И.М.伐佐夫
保加利亞作傢、詩人、戲劇傢。生於巴爾幹山南麓的索波特城(現名伐佐夫格勒)。童年時在本地學校上學。15歲去普羅夫迪夫中學求學，愛好文學，習作詩歌。早期的詩作深受當時流行的感傷主義的影響。他的父親是商人，曾把他送往在在羅馬尼亞經商的伯父處當學徒。他常和僑民中的革命者來往，深受波特夫的影響。他在僑民刊物上發表瞭充滿革命激情的《松樹》(1872)一詩，贏得瞭聲譽。不久回國，加入卡勃列什科夫領導的索波特秘密革命委員會，從事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並寫詩號召人民起來鬥爭。《帕納久裡什臺起義者》一詩成為1876年四月起義的進行曲。四月起義失敗後，被迫流亡羅馬尼亞。他在佈加勒斯特出版瞭詩集《旗與琴》(1876)和《保加利亞的悲哀》(1877)，表達瞭人民“不自由，毋寧死”的決心，並揭露異族統治者對起義的鎮壓，反映瞭人民的苦難。這兩部詩集與《拯救》(1878)組成瞭描寫四月起義的三部曲，它們的成就推動瞭保加利亞進步詩歌的發展。1878年保加利亞獲得獨立，他回國任貝爾科維察地方法庭庭長。他根據這一時期的見聞寫成中篇小說《米特羅凡和陶爾米道爾斯基》（1882）。作者以諷刺的筆調，描寫諢名叫“小豬”的法官米特羅凡和綽號叫“狗頭”的律師陶爾米道爾斯基兩個朋友爭權奪利，表現瞭外省上流社會生活的庸俗和無聊。
1880年，伐佐夫移居普羅夫迪夫，組織名為“科學”的文學團體，創辦同名雜志；後又主編《曙光》雜志和《人民之聲》報，出版瞭詩集《琴》(1881)、《田野和森林》(1884)、《意大利》（1884），中篇小說《流亡者》(1883～1884)、《叔叔伯伯們》(1885)。這期間他還創作瞭組詩《被遺忘者的史詩》，塑造瞭一系列民族英雄形象，它標志著伐佐夫愛國主義詩歌的高峰。此外，他還創作瞭取材於民族解放鬥爭的《石丘》、《紮果爾卡》(1883)等8部長詩。
伐佐夫手跡
1887年，保加利亞建立瞭斯坦姆波洛夫資產階級獨裁政權，伐佐夫被迫流亡敖德薩，寫成瞭著名的長篇小說《軛下》(1894)。這是一部以1876年四月起義為題材，具有自傳性的作品。小說主人公職業革命者伊萬·克拉利奇，在土耳其囚禁瞭8年，逃回祖國，化名鮑伊喬·奧格涅諾夫，以教師職業為掩護，在白拉切爾克瓦城開展革命活動，發動武裝起義，最後壯烈犧牲。作者廣泛描寫瞭四月起義前夕保加利亞的社會生活，塑造瞭以奧格涅諾夫為中心的革命者的群像，表現瞭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寧死不屈的氣概。人物個性鮮明，情節描寫細膩，語言生動優美，是這部作品藝術上的獨到之處。
1889年，伐佐夫再次回國，當選為議員，任過教育部長，同時發表瞭大量作品，如《中短篇小說集》（3卷，1891～1893）；短篇小說集《痕與斑》（2卷，1893～1895）、《見聞錄》(1901)、《花花世界》(1902)；諷刺喜劇《升官圖》（1903）；詩集《流浪歌》（1899）、《在我國的天空下》(1900)等。這些作品都取材於現實生活，揭露政府的貪污腐敗，警察的恐怖統治，資產階級的腐化墮落等等。另一方面廣泛地描寫瞭農民、小職員的悲慘遭遇，對勞動人民寄予同情。在此期間，伐佐夫還寫有長篇小說《新的大地》(1896)和《卡紮拉爾的女皇》(1903)，對資產階級社會空虛和偽善的生活、資產階級傢庭的變態關系，進行瞭揭露和批判。然而，伐佐夫看不到真正的革命力量，錯誤地把道德完善作為理想，加以歌頌，幻想以階級調和的手段或通過文化教育去填平對立階級之間的鴻溝，從而削弱瞭作品的思想價值。
巴爾幹戰爭爆發前，伐佐夫處於思想矛盾之中，他對資本主義制度感到失望，但又看不見變革現實的真正力量，找不到出路。這期間，他寫瞭許多反映保加利亞中世紀歷史的作品，如長篇小說《斯維托斯拉夫·傑爾傑爾》(1907)，中篇小說《伊萬·亞歷山大》(1907)，劇本《鮑裡斯拉夫》(1909)、《走向深淵》(1910)、《伊瓦伊洛》(1913)等。這些作品具有愛國主義內容，但也有美化資產階級統治集團之處。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的有些作品如詩集《勝利的雷聲》(1914)、《新的反響》(1917)明顯地流露出沙文主義情緒。
伐佐夫在索非亞的故居，現已是紀念館
伐佐夫還寫過許多文學批評論文。他認為作傢應該是“時代和人民的兒子”，主張文學真實地描寫生活，反映人民的願望和要求。他還同各種資產階級文藝流派進行瞭鬥爭。他的許多優秀作品，再現瞭19世紀7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末近半個世紀中保加利亞人民的生活和鬥爭，他被認為是保加利亞現實主義文學優秀的代表。高爾基稱他是“為多災多難的保加利亞的自由和復興而鬥爭的詩人和戰士”。
早在30年代，我國就開始出版伐佐夫的作品。魯迅曾翻譯瞭他的短篇小說《戰爭中的威爾珂》和《村婦》（今譯《一個保加利亞婦人》），並稱贊他“不但是革命的文人，也是舊文學軌道的破壞者，也是體裁傢”。以後陸續翻譯出版《軛下》、《米特羅凡和陶爾米道爾斯基》和許多短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