊行的《壬子新刊禮部韻略》(1252)，因此世稱這106韻為“平水韻”。平水韻主要隻是把《廣韻》韻目中同用各韻加以合並，並不能真正代表宋元時期口語的語音。
近古音 一般以元代周德清所編《中原音韻》的語音系統作為代表。《中原音韻》成書於1324年，正是元代戲曲盛行的時期，周德清根據當時北曲作傢用韻的情況歸納整理成書，成為寫作北曲用韻的準繩，對中國古代戲曲創作有很大影響。《中原音韻》是專為戲曲而作的，因此能跳出《切韻》系統韻書的窠臼，記錄下活躍於元代舞臺上的北方語音系統。至於這個語音系統是否能代表當時的元大都（今北京）的方言，目前尚有不同看法，但它無疑是現代北方官話的源頭，代表瞭漢語語音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
《中原音韻》所代表的近古音語音系統比《切韻》所代表的中古音語音系統簡單得多，已經相當接近於現代北京話。《中原音韻》改變瞭《切韻》以聲調為綱的編排方法，改為以韻為綱，各韻之下分列聲調，然後再分為若幹小韻，同音字都列在同一小韻內，並沒有單列聲母。根據小韻的分佈情況來分析，《中原音韻》可能共有20個聲母(不包括零聲母)，和現代北京話已很近似。漢語的聲母系統從中古到近古大大簡化，主要是因為中古大部分濁音聲母到近古變成瞭清音，除瞭[m-]、[n-]、[l-]等少數濁音聲母外，其餘都變成清音，和原來的清音聲母合並，例如“步”[b-]並入“佈”[p-]，“在”[ʣ-]並入“再”[ʦ-]，“似”[z-]並入“四”[s-]等。
《中原音韻》把韻母分為19個韻部，以兩個漢字命名，如“東鐘、江陽、支思”等，這隻是韻母的大類，各韻部內還包括韻頭不同的韻母。19個韻部實際共包括40多個韻母，隻有中古韻母的1/3左右，這主要是因為中古入聲韻到近古已經全部消失，和陰聲韻完全合並。此外，中古有不少韻母的韻腹元音非常接近，到近古也合並在一起瞭，例如“東、冬、鐘”在中古本是3個韻，到近古就合為一韻。近古音的韻頭可能隻有[i]和[u]，韻頭[y]當時是否已經出現，目前還有不同看法，但至遲到明代就已經形成瞭現代四呼的局面。中古的鼻音韻尾[-m]、[-n]、[-ŋ]和元音韻尾[-i]、[-u]在《中原音韻》中仍完整地保存，但不久[-m]就和[-n]合並，隻留下瞭[-n]、[-ŋ]兩套鼻音韻尾。中古的塞音韻尾[-p]、[-t]、[-k]由於入聲韻消失，也不復存在，其中有不少並入元音韻尾[-i]、[-u]，如“麥”並入“賣”，“腳”並入“攪”；另一些韻尾則完全失落，和原來的無韻尾韻母合並，如“舌”並入“蛇”，“滑”並入“華”。
《中原音韻》把聲調分為“陰平、陽平、上聲、去聲”4類，和現代北京話完全相同。中古的平聲根據聲母的清濁到近古分為陰平和陽平兩類：中古清音聲母讀陰平，如“通、詩、坡、春”；中古濁音聲母讀陽平，如“同、時、婆、純”。由於中古濁音聲母到近古大部分都已變成清音，因此陰平和陽平就純粹是聲調的區別瞭。中古和近古雖然都有上聲和去聲，但內容不盡相同。中古濁音聲母中除[m-]、[n-]、[l-]等少數以外，讀上聲的到近古都變成瞭去聲，如“上”和“賞”、“杜”和“賭”在中古都讀上聲，但是“上”、“杜”是濁音聲母，到近古就讀成去聲，“賞”、“賭”是清音聲母，仍舊讀上聲。從中古到近古聲調最大的變化是入聲不再獨立成為一類，中古的入聲字到近古分別歸入陽平、上聲和去聲，如“達”歸入陽平，“筆”歸入上聲，“麥”歸入去聲。近古以後，一部分歸入上聲的入聲字又改歸陰平，如“說、瞎、督”，《中原音韻》歸入上聲，現代北京話都讀成陰平。至於《中原音韻》時期入聲是否已經完全消失，目前仍有不同看法，但入聲在當時已喪失獨立作為聲調的地位，則是可以肯定的。
語音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漢語有一些方言到目前還保留著中古音甚至上古音的一些特點。例如，廣州話完整地保存3套塞音韻尾[-p]、[-t]、[-k]和鼻音韻尾[-m]，蘇州話系統地保存濁音聲母[b-]、[d-]、[g-]、[ʣ-]、[z-]等。至於入聲獨立作為聲調，不但長江以南大部分方言仍然如此，從黃河下遊中原地區直至西北地區也有不少方言仍舊有入聲，保存瞭近古以前漢語聲調的一個重要特點。
