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概念有兩種含義：從廣義說，是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國時代的文學和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時代的文學兩者的總稱；從狹義說，是指十月革命後蘇聯時代的文學，或稱“蘇維埃文學”。本條目論述的是後者，而且主要是論述蘇聯各民族文學共同的和不同的特徵，以及它們形成和發展成為在思想和藝術上基本一致而又各有其民族特色的多民族的蘇維埃文學的過程。至於蘇聯各主要民族文學的發展概況，參閱以下各條目:俄羅斯文學、俄羅斯蘇維埃文學、烏克蘭文學、白俄羅斯文學、格魯吉亞文學、阿塞拜疆文學、亞美美尼亞文學、拉脫維亞文學、立陶宛文學、愛沙尼亞文學、哈薩克文學、吉爾吉斯文學、塔吉克文學、土庫曼文學、烏茲別克文學、摩爾達維亞文學等。
十月革命後產生的蘇聯文學或蘇維埃文學是多民族的文學。據1968年統計，蘇聯文學包含著用72種民族文字寫作的各民族的文學，其中42個民族的書寫的文學是在十月革命後創制瞭各自的民族文字以後產生的。蘇聯各民族的文學各有不同的起源和發展歷史，以及不同的藝術創作的特色；同時它們又有共同的社會政治思想傾向、共同的美學思想和藝術特征以及共同的發展規律。蘇聯文學的這些多民族的特點是十月革命後蘇聯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貫徹執行瞭列寧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的結果。“蘇維埃文學”這個名詞是1923年第一次在《真理報》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但是作為一個多民族的思想和藝術的整體的“蘇維埃文學”，不是在十月革命後立即出現，而是有一個形成和發展的過程。
十月革命前俄國境內各民族的社會和文化的發展狀況 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國境內各民族的社會和文化的歷史發展狀況很不平衡，各民族文化的結構和形式也是多種多樣，各不相同。據蘇聯文學史傢的分析，沙俄各民族的文化，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十月革命前夕，按照它們的社會、思想和藝術的發展狀況，並聯系世界歷史發展的過程來看，大體上可以分為以下3種類型：
第1 種類型的代表是俄羅斯、烏克蘭、拉脫維亞、格魯吉亞、亞美尼亞等民族的文學。這些民族在社會性質上處於帶有不同程度的封建主義殘餘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階段。階級矛盾的深刻化和階級鬥爭的尖銳化，社會政治思潮的明顯的分野，決定瞭這些民族的文學內部的分化。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傾向，在反對狹隘民族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的鬥爭中開辟它們發展的道路。這些民族的先進的文學，常常同民主主義的解放運動，有時也同社會主義的傾向聯系在一起，而且吸取瞭人民群眾為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理想而鬥爭的豐富的營養和經驗。它們在藝術上是最發達的，而在創作思想、藝術風格和形式上是多種多樣的。特別是俄羅斯文學，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已經獲得瞭世界聲譽，它的美學思想也達到瞭歐洲資產階級美學思想的高峰。而在20世紀初，隨著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俄國，並同俄國的工人運動相結合，產生瞭以高爾基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文學。