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哲學史上唯心主義哲學內部不同派別的一場爭論。亦稱“科學與玄學”之爭。這次論戰是以丁文江、胡適、吳稚暉為代表的“科學”派反對以張君勱、梁啟超為代表的玄學派。1923年2月，張君勱在清華大學作《人生觀》的講演，宣揚人生觀不受科學支配。4月丁文江在《努力週刊》上發表《玄學與科學》一文，打著科學的招牌向張君勱發起進攻，開始瞭論戰。其後梁啟超等人發表文章支持張君勱。胡適、吳稚暉等人寫文章批判玄學派，支持丁文江。論戰進行瞭一年多，表面上以“科學”派取勝結束。這這次論戰說明瞭中國現代資產階級哲學的腐朽和沒落，論戰雙方都企圖用主觀唯心主義、不可知論和歷史唯心主義來對抗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共產黨人對這次論戰的雙方都進行瞭批判，進一步宣傳瞭馬克思主義。
論戰中，玄學派把法國哲學傢H.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同中國宋明理學糅合在一起，宣揚“自由意志”，提倡內心修養。他們認為人生觀是純主觀的，不受科學規律支配。張君勱提出思想是事實之母，精神變動決定物質變動。梁啟超認為情感是生活的原動力，是絕對超科學的；“愛”和“美”是神聖不受約束的。他們否認因果聯系，認為歷史發展由人生之沖動決定，是少數政治傢“自由意志”的產物，無因果可求。“科學”派批判玄學派否認科學，提出人生觀是由科學支配的。但是，他們從馬赫主義和實用主義出發，又否認科學規律的客觀必然性。認為物質是由思想構成的，是依靠人的感覺而存在的，離開人的心理而獨立的客觀實在及其規律是不可知的，隻能“存而不論”。吳稚暉則公開提出“漆黑一團”的宇宙觀及“人欲橫流”的人生觀，認為人和動物沒有區別，人生的目的隻是“吃飯、生小孩、招呼朋友”。胡適認為這已科學地解決瞭人生觀問題，並作瞭進一步補充和發揮，提出所謂“自然主義人生觀”。他用生物學的觀點來解釋人類歷史現象，把同情心、互助作為人生觀的基礎，否認人生觀受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
在論戰中，陳獨秀寫瞭《科學與人生觀序》，發表瞭《答張君勱與梁任公》，瞿秋白發表瞭《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等重要文章，揭露瞭論戰的實質，對論戰雙方的唯心主義觀點都進行瞭一定的批判，闡述瞭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陳獨秀認為“科學”派和玄學派是唯心主義的一丘之貉，都不可能科學地解決人生觀問題。他指出先有物質世界，才有人的思想，客觀的物質原因決定著歷史的發展，支配著人生觀。瞿秋白指出雙方爭論的實質是承不承認社會現象有因果聯系，是承不承認意志自由的問題，是“自由”與“必然”的問題。他批判瞭兩派的唯心主義觀點，指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雖然有不同，但都具有客觀的規律。他論述瞭自由與必然的關系，指出必然是自然和歷史的規律，自由是對必然的探索和利用，並達到某種目的。他指出人生觀不是偶然的，是一定社會存在的產物，隻有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才能科學地解決人生觀問題。
參考書目
李新等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