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第一個王朝。存在於西元前2070年至約西元前1600年,延續約400年,傳13世、16王。

  綜合《竹書紀年》、《史記·夏本紀》等記載,黃河中遊一個強大的部落聯合體首領禹死後,其子啟用暴暴力奪取瞭領袖職位,建立瞭夏王朝,開始瞭夏後氏的統治。雖然夏後啟是夏王朝的創建者和第一位君主(在古籍中稱“後”),卻因為其父禹曾為孕育瞭新朝的部落聯合體首領,所以《史記·夏本紀》從禹講起,其他傳統史學著作亦多如此,稱傳13世、17王,實為13世、16王。

  《左傳·昭公四年》記“夏啟有鈞臺之享”,指啟取得領袖職位後,曾在鈞臺(今河南禹州南)召開盟會。當時有扈氏不服,啟遂發動征有扈氏的甘之戰。有扈氏是一個強大的古族氏,《莊子》、《墨子》、《呂氏春秋》都記述過禹曾攻有扈,“以行其教”的故事, 甘之戰 可以說是禹伐有扈的繼續。甘的地望從古地名考證有陜西戶縣境、河南洛陽西南、鄭州西北古滎澤(在今滎陽地區)等說法,從整個戰爭形勢看,古滎澤說較為可信。《尚書·甘誓》記述瞭啟在甘之戰前的誓師辭,可見此戰的重要性,它為王朝的建立掃清瞭道路,《史記·夏本紀》說“滅有扈氏,天下咸朝”。

  《尚書·皋陶謨》載關於政務的對話中,記述禹提到要“慎乃在位”,安於職分,思危圖安,不要妄動擾民,行為要合於道德規范。但啟建立夏王朝以後,背棄這種道德規范,淫逸康樂,飲酒無度,遊畋無度,內部還發生瞭爭權奪利的“武觀之亂”。太康即位以後,遊樂放縱,變本加厲,引起民眾的不滿。相傳有窮氏後羿乘他行獵於洛水之南,十旬未歸之機,篡奪瞭政權,這就是“ 太康失國 ”。

  後羿掌權後,同樣不修民事,終日遊獵,棄賢臣而任用被寒國君主伯明驅逐的讒子弟寒浞。寒浞與後羿之妻謀劃,殺死瞭後羿,承襲有窮之號,開始瞭寒浞代夏的時期,同時加緊瞭對夏後氏勢力的追剿。太康失國後不久死去,族人立其弟仲康,流落洛水附近。仲康死,子相立,後相逃往帝丘(今河南濮陽西南),投靠同姓諸侯斟灌氏、斟瞲氏。寒浞殺斟灌、伐斟瞲、滅夏後相,相妻後緡逃歸母傢有仍氏居地(今山東金鄉境),生下遺腹子少康。康成年後在有虞(今河南虞城)之君的幫助下,謀劃復國,終於伐滅寒浞勢力,重建夏後氏的統治,這就是“ 少康中興 ”。至此,夏後氏的統治才得以確立。

  少康死後,子杼立。他曾參與少康復國的戰爭,重視發展武裝力量,執政後曾“征於東海”,東夷諸族都臣服於夏,國力日益強大。夏王朝經過較長一段時間的中興穩定局面,到孔甲時開始衰落,《國語·周語》有“孔甲亂夏,四世而隕”。孔甲後的第四世夏後是夏桀,據古本《竹書紀年》、《帝王世紀》、《史記·夏本紀》等記載,他以“淫虐有才,力能伸鉤索鐵,手搏熊虎”而驕奢自恣,賦斂無度,消耗大量社會財富,百姓饑寒交迫。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一味采取高壓手段,又伐有施氏、岷山氏,不斷進行掠奪戰爭,一些原來臣服的方國紛紛叛離,這一切加劇瞭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與此同時,原來臣服於夏的商人方國日益強大,以政治和軍事手段不斷削弱夏王朝的勢力,最終起兵伐夏。夏桀敗走,陳兵鳴條之野以拒商湯大軍。鳴條決戰,夏桀敗走南巢,死於山中,夏王朝滅亡。

  近一些年夏文化探索和研究取得很大進展,考古學的二裡頭文化當為夏文化已成為多數學者的共識,從而為復原夏王朝的歷史提供大量新資料。

  關於夏王朝的疆域,《戰國策·魏策》有“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廬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的記載,亦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文字略不同。其地大致西以華山為界,北達山西壺關,東至河濟二水交匯處,今武陟、滎陽、原武一帶,南接湖北。

圖1 二裡頭遺址

  這一區域的中心是中嶽嵩山及其周圍的伊水和洛水流域、濟水流域、潁水與汝水上遊地區。嵩山古名崇山。先秦、漢代及以後的人們,在考證和追述夏人的活動區域時,多將其與崇山及周圍地區相聯系。如稱夏禹為“崇禹”,稱禹的父親鯀為“崇伯鯀”。還有“禹都陽城”(今登封告成鎮附近),“啟都陽翟”(今禹州境內),太康、羿、桀所居之斟瞲(今鞏義境內),“帝杼居原”(今濟源境內)等,今已在偃師二裡頭發現大規模的宮殿基址,證實伊洛地區無疑是夏王朝的統治中心。

  晉西南與夏後氏的關系也十分密切,《竹書紀年》說武觀之亂時啟命彭伯壽征西河,又說胤甲居西河,據考證,其地在今晉南。鳴條之戰的戰場也在晉西南,今已在晉西南的臨汾盆地、運城盆地一帶發現夏文化遺址數十處,其中,鳴條岡西南的夏縣東下馮遺址有大規模的防禦設施。這一地區的夏商文化遺存證實,它不僅納入夏王朝的版圖,夏代晚期還有將政治中心北移的趨勢。