俄羅斯民族的先進的文學對沙俄其他民族的文學發生過不少良好的影響。其他諸如烏克蘭、格魯吉亞、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等民族，在十月革命前也已經產生瞭思想、藝術水平相當高的文學，出現瞭本民族的許多著名的古典作傢和傑出作品。這些民族的文學，常常在反抗沙俄的民族壓迫和反對本民族內部的狹隘民族主義的鬥爭中，同先進的民主民族解放運動，有時也同社會主義的傾向結合起來，並在共同的解放運動中同俄羅斯民族在文學上結成共同奮鬥的友好關系，同時，它們在創作思想和藝術風格上又各自保持瞭固有的特色。但是這些民族在社會制度上尚未順利地通過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沒有或者幾乎沒有自己的工業無產階級，而還保留著氏族宗法制的社會生活或者半宗法制半封建制的社會生活等等，因而在社會文化方面還比較落後。十月革命以後，這一類型民族的文學所面臨的任務是要使徹底的社會主義思想同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主義意識結合起來，並把後者引導到社會主義的思想和心理的高度。
第2 種類型是沙皇俄國境內在東方、北高加索、伏爾加河流域等地區的許多民族的文學。這些民族在十月革命前夕在社會性質上處於各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中世紀式的社會生活，脫離現代文明，沙皇俄國及本民族剝削階級和封建官僚的壓迫，並竭力要保持它們的“落後不開化狀態”等等。所有這一切必然對這些地區民族的文化發展起瞭阻礙的作用。從19世紀末葉起，特別是在1905至1907年革命的影響下，這些民族發生瞭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覺醒的高潮。沙俄東方各民族，如烏茲別克、塔吉克、哈薩克、土庫曼、奧賽丁、楚瓦什、柯米、雅庫特等，在覺醒的過程中產生瞭民主主義的民族啟蒙運動的文化，出現瞭一批傑出的作傢、政論傢、學者。他們向自己的民族進行啟蒙工作，幫助他們吸收現代文化，批判保守主義的思想、狂熱的宗教信仰以及各種“落後不開化”的表現等等。這些民族的啟蒙運動各有特點。有的成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思潮，在對待民族藝術的任務和形式的態度上接近於保守主義的觀點；有的成為民主主義的思潮，對舊文化采取批判態度和在藝術創作上堅持現實主義的原則。十月革命後，蘇聯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保證瞭這些落後的民族在社會性質上能夠越過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而直接走上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而在文化上則在最短時期內使人民群眾吸收現代文明，從民族民主的啟蒙思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意識，並形成真正現代的文學藝術。他們更新藝術創作的樣式和體裁，如開始創作過去缺乏的長篇小說和劇本，克服詩歌中的封建宮廷詩的傳統，而恢復和重新評價古代的文學遺產等等。其中有不少作傢在十月革命後掌握瞭社會主義的世界觀，成為本民族的新的蘇維埃文學的奠基人。
第3 種類型是指在十月革命前在社會性質上還是以氏族宗法制度占統治地位的一些民族。這些民族實際上還沒有本民族的書寫文字，如吉爾吉斯和北高加索、西伯利亞、極北方、遠東等地區的某些民族。這些民族的書寫文字是在十月革命以後20至30年代才逐步創制的。十月革命以前，這些民族，由於特別落後的歷史條件，沙皇俄國的殘酷的民族壓迫，加上惡劣的地理物質條件等等，有的已經瀕臨滅種的危機。在這些民族中，隻有極少數人能夠有條件利用與他們較接近的、有血緣關系和他們所易懂的其他民族的文字，也有些人能有機會在宗教學校中學習，因而受到過一些教育。