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
俄國作傢。1821年11月11日生於莫斯科一醫生傢庭。祖父是普通神職人員。父親米哈伊爾在擔任醫官期間取得貴族身份，並在圖拉省置有兩處不大的田莊；思想守舊，但由於職業關係，交往者大多是平民階層中人。這種環境境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有影響的。他幼年去田莊度夏，也接觸到農奴制度的實際。他的父親因虐待農奴，在1839年被農奴毆打致死，此事給他留下強烈的印象。
1838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進入彼得堡軍事工程學校。1843年畢業，在工程局繪圖處工作一年。後離職專門從事文學工作。
184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翻譯的巴爾紮克的長篇小說《歐也妮·葛朗臺》出版。接著在果戈理所倡導的自然派影響下開始創作。第一部長篇小說《窮人》(1845)深化瞭俄羅斯文學中的“小人物”主題：它不限於同情“小人物”的悲慘遭遇，還刻畫他們的內心世界，並揭示瞭社會中貧富對立和不公平問題。小說博得別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的贊賞，別林斯基稱之為“社會小說的第一次嘗試”。他從此和別林斯基的進步文學團體接近。在第二部小說《雙重人格》（1846）裡開始顯露他自己的特色──著重於人物內在本性和精神狀態的矛盾變化的精雕細鏤，而把性格形成的社會環境置於次要的地位。小說運用瞭幻覺想象的手法，刻畫病態的心理和性格的分裂，提出“雙重人格”的主題。40年代俄國社會的令人窒息的空氣使一部分青年淪為不能有所作為的“幻想傢”。他在中篇小說《女房東》(1847)和《白夜》(1848)裡又開拓瞭這一新的主題。《女房東》通過“幻想傢”奧爾登諾夫察破老人穆林和卡捷琳娜之間的曖昧關系的過程，把生活表現為一種充滿朦朧神秘的情欲和本能傾向於罪惡和痛苦的現象。這部作品遭到別林斯基的嚴厲批評。他自己後來也認為是“糟糕透頂的東西”。他的創作思想裡的消極陰暗部分在這裡有明顯的暴露，並在60年代的創作中形成更觸目的傾向。但《白夜》則與前者完全不同，它寫內心純真的人物和自我犧牲的愛情，具有動人的詩意和明朗的風格。“幻想傢”的主題也出現在中篇小說《脆弱的心》(1848)和《涅陀契卡·涅茲凡諾娃》（未完成，1849）中。
《被欺凌與被侮辱的》插圖
1847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別林斯基及其文學友人們決裂，主要原因是文藝觀上的分歧。他不能接受別林斯基關於文學的使命的主張，即文學應同專制農奴制度進行鬥爭並宣傳革命和社會主義理想。他認為這是“強加給文學的……有辱於它身份的使命”。當時他受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特別是傅立葉的思想的影響，開始參與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組活動，很快成為積極成員之一。1849年4月同這個小組成員一起被沙皇政府逮捕。他因在一次會上宣讀別林斯基致果戈理的那封有名的反農奴制的信等為“罪名”，被剝奪貴族身份，並判處死刑。臨刑時又宣諭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旨意改處苦役及期滿後當兵。1850年他去西伯利亞鄂木斯克服苦役，1854年刑滿到西伯利亞塞米巴拉金斯克充當列兵。1856年升為準尉，次年經友人斡旋，得以恢復貴族身份，並重獲寫作和發表作品的權利。在此之前不久，他同瑪·德·伊薩耶娃結婚。1859年獲準移居特維爾，年底回到彼得堡。
先後9年的苦役和軍營的生活，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產生瞭重大影響。一方面豐富瞭生活知識，積累瞭文學素材，同時，對社會的觀察、對人生的思考也更趨於深刻，富於哲理；另一方面，流放生活使他遠離俄國的先進階層，苦役犯政治上的不開展使他思想中固有的消極面有所發展，當時日趨頻繁的癲癇病的發作也加深瞭他精神上的抑鬱。此外，1848年革命失敗之後，各國反動勢力的猖獗和歐洲大陸普遍的失望情緒，各種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理想的幻滅，更加強瞭他的思想危機，結果是他的社會政治思想漸趨反動。他摒棄社會主義信念，用宗教的精神來解釋人民的理想，提倡摒絕私欲，逆來順受，宣揚人人都有罪孽、罪犯就是“不幸的人”等等主張，並希望用道德上的感化來代替反對專制制度的政治鬥爭，幻想求得統治階級和人民之間的和解。
