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唐代前期所實行的賦役制度。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在原有的均田制基礎上，制訂瞭租庸調賦稅制。唐初均田制規定：中男（年16～20歲）、丁男（年21～59歲）受田100畝（其中80畝為口分，20畝為永業）；老男、篤疾、廢疾者40畝，寡妻妾30畝，道士30畝，女冠20畝；官員受田有永業、職分和公廨田之分，郡王、國公至五品官員，永業田從100頃至5頃等差。六品官以下在本鄉分配。在此基礎上規定租庸調的征課標準為：租，每丁納粟二石，嶺南諸州納米（上戶1.2石，次戶戶8鬥，下戶6鬥）；調，每戶每年交絹二丈，綿三兩，產佈之鄉納佈二丈五尺，麻三斤；庸，每丁每年為官府服役20天，遇閏加二天。此外，有事而加役15日者免調，加役30日者租調皆免；但連正役不得超過50日。不親自服役者，可納絹代役，每日絹三尺。貴族免役。
租庸調制的特點是：稅制的基礎為均田制，課稅以人丁為本，按丁受田，按田征稅。基本精神是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
唐代租庸調制度，不因增加生產而增稅，也不因怠耕而減其租，有利於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不因勤勞而加重力役，不以遊惰而減其庸，有利於農民附著土地，也有利於調動生產積極性。唐代陸贄認為：此法“其取法遠，其斂財均，其域人固”(《新唐書·食貨志》)。後因戶籍不常清理，人口變動得不到及時調整，土地買賣兼並，加上安史之亂以後，局勢動蕩，民戶棄地逃亡，唐社會經濟遭到破壞，財政制度混亂。到代宗大歷年間(766～779)均田制已無法繼續實行。租庸調制失去存在基礎，遂於德宗建中元年（780）為兩稅法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