但是這些民族自己的文化發展的主要源泉是豐富多采而又各具本民族特色的民間文學，其中有些特別優秀的作品已列入世界文學名著之林。這些民族的民間文學的傳統是多種多樣，各不相同的，但是它們都表現瞭本民族人民群眾的理想和情緒，而與他們的宗法制社會上層的心理和思想大不相同。這種分化也表現在其他的藝術創作中。十月革命以後，這些民族的民間文學財富本身的發展，他們的獨特而生動的藝術形式同俄國其他民族的創作經驗的結合，以新的文化教育為基礎的文學手法的創造等等，在客觀上形成瞭一些有利和必要的條件，使這些以前沒有書寫文字的民族得以參加到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行列中去，並在創制瞭各自的民族文字以後，迅速地發展各自的新文學，在多民族的蘇維埃文學共同發展的道路上前進。
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在蘇維埃文學形成的初期階段，上述各種類型民族原有的社會性質和文化結構上的種種差異，在文學藝術上自然也有相應的顯著的反映。不僅在上述幾種不同類型的民族之間，就是在同一種類型本身內部各民族之間，也存在著參差不齊、各不相同的差異。但是從十月革命以後，在各種不同類型民族的文學中間，就已經開始發生相似的共同的發展進程。這正是反映瞭十月革命後各民族面臨共同的任務，形成瞭各民族的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學的發展的共同規律。而且每一個民族，從比較發達的民族直到剛開始覺醒而走上獨立道路的民族，從蘇維埃文學開始形成的時期起，就對創建社會主義文學的共同事業作出瞭各自的貢獻。
但是多民族的蘇維埃文學的形成，並不是一帆風順地實現，而是經歷瞭一段同各種敵對的異己思想和在內部同各種錯誤的文藝思想傾向進行尖銳復雜的鬥爭的過程。
十月革命後至20年代前期蘇聯各民族的文化和文學 的發展 十月革命一勝利，蘇聯黨和蘇維埃政權立即頒佈瞭一系列關於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決定，並采取瞭各種必要的措施，如扶植和發展各個民族自己的文化藝術，大力支持無產階級革命的和進步的文學的發展，等等。
但是對於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權及其文化政策，並不是所有的作傢都擁護和支持的。在沙俄時代就很活躍和成名的資產階級作傢中間，有不少人在十月革命以後成為蘇維埃政權的反對者和懷疑者。他們中有些人出於反動的本性和恐懼的心理，倉惶出逃，流亡國外，成為蘇維埃政權和新生的革命文學的敵人；其中也有些人後來逐漸覺醒，回返祖國。其他一些留在國內的，對十月革命仍采取敵視的態度，以各種方式，如在自己辦的刊物上攻擊和毀謗蘇維埃政權，有的甚至勾結國外流亡的白衛分子在國內進行破壞活動。蘇聯黨和政府對他們進行瞭堅決的反擊，從批判他們的反革命思想直到封閉他們的反動報刊，制止他們公開進行反革命宣傳，對一些最反動而且有現行破壞活動的反革命分子則采取瞭嚴厲鎮壓的手段。
十月革命後，多民族的蘇維埃文學傢的隊伍就開始形成。首先是一些在沙俄時代已同革命運動有聯系或者參加革命鬥爭的作傢。他們有的以文學創作，有的以政論著作和文學批評活動，對開創社會主義文學起瞭很大作用（如高爾基、綏拉菲莫維奇、烏皮特、阿科普揚、盧納察爾斯基、沃羅夫斯基、沙烏米揚等）。其次是十月革命後在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以及從國內戰爭前線歸來的紅軍戰士中因“受到革命的動員和號召”而湧現出來的有才華的青年作傢。再有是一些原來具有民主主義思想或民族解放的民主主義傾向的作傢，這些作傢的狀況比較復雜，他們克服瞭種種復雜的不正確的思想意識，站到革命和蘇維埃政權方面來。蘇維埃文學就是由各民族的這樣一些文學傢共同開創和建立起來的。
十月革命後初期到20年代前期，蘇聯全國各地首先是普遍而廣泛地開展瞭群眾性的業餘文學創作活動。而在前述第2、第3兩種類型民族的文化活動中，民間口頭文學的創作十分流行，特別是在吉爾吉斯、土庫曼等民族中出現瞭第一批傑出的蘇維埃的民間詩人，他們成為本民族勞動人民歌頌十月革命的代言人。