漢語語音研究 古代的語音研究 公元3世紀，中國就有瞭反切註音的辦法，據傳最早使用反切的是三國時孫炎，所著《爾雅音義》今已佚。反切的發明說明當時人已能夠根據漢語語音特點把一個字（即一個音節）分為聲母和韻母兩部分。到南北朝時，沈約等人又註意到“平、上、去、入”四聲的分別，從此奠定瞭漢語音節分為聲、韻、調3部分的基礎，揭示出漢語語音的基本特性。以《切韻》為代表的韻書就是在這個基礎上逐步發展形成的。韻書根據聲母、韻母和聲調分析漢語語音，歸納出相當完整的語音系統，是漢語語音研究很重要的發展。中國歷代都有韻書，雖然其中往往雜有古音和方音成分，但有不少韻書能夠描寫出當時語音系統的基本面貌，這在古代是非常難能可貴的。韻書編寫的目的是為瞭便於讀書人做詩押韻，到唐末宋初出現的三十六字母則完全是為瞭歸納當時的聲母系統，已自覺地進入瞭語音研究的領域。宋元以後盛行韻圖，韻圖把韻書歸納出的韻母和三十六字母結合起來，根據發音特點各分為若幹大類，整理成表格，便人查檢，雖然所用名詞術語紛繁蕪雜，有的不易理解，但由於把語音系統簡化成圖表，漢語語音的系統性就表現得更加明顯。
古代學者很早就發現瞭古今音的不同。公元3世紀，漢末劉熙《釋名》中就曾提到:“古者曰車，聲如居……今曰車，聲近舍。”但這種認識隻限於個別的字音。對語音的歷史發展有系統的認識開始於16世紀，明代陳第從歷史觀點出發提出“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的主張，是正確認識語音發展變化的理論先驅。顧炎武在陳第的影響下，對上古音做出開創性的研究，他把上古韻分為10部，為上古音的研究方法奠定瞭基礎。清代考據學盛行，一些著名學者如戴震、段玉裁、王念孫、錢大昕等人都對上古音的研究作出很大貢獻，研究越精，韻部就分得越細。清代學者很少研究上古音的聲母，隻有錢大昕提出“古無輕唇音”、“古無舌上音”的主張，今天看起來仍是完全正確的。江有誥集各傢之成，編成《音學十書》，把上古音分為21部，並列出諧聲表，可以算是清代研究上古音的總結。20世紀初，章炳麟和黃侃又對江氏結論有所修正，清代研究上古音的方法和成就到此就告一段落。
清代學者研究語音是為考據學服務的，目的主要在於疏通先秦古籍，因此對上古音以後的語音發展不大重視，稱《切韻》所代表的中古音為“今音”，很少有人專門研究。清末陳澧扭轉這種偏向，所著《切韻考（內外篇）》用逐字系聯的方法分析歸納《廣韻》的反切上下字，考訂中古音的聲母和韻母。他所創的系聯法雖有一些缺點，但方法比較嚴密，結論基本可信，至今為人所引用。
“五四”時期至1949年的語音研究 “五四”前夕，北洋政府教育部在1918年公佈瞭註音字母，對當時的“國語運動”起瞭很大推動作用，1928年，又肯定瞭國語（即普通話）應該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趙元任、黎錦熙、錢玄同等語言學傢在當時都對北京話的語音系統做瞭相當詳盡的分析，改變瞭長期以來語音研究重古輕今的傾向。
“五四”以後，西方語言學理論傳入中國，對漢語語音研究產生很大影響。瑞典學者高本漢用比較語言學的方法研究漢語語音，對中古音和上古音的實際音值做出構擬，使漢語語音研究擺脫漢字的束縛走上音標化的道路。高本漢的著作很多，影響最大的是《中國音韻學研究》（法文，1926），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把該書譯成中文，於1940年出版。譯本對原著內容做瞭必要的訂正和補充，比原著具有更高的學術價值。趙元任在1934年所寫《音位標音法的多能性》（英文）一文從漢語方言和古音中的一些現象闡述音位的應用和理論，至今仍被國際公認為音位學創始時期的重要理論著作。在此時期，李方桂連續發表《切韻a的來源》等3篇討論上古音的文章，羅常培發表《知徹澄娘音值考》、《切韻魚虞之音值及其所據方音考》等討論中古音的文章，這些文章對上古音和中古音音值的擬測都作出瞭重大貢獻。20世紀40年代，陸志韋《古音說略》(1947)一書出版，從統計學方法入手研究上古音和中古音，提出許多獨到見解。陸志韋還系統地研究近古音的一些資料，寫出《釋中原音韻》等9篇文章，推動瞭近古音的研究工作。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1944)一書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為上古音列出同音字表，使上古音的擬測更加系統化，可以說是這個時期上古音研究的總結。
趙元任在1928年完成的《現代吳語的研究》是中國第一部用現代語言學方法調查漢語方言的專著，對後來的方言調查影響很大。方言調查工作開始為許多語言工作者所重視，出版瞭不少專著，方言調查方法也日趨完善。趙元任根據中古音研究成果制定的方言調查表至今仍然是調查方言語音系統所用表格的基礎。方言調查首先必須瞭解方言的語音系統，這個時期方言調查的開展為語音研究積累瞭大批方言語音資料，大大加深瞭對漢語語音特性的認識。