圖2 陶鼎(1973年河南偃師­二裡頭出土)

  《史記·貨殖列傳》有“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的記載。考古發現已近證實公元前1800年前後,夏王朝的勢力已經沿著禹伐三苗的路線到達南陽盆地,在沙潁河平原上的郾城郝傢臺、丹江邊上的淅川下王崗都發現瞭這時夏文化的遺存。

  夏代已經進入青銅時代,社會經濟有瞭長足的進步,國傢機構逐漸調整完備,在一個較前更為廣大的疆域內,形成統一的政治核心。大量人力、物力、財力集中到王都,尖端手工業技術迅速發展,帶動社會生產的全面提高。

  農業是主要的生產部門,在黃河中下遊曾有著悠久的歷史。到瞭夏代,農業工具雖然還是木、石、骨、蚌制的,但制作技術有不少改進,有利於提高勞動效率。考古發掘中大量出土的收割工具,如石鐮、蚌鐮,標志著糧食總產量的增加;很多啟土工具,如骨鏟、蚌鏟、耒耜以及石鋤,不僅說明耕作技術的提高,而且結合《論語·太伯》說禹“盡力乎溝洫”等,可能意味著夏王朝時期已經開始開辟排灌溝渠等設施瞭。農業是季節性很強的生產活動,據記載,堯舜禹時代已有相當規模的觀象授時,夏王朝建立以後,更用政權的力量加強對天文觀測的管理。仲康時,觀象授時官吏因沉湎於酒而失職,夏後派胤侯討伐,加以刑戮,作《胤征》。此外,夏代貴族飲酒成風,考古發現平民墓中也有用觚、爵等酒器隨葬的,可知農業生產已能提供一定的剩餘的谷物進行釀酒。

  據記載,少康復國前曾為有仍氏“牧正”,說明這時作為農業副業的傢畜飼養已發展成為獨立的生產部門——畜牧業。這使得在生產工具比較落後的情況下,無法開辟成農田的山區、草地,此時可以發展成畜牧業基地,從而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財富的增加。此外,夏代漁獵經濟還占一定比重,一些魚鉤、箭鏃已用銅鑄。

  青銅鑄造業在夏代達到瞭較高水平。《左傳·宣公三年》、《墨子·耕柱》等記載,夏之方興,“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夏後啟“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於昆吾”,“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後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這雖然是古代將“九鼎”作為國傢權力象征的傳說,但考古發現證明作為禮器的青銅鼎在夏代已經出現。在有王都規模的偃師二裡頭遺址,有大規模的鑄銅作坊和工場,從出土實物看,當時鑄造爵、斝、盉、鼎等禮器、酒器,戈、戚、鏃等武器,鈴、泡、徊等飾物,各種刀、鉆、錐、錛、䦆等工具。從成品、陶范、工藝和出土情況綜合看來,青銅鑄造已具備相當大的規模和較為成熟的鑄造技術。

圖3 乳釘紋角

  玉器在中國古代不僅是財富的象征,還多用作禮器。夏代的玉器在商周往往被視為珍寶。《史記·殷本紀》說商湯滅夏,又伐三㚇,“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武王伐紂也俘獲大量舊寶玉。《左傳·定公四年》記載,周初封建諸侯時,曾將“夏後氏之璜”賜予魯公伯禽。二裡頭遺址發現的玉器有戈、刀、鉞、圭、琮、柄形器等,造型優美、加工精細,顯示極高的工藝技巧。

圖4 石范

  石制工具的制造技術也相當成熟。考古發現,在一些靠近山區的遺址,不僅有石器的成品,還有半成品和加工制造石器時打下來的石片,而其他遺址少見半成品和打下的石片,反映石器的專門加工和交換當已出現。

  制陶是和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手工業部門,當時不僅廣泛使用瞭快輪制造技術,燒造方法多采用陶器出窯前的施水法,使陶器多呈灰黑色、灰色或黑色,且質地堅硬。二裡頭遺址出土的大量陶器,其數量、種類之多,制作之精,更為同期其他遺址所罕見。

  此外,制造木器、漆器、骨器和蚌器,以及紡織和釀酒等,在夏代都可能已成為獨立的手工業生產部門。

  在思想文化方面,夏代也有不少成就,如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可見夏代已為西周的禮樂文明奠定瞭基礎。

  天文歷法有瞭新的發展與提高。《左傳·昭公十七年》記述日食時,引“《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記錄,通過天文計算,大約發生在前2043~前1961年間。又如《竹書紀年》記載夏桀時“夜中星隕如雨”,也是最早有關流星雨的記錄。《史記·夏本紀》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雲。”《夏小正》見於《大戴禮記》,一般認為是夏代的歷法。

  夏代的文字在已發掘材料中尚不多見,但夏代當已有瞭文字。在山西陶寺遺址出土瞭一件陶扁壺殘器,上有朱書二字,其外沿殘邊有朱筆界化一周。其中的“文”字與甲骨金文相同,無疑屬於同一系統文字,時代已經進入瞭夏紀年。

  夏代不僅玉器、鑲嵌綠松石銅制品等有很高的藝術價值,陶器中也不乏罕見的藝術珍品,如胎薄似“蛋殼”的磨光黑陶器,造型秀麗、制作工藝精湛、器表黑亮,器表還刻有精細美觀的劃紋與鏤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