服苦役回來後發表的中篇小說《舅舅的夢》(1859)、《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1859）和長篇小說《被欺凌與被侮辱的》（1861）仍然保持40年代作品的風格。《被欺凌與被侮辱的》除瞭描寫“小人物”之外，還涉及資本主義發展引起的個人、社會和傢庭的道德墮落的主題；但是小說卻以娜塔莎、涅莉等形象宣揚基督教受苦受難的精神，要從苦難中體驗幸福，要以苦難使一切凈化。真實揭露和宗教幻想的混合從這時起日益成為他的作品的明顯特征。
1861年農奴制改革前後，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近斯拉夫主義者、批評傢格裡戈裡耶夫和斯特拉霍夫。他同哥哥米哈伊爾先後創辦月刊《當代》(1861～1863)和《時代》（1864～1865），並同車爾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派進行論戰。1861年他發表的論文《──波夫先生和藝術問題》雖則反對“為藝術而藝術”，卻又認為藝術的“主要本質”是“靈感的自由”，批評杜勃羅留波夫要求藝術應有進步思想內容的主張是美學上的“功利主義”。1862年在《兩個理論傢陣營》一文中更在社會政治問題上公開表明同革命民主派的分歧。針對革命民主派的觀點，他宣揚近似斯拉夫主義的“根基論”。這種思想初時表達得很含糊，後來才逐漸明朗化。它指責進步的知識分子脫離人民的“根基”，說他們應該從這“根基”汲取道德的理想，而人民“自古以來的思想”則是信仰基督和沙皇；因此，解決俄國的社會對立，不能象西歐那樣采用鬥爭和革命的方式，而應該通過貴族同人民的和解，通過在君主和正教教會庇護下各階層的團結一致。
這個時期的重要作品《死屋手記》(1861～1862)以作者親身的經歷為基礎，展示瞭各類苦役犯的可怕處境和精神狀態。屠格涅夫把這部作品比擬為但丁《神曲》中的《地獄》，赫爾岑則比之為米開朗琪羅的《最後的審判》。186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前往德、意、法、英等國，回國後寫成的《冬天記的夏天印象》(1863)，對西歐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文明作瞭深刻的批判。但上述這兩本書，特別是後者，都體現著“根基論”的思想。1864年發表的《地下室手記》中描寫“地下人”的形象，這是蜷伏在狹窄的自我圈子裡的人物，是《窮人》中的傑弗什金這一類“小人物”的消極變種。作傢認為“地下人”的心理上的雙重性和畸形的、同社會格格不入的精神狀態在不同程度上是一切人的本性。他反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合理利己主義”，認為人性的基本追求不是幸福，而是力圖表現自己的個性。
1864年，他的夫人和哥哥米哈伊爾相繼去世，不久後《時代》雜志也停刊。為擺脫困境，他不得不竭盡全力進行創作。1866年《罪與罰》問世，給作者帶來瞭空前的聲譽。小說以社會犯罪及由此而引起的道德後果為題，描繪瞭當時俄國可怕的社會貧困和社會生活的無出路狀態，顯示瞭金錢對於各類人物性格的毀滅性的影響。這是作者最富於社會歷史涵義的一部社會心理小說。主人公拉斯科爾尼科夫犯罪行為的心理根據正是俄國的這個末世社會。這個形象的積極意義在於揭露資產階級所謂“強有力的個性”的反道德的本質，指明那種蔑視群眾、宣揚為所欲為的個人主義理論的反動性和反民主主義的實質。但作者同時也企圖用主人公的“超人”哲學的破產來證明任何以暴力消除邪惡的辦法都不可行。人無法逃避內心的懲罰，在毀滅他人的同時也毀滅瞭自身。這種帶有宗教倫理色彩的主張，也正是作者所謂“正教觀念，正教教義之所在”，表明這些思想實際上是同革命民主主義者直接進行論爭。