20年代，劉復和王力先後在法國用實驗語音學的方法分析研究漢語語音，為語音研究開辟瞭新領域。劉復《四聲實驗錄》用儀器分析瞭漢語12種方言的聲調，王力《博白方音實驗錄》（法文）對廣西博白方言的元音、輔音和聲調進行瞭實驗。劉復回國後在北京大學創立瞭語音樂律實驗室，設計發明瞭聲調推斷尺，是中國實驗語音學的先驅。實驗語音學的研究工作因抗日戰爭開始缺乏儀器設備而中斷達20餘年。
1949年以來的語音研究 50年代在全國范圍內開始推廣普通話，並且制定瞭漢語拼音方案，對漢語語音研究起瞭很大的推動作用。從1956年起進行全國性的漢語方言普查工作，訓練瞭大批方言調查工作人員，編寫出大量的各地人學習普通話的小冊子，掀起瞭全國學習普通話的熱潮，這種以普及為主的調查工作基本上弄清瞭全國各地方言語音系統的輪廓和特點。在擬定漢語拼音方案的過程中，展開瞭有關普通話音位的討論，加深瞭研究語音的理論認識。與此同時，語音研究的范圍也逐步擴大，除聲母、韻母和聲調外，也開始註意普通話的輕重音、兒化韻、連讀音變和語調等方面的研究，對普通話的描寫更加細致深入。
1959年以後，在方言普查工作基本完成的基礎上，方言調查工作逐步深入，江蘇、福建、山西等省陸續進行瞭比較細致的全省方言調查工作。1979年《方言》雜志創刊後，陸續發表瞭許多有價值的方言調查文章，大部分以描寫方言語音系統為主，其中有不少文章註意到方言內部的語音差異和鄰近方言之間的語音關系等問題，大大豐富瞭漢語語音研究的內容。
王力《漢語史稿（上冊）》（1957）是中國第一部用現代語言學觀點系統論述漢語從古至今語音發展的著作，包含瞭王力多年來研究古音的成果，在國內外都有很大影響。王力晚年又在原書基礎上寫成《漢語語音史》(1985)，內容比原書更加豐富。李榮《切韻音系》(1952)根據1947年發現的唐寫本《王仁朐刊謬補缺切韻》列出《切韻》的單音字表，並且系統地討論瞭構擬《切韻》音值中存在的問題，是中國第一部全面研究《切韻》音系的專著。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初期，研究漢語語音發展的文章比較多，對《切韻》音系和《中原音韻》音系的性質都曾有過相當深入的討論。周祖謨《廣韻校本》(1960)、《唐五代韻書集存》(1983)和陸志韋等校勘影印的明刊本《中原音韻》(1978)先後陸續出版，為中古音和近古音的研究提供瞭翔實可靠的資料。80年代，漢語語音史的研究進入瞭新的發展時期，專著和論文不斷出版，數量遠遠超過過去，其中有不少具有較高學術水平，研究領域有所拓展，研究方法也正在做新的探索。
自抗日戰爭後中斷的實驗語音學研究到50年代開始恢復。70年代以後，由於電子計算機以及其他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實驗語音學的內容有瞭相當大的變化，已經超越傳統語音學的范圍，成為一門多科性的學問。利用現代儀器設備研究漢語語音已成為中國一個新的科學領域，語音學傢、聲學傢、心理學傢和通信工程師都開始從各個不同角度對漢語語音進行實驗研究，在普通話元音和輔音以及聲調、輕重音、語調等方面都已初步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並在國際上進行瞭頻繁的學術交流。一些高等院校也開始建立語音實驗室，培養這方面的人才。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利用電子計算機人工合成語音，近幾年取得很大進展，已逐步接近於國際水平，為今後人工合成語言打下瞭基礎。
參考書目
趙元任:《語言問題》，新版，商務印書館，北京，1980。
王力：《漢語語音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85。
王力:《中國語言學史》，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81。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新版，商務印書館，北京，1980。
李榮：《切韻音系》，科學出版社，北京，1952。
楊耐思:《中原音韻音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81。
周殿福、吳宗濟：《普通話發音圖譜》，商務印書館，北京，1963。
林燾、王理嘉等：《北京語音實驗錄》，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