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隋書·經籍志》註雲“周文王師薑望撰”，實際為後人所著，成書約在戰國晚期至秦漢之間。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的西漢初期墓葬曾有《六韜》殘簡出土。該書分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六卷，共60篇。其中部分內容已逸失，清人孫同元、王仁俊等均輯有《六韜逸文》。其版本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武經七書》本等。
《六韜》重視政治上勝敵。認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續古古逸叢書》影宋本，下同)，唯有道者才可君臨天下，施政唯有“愛民而已”。並認為用兵目的在於“除民之害”，戰勝而使“百姓歡悅”。它繼承瞭《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觀點，提出“上戰無與戰”。在作戰指導上，它力主引兵深入諸侯國的進攻戰，指揮專一，因情用兵。認為將領要熟知敵情、友情、我情，“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對於不同的作戰（如奇襲、圍城、突圍、遭遇）、不同的敵人（如強敵、弱敵、眾敵）、不同的地形（如深草蓊蘙、深谷險阻、隘塞山林、清明無隱之地），都要根據具體情況部署相應的陣勢和采取不同的戰法。在使用兵力上，主張“必有分合之變”；圍城攻邑則要集結三軍。在軍隊建設上，要求將領具備勇、智、仁、信、忠等德行和“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的風范；要求執行嚴格的戰場紀律，“無燔人積聚，無壞人宮室，塚樹社叢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戮”。在訓練方面，主張從單兵訓練開始，一人教成十人，十人教成百人，乃至百而千，千而萬，萬而合成三軍之眾進行大操練、大演習。對於作為後備兵員的農民，則要求通過農事活動進行訓練，培養戰鬥意識，以寓兵於農。
該書除繼承發展前人有關軍事思想外，還具備許多自身的特點。諸如：《王翼》篇描述瞭當時軍隊指揮機構的情況，說“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並闡明其各自職責。如此完整系統地論述參謀機構及參謀人員的稱謂職務，這在中國古代兵書中是罕見的。《軍用》篇關於“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眾寡”，都有較詳記載，可從中得知當時部隊攻防、渡水、紮營、運輸所需戰具、器具情況。《陰符》、《陰書》篇記述瞭當時秘密通訊聯絡手段。《均兵》以下諸篇對於戰車兵、騎兵、步兵三者關系和各自功能都作瞭具體論述，等等。
《六韜》對後世有重大影響，張良、劉備、諸葛亮、孫權都重視《六韜》，《李衛公問對》中多次提到它，繼《通典》後，唐人著書論兵也多引用它。宋、明、清對《六韜》註釋、集釋、匯解者，也不乏其人。可見該書在中國軍事學術史上具有較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