繼《罪與罰》之後，為償還哥哥米哈伊爾身後的債務，於1866年寫成長篇小說《賭徒》。當時他認識瞭所聘用的速記員安·格·斯尼特金娜，次年和她結婚。1867至1871年間，他們夫婦在國外旅行，到過德國、瑞士、意大利、奧地利和捷克等地。這段時間他完成瞭長篇小說《白癡》(1868)和中篇小說《永久的丈夫》（1870），並開始創作長篇小說《群魔》(1871～1872)。《白癡》對農奴制改革後俄國上層社會作瞭廣泛的描繪，涉及復雜的心理和道德問題。主人公梅什金公爵是作者所認為的“正面的、美好的人”，是作者宗教理想的體現。他善良、寬容，處事全憑感情和直覺，信任並尊重別人，但他無力對周圍的人施加影響，也不能為他們造福。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婭·費利波夫娜的悲慘結局，是對資本主義社會金錢萬惡的有力控訴，同時也證明梅什金這個堂吉訶德式的人物的努力的徒勞，表明作者企圖以信仰和愛來拯救世界的幻想的破滅。這部作品中表現的雙重性格和象征色彩愈加明顯，人物常常有一種不自覺、下意識的行為，處於近乎迷狂的精神狀態。這種非理性和神秘性往往被後來的一些文學流派看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特色。《群魔》被高爾基稱為“70年代對革命運動進行惡意攻擊的無數嘗試中最富於天才也最惡毒的一次”。作者利用1871年無政府主義者涅恰耶夫謀殺案的材料，把破壞一切、毀滅“整個社會”說成俄國進步青年的革命原則，把無政府主義者的極端個人主義表現說成俄國革命運動固有的思想。當時沙皇政府在彼得堡對涅恰耶夫案件進行史無前例的公審，就是為瞭打擊革命者。《群魔》在這種情況下起瞭極其惡劣的作用。但小說對俄國改革後的社會、上層官僚和貴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代表人物仍有真實的揭露。他開始寫作這部小說時正遠在國外，運用的多半是“幻想式”的現實主義，即基於懸測、直覺、預測的寫作方法，對所謂的一般人性的窺測要遠多於社會政治的分析。《群魔》的發表，使他同反動勢力的聯系更趨密切。1872年他同梅謝爾斯基公爵和波別多諾斯采夫等上層反動代表人物結識，並於1873至1874年初主持梅謝爾斯基公爵發行的《公民》雜志。1873年他在《公民》上陸續發表《作傢日記》，後來在1876和1877年每月以單行本形式出版，1880年繼出一期，1881年1月編成最後一期。《日記》體裁不一，有小品、政論、回憶錄、特寫、小說、談話式的隨筆。它反映作者晚年的政治和哲學觀點。在它出現之初，尼·米哈伊洛夫斯基曾稱之為《群魔》的註釋，其中也確實有攻擊“政治上的社會主義”等論點；但是，象《追憶與別林斯基的交往》（1873）、《一八七三年俄國藝術傢畫展述評》(1873)、《悼念涅克拉索夫》(1877)，都體現瞭作者思想中較健康的方面。“幻想性的故事”《溫順的女性》(1876)和《一個荒唐人的夢》(1877)則是比較優秀的作品，後者還表達瞭作者晚年關於“人類的黃金時代”的幻想。
《罪與罰》封面
《賭徒》插圖
1874年涅克拉索夫和謝德林主動恢復和他的接觸，建議他在《祖國紀事》上發表作品，這對他的思想頗有觸動，對他最後兩部長篇小說也有明顯影響。《少年》（1875）反映當時急劇發展的資本主義關系所產生的心理的和思想的現象，表明金錢萬能和由此引起的發財欲腐蝕瞭70年代一代青年人的靈魂。但是作品卻同時宣稱，拯救俄國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是宗教思想，是溫順和博愛。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1879～1880)是作者最傑出的作品之一，原計劃寫兩部，第二部未及完成。小說的構思始於50年代初，此後將近30年俄國社會的劇烈變化，使作者在心理、倫理、政治和哲學的不斷探索中，把一個殺父的故事演化成瞭宏偉的社會哲理小說。它圍繞著費多爾·卡拉馬佐夫和他的兒子們──德米特裡、伊凡、阿歷克賽以及名為奴仆實為私生子的斯麥爾佳科夫，展示瞭一個錯綜復雜的社會、傢庭、道德和人性的悲劇主題。這個“偶合傢庭”交錯著強烈的愛和憎，以其尖銳的矛盾而陷於分崩離析。它幾乎是資本主義和金錢力量進攻下當時社會的悲劇的縮影。小說廣泛表現19世紀後期俄國社會不同階層的生活和心理。而卡拉馬佐夫兄弟們的對話和論爭也反映瞭當時思想的高漲，人們力圖從理論上探索完整的世界觀來闡明生活中種種迫切問題。但作者把中心人物伊凡·卡拉馬佐夫描寫成進步青年的思想觀點的表達者，意在通過他的個人主義“反抗”的失敗和他在惡夢中對自己否定哲學的否定，以證明社會主義革命思想的不可取。作品對人生哲理的思考和人性內涵的發掘要遠勝於社會現象和生活真相的描繪。從40年代開始在他創作中出現過的幾乎所有的思想和藝術主題，在這裡都有高度凝練的表現。這部作品的雄渾精深對後來各國文學流派產生瞭極其復雜的影響。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後的一篇作品是1880年1月他在普希金紀念像揭幕典禮大會上的發言。他承認俄國進步知識分子為人類幸福而鬥爭的崇高動機，但卻認為他們脫離祖國的“根基”，成為多餘的人。他最後呼籲說：“高傲的人，馴順吧！”這也就是呼籲離開革命鬥爭，同現存制度妥協。