蘇維埃政權初期，各民族文學的非常顯著的特征是各種不同風格的浪漫主義。這在20年代前期的詩歌創作中顯得尤為突出。這些不同的風格不僅表現在各個民族之間（如烏克蘭和中亞細亞各民族的詩歌之間），而且也表現在同一個民族文學內部之中（如俄羅斯的詩人葉賽寧、吉洪諾夫、阿謝耶夫等人之間）。當時風行一時的是革命頌歌、贊美詩、號召性的進行曲、政論鼓動性的詩歌等，它們以充沛的革命激情，用浪漫主義的象征概括的形象，歡呼舊世界的覆滅和新世界的誕生，贊揚起義人民的勝利和與舊世界的決裂等。這是些充分表現瞭革命的現實性和歷史的真實性的完全新穎的詩作，同時從中又可以感覺到《國際歌》、《工人馬賽曲》和其他工人歌曲的傳統的影響。現實的革命的大動蕩導致瞭悲壯抒情的長詩的產生，其中心主題是起義人民的形象（勃洛克的《十二個》、馬雅可夫斯基的《一億五千萬》、恰連茨的《全長詩》等）。在許多短詩中體現的是革命大風暴、世界大火、未來的朝霞、奔騰飛馳的“紅色馬”、耕地的鐵犁、紅旗招展的革命兵團等等的象征性的詩的形象。當時特別流行的還有歌頌列寧的詩和歌曲。
小說是俄羅斯、烏克蘭、格魯吉亞等許多民族早已慣用的文學體裁，而在一些文化比較落後的民族中，也開始嘗試創作這種體裁的作品。十月革命後初期的散文作品和劇本創作中也非常流行浪漫主義的象征、熱情洋溢的頌歌式的激情、悲壯的抒情味、直截瞭當的政論式的宣傳鼓動等的手法和風格。到瞭20年代前期，開始出現對現實作細節描寫、但卻具有自然主義弊病的特寫和中、短篇小說。也有些作品仍然用概括性的浪漫主義化的風格而在題材的處理上用假設性的“結構主義化”的形式來反映現實（如馬雷什金的《攻克達伊爾》等）。但是到那時候已經有許多作傢努力探索使浪漫主義的激情同真實的細節描寫結合起來的方法（如李別進斯基的《一周間》以及謝夫林娜、涅維羅夫等的中篇小說）。特別是綏拉菲莫維奇的《鐵流》、富爾曼諾夫的《恰巴耶夫》等創造瞭一些有血有肉的革命英雄人物形象的革命現實主義作品，為蘇維埃的社會主義文學樹立瞭出色的典范。詩歌創作也是如此，革命初期盛行的“無產階級文化派”的所謂“宇宙式的”和抽象的浪漫主義風格也漸漸消失，而為反映現實生活的詩歌所代替，而且在形式上盡量利用各民族特有的傳統。在東方、外高加索、伏爾加河流域地區各民族和在第1種類型的民族中，有些詩作就是接近於民間文學傳統的傑作。有些傑出的詩歌革新者沒有喪失浪漫主義的激情，而是把它溶化到更接近於現實生活的另一種風格形式中去，形成瞭所謂從“天上”到“地上”的浪漫主義的詩歌運動。所以，在十月革命後初期，蘇維埃文學中的革命浪漫主義因素就已經為它後來成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法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地位建立瞭基礎。
20年代後期蘇聯各民族文學的發展 20年代後期，蘇聯國內新的形勢和社會生活促使文學相應地發生瞭重大的變化。各民族的文學創作從藝術的抽象的象征手法過渡到具體的富有社會意義的人物性格的塑造，從對舊世界的無情揭露過渡到對與新的生活現象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的舊世界的遺產進行客觀的分析批判。從20年代中期起，在許多民族的文學中開始出現瞭創作大型散文作品長篇小說的熱潮。在一些缺乏散文創作傳統的民族中，也開始瞭特寫、中短篇和長篇小說的創作活動。由於各民族的社會歷史過程和社會生活狀況不盡相同，它們的散文創作也各有比較集中的特定的主題。如俄羅斯、烏克蘭、格魯吉亞等民族的作傢比較集中地描寫革命前舊民主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進化和精神上的重新武裝；中亞細亞、高加索和北高加索、伏爾加河流域等地區各民族的散文作傢在有數十種之多的題材的作品中特別尖銳地提出瞭婦女精神上解放的問題；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亞美尼亞等民族的散文作品比較註意土地所有權的問題；在格魯吉亞文學中許多有關傢庭問題的作品中表現瞭同新生活格格不入的地主階級代表人物的精神空虛；也有些民族的小說探討瞭深刻的道德哲理問題等等。在各民族以互不相同的生活素材為基礎的散文作品中創造瞭蘇維埃多民族文學的最主要的傳統之一：真實地表現革命人民的鬥爭和革命中產生的新人（如法捷耶夫的《毀滅》、革拉特科夫的《水泥》、戈洛夫科的《佈裡揚》、喬爾內的《土地》、伊勃拉吉莫夫的《深根》等）。
在同一時期，還出現瞭一批長篇歷史小說和史詩式的長篇小說，其中有些以沙俄時代的社會歷史為題材(如福爾什、恰佩金、特尼揚諾夫、洛爾德基帕尼澤、比亞杜利亞等人的作品)，有的描寫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的艱苦復雜的鬥爭（如肖洛霍夫開始寫作的《靜靜的頓河》、阿·托爾斯泰的三部曲《苦難的歷程》頭兩部、雅庫佈·柯拉斯的三部曲《在十字路口》等），其中特別具有重大意義的是高爾基的長篇小說：自傳體三部曲、《阿爾塔莫諾夫傢的事業》、《克裡姆·薩姆金的一生》。這些煌煌巨著都以歷史主義的觀點和各不相同的特色真實地反映瞭各個時代的社會生活和人民的鬥爭。
20年代的戲劇創作表現的主題是理解瞭革命真理而成為革命者的人們的高尚的道德思想（如符·伊凡諾夫的《鐵甲列車14－69》、特列尼約夫的《柳波芙·雅羅瓦婭》以及弗·基爾尚、米·庫利什、伊·米基琴科、賈巴爾雷、哈·哈姆紮等人的劇本）。這些劇本標志著多民族的蘇維埃戲劇走上瞭新的階段。
歷史性史詩的因素在詩歌中也興盛起來，其中最著名的如馬雅可夫斯基的長詩《列寧》和《好！》。此外，以情節性和抒情性結構為獨特風格的長篇史詩也層出不窮（如俄羅斯詩人巴格裡茨基、阿謝耶夫、葉賽寧、謝爾文斯基等；白俄羅斯詩人揚卡·庫帕拉、雅庫佈·柯拉斯等；哈薩克詩人薩·謝夫林、伊·占蘇古羅夫等）。描寫人民和革命的抒情詩的創作也大為活躍。
與此同時，各民族的風格各不相同的諷刺作品(包括小說、詩歌和戲劇）中非常流行的主題是嘲笑舊的資產階級世界，批判社會生活和人們意識中舊時代的殘餘，反對小市民習氣、腐化墮落、官僚主義等等的壞風氣（如馬雅可夫斯基、阿·法依科、康·克拉皮瓦、德·傑米爾契揚等的詩歌；左琴科、伊裡夫和彼得羅夫、奧·維什尼亞等的諷刺小說等）。而在東方、西伯利亞、高加索、伏爾加河流域地區各民族的特寫和小說中，批判舊的生活方式、抨擊反人道的道德傳統和破除宗教迷信等成為主要的題材之一（如烏茲別克、土庫曼、佈裡亞特、阿佈哈茲、卡巴爾達、卡拉恰依等民族的作品）。
十月革命至30年代初期蘇聯文學界的思想鬥爭 從十月革命到20年代多民族的蘇維埃文學的形成時期，文學創作蓬勃發展，文藝思想非常活躍，同時藝術觀點很不一致，思想鬥爭也很激烈。這首先表現在形形色色的文學流派的興起和各種文學團體與集團的產生（其中有些是在十月革命前興起和產生的）。這些流派和集團紛紛發表宣言和綱領，提出各種不同的文學主張；而且不僅在它們相互之間，即在它們內部，都有意見分歧，因此引起瞭持續不斷的激烈的爭論，其中有許多爭論涉及創作和理論上的一些重要問題，對於探索蘇維埃文學的發展道路起瞭一定的積極作用。同時，這些爭論也常常代表瞭不同的社會階層的利益，表現瞭知識界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某些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當時蘇聯國內階級鬥爭的反映。
在當時的文學流派和集團中，有些是以不關心政治和思想而強調所謂“獨立”、“自由”的藝術為宗旨的，如俄羅斯的意象派、“謝拉皮翁兄弟”，烏克蘭的“新古典主義派”、“無產階級自由學院派”，格魯吉亞的“學院派”，亞美尼亞的“亞美尼亞文學社”等。有些集團，如烏茲別克的“恰加塔依座談會”、哈薩克的“阿爾卡小組”等，它們宣揚非政治傾向的美學觀，歌頌本民族過去時代的“偉大”，推崇古代語言和詩的形式的“純美”。這些流派和集團的某些觀點常常被一些民族主義分子所利用。還有些集團是表現瞭“左”的藝術觀和形式主義的藝術“革新”的，那就是未來派和構成主義的各派組織。這主要在俄羅斯（如“列夫”、“萊夫”、“構成主義者文學中心”等），同時在烏克蘭、亞美尼亞、韃靼等民族文學中也有它的分支派別和組織。