1881年2月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逝世。
《卡拉馬佐夫兄弟》插圖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當沙皇俄國社會發生急劇變化的時期，一生命途多舛。他自喻是“偶合之傢的主人公”，眼見社會的崩潰之勢，但無由揣測行將來到的社會形態。城市各階層人物在資本主義沖擊下產生的眾生相，在他的筆下有獨特的表現。他更多地是用一個藝術傢、心理學傢、道德傢的眼光來觀察社會生活，而較少象一個社會學傢那樣來分析現象。他擅長通過人物的自身感受、內心分析以及近乎乖張的行動所體現的時代氣氛來造成別具一格的真實。他說：“人們稱我為心理學傢，不，我是高度意義上的現實主義者，也就是說，我描繪人的內心的全部深度。”他認為“按照現實的本來面目來表現現實”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樣的現實根本不存在”，人是“按照自然在他思想裡的反映，通過他的感情”來理解自然的。這種偏重於心理和感情的特色在揭示社會畸形現象的時候，往往還聯系著人物肉體和精神上的某種病態，有時帶有非理性和宿命論的色彩。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墓
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各種評論，證明他的創作影響巨大。早在40年代末，別林斯基就發現他的才華，並指出他創作和思想中的矛盾。俄國反動勢力曾突出他思想中的消極方面，把他描繪成為“先知”。托爾斯泰則指出，這個“整個兒充滿矛盾鬥爭的人是不能奉為後世楷模的”。90年代俄國的頹廢派和象征主義者如梅列日科夫斯基、沃朗斯基，曾推奉他為自己思想的先驅。高爾基承認他是“最偉大的天才”，並說“就表現力而言，他的才能可能隻有莎士比亞堪與媲美”，但譴責他的宿命論，他對人性中陰暗的、獸性的本質的誇大以及提倡“忍耐”、“順從”等宗教觀念。高爾基考慮到他的作品的消極影響，反對把《群魔》等作品搬上舞臺。在《論卡拉馬佐夫性格》和《再論卡拉馬佐夫性格》（1913）中對他作瞭深刻的批判。據邦奇—勃魯耶維奇回憶，列寧多次說他是一個真正天才的作傢，認為《死屋手記》是一部不可逾越的作品，而對他作品中的反動傾向的批判則始終毫不留情。列寧還說過：“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被判處死刑，在他身上施行過野蠻的褫奪公權的儀式，事後卻又宣諭尼古拉一世‘赦免’瞭他，流放他去服苦役。”這指明瞭他的創作中某些特點產生的根由。十月革命以後，蘇聯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遺稿進行過整理和研究。1956年蘇聯紀念他逝世75周年，匯刊瞭當時的研究成果。近年來正在出版他的30卷全集和不少研究論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國際上的聲譽，特別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幾乎和列·托爾斯泰並駕齊驅。但他的影響是復雜的。他的反對資產階級的激情，他的揭露的傾向，他的深入描寫人的心理的現實主義藝術，對許多進步作傢起瞭良好作用；另一方面，他的消極思想，他創作中的非理性的、直覺主義的成分，他的醉心於病態心理的描寫，使他被現代派作傢奉為鼻祖。
在中國，魯迅在1926年就曾為《窮人》作序，並發表過不少有關他的論述。以後曾出版從英文轉譯的幾乎包括他全部重要作品的多卷本選集，近年來正陸續出版從俄文直接翻譯的多卷集。
《卡拉馬佐夫兄弟》中譯本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