在蘇維埃文學形成時期起瞭重大影響的文學團體是：十月革命初期和內戰時期的無產階級文化協會，20年代前期的“崗位”派，也稱為前期“拉普”派；20年代後期的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傢聯合會(“拉普”)。此外，還有農民作傢協會、青年作傢協會等組織。“無產階級文化”派、“崗位”派和“拉普”派在組織作傢隊伍和開展文學創作活動方面起瞭積極的推動作用。它們也提出瞭不少重要的、有益於蘇維埃文學的形成和發展的東西。但是在它們的一些口號、綱領和評論中卻有嚴重的錯誤，主要是：在理論上和創作上對藝術采取教條主義和庸俗社會學的態度，對各民族文學獨有的特殊的傳統和經驗以及對各民族的豐富的文學遺產加以全盤否定或估計不足，甚至把它們看成是對社會主義新藝術有害的或者無用的東西。對待所謂“同路人”的作傢，它們采取瞭不信任和排斥的宗派主義態度。
蘇聯黨對這些流派和組織的方針是：不承認任何一個文學集團壟斷文壇的權利。凡是在思想上擁護和靠攏蘇維埃政權的作傢和能更多地團結這樣的作傢的組織，黨都給以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支持，而對於錯誤的思想和藝術傾向則給以嚴肅的批評和引導。黨在領導文藝工作方面進行瞭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這表現在列寧的一些言論、黨的歷次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的決議和關於宣傳鼓動、報刊、出版工作的決議中。此外，蘇聯黨的中央還在1920年12月1日發表瞭《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的信，在1924至1925年間召集部分作傢舉行座談會，討論黨的文藝政策問題。1925年6月18日又作出瞭《黨在文學方面的政策》的決議。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黨中央通過黨的報刊批評瞭“拉普”在組織和藝術問題上的錯誤。1932年4月23日發表瞭《關於改組文學藝術團體》的決議，宣佈解散“拉普”和其他文學團體，而於1934年8月成立瞭全國單一的蘇聯作傢協會。
30年代前期多民族的蘇維埃文學的形成 到30年代前期，正是工業化蓬勃發展和實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時期，文學也進入瞭新的歷史階段。這個時期，各民族的文學一方面繼續保持和發揚各自的民族傳統和藝術特色，另一方面它們相互之間的共同性的特征越來越顯著，前述幾種不同類型民族的文學之間在思想上和藝術上原有的差異漸漸減少，而變成越來越接近和相類似。各民族文學之間的互相聯系更加密切，如各民族的作傢相互之間的來往、各民族文學作品相互的翻譯介紹等。各民族文學的作傢隊伍也發生巨大的變化，有些作傢起初對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權不理解，一度被舊的社會政治思想和文化藝術觀所束縛而不能緊跟時代的潮流前進；有些作傢在20年代初期對新經濟政策發生過懷疑和動搖，為復雜的現實中出現的陰暗面而驚慌失措，產生瞭悲觀絕望的情緒，似乎以為“革命失敗”，“理想破滅”。經過黨的政策的教育和引導以及作傢對新的革命的現實生活的親身體會，他們大多數逐漸克服瞭自己原有的弱點和錯誤，積極地投身到蘇維埃文學創作活動中去，其中有些作傢還在藝術上有所革新創造。至於那些所謂“同路人”作傢，也有很大變化，他們在思想上和藝術上取得瞭新的進展，成為蘇維埃作傢隊伍中的重要力量。
1934年4月舉行的蘇聯第一次作傢代表大會是多民族的蘇維埃文學發展史上的一個劃時代的標志。從30年代初到大會召開前夕，蘇聯文學界對文學創作和理論上的一些基本問題進行瞭廣泛而深入的討論，在大會上則對多民族的蘇維埃文學發展的方向和道路取得瞭基本上一致的認識。因此，蘇聯文藝學界一般認為，到30年代中期，正如高爾基在這次作傢代表大會上致開幕詞時說的那樣，“我們所有民族的各個種族的文學成為統一的整體出現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