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

  晉宋時期詩人、辭賦傢、散文傢。一名潛,字元亮,私諡靖節。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淵明出生於一個沒落的仕宦傢庭。曾祖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勳,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陶淵明的祖父作過太守,父親早早死,母親是東晉名士孟嘉的女兒。

  生平 陶淵明一生大略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晉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陶淵明28歲以前。由於父親早死,他從少年時代就處於生活貧困之中。顏延之說他“少而貧病,居無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但傢庭教育很好,讀瞭《老子》、《莊子》和“六經”。不少文、史、神話、小說等“異書”,可能也是在這個時候讀的。少年時代志趣未定。或性愛丘山、委懷琴書,或志在四海,向往著胡馬鐵蹄下的張掖與幽州。他的《五柳先生傳》可能寫於青年時期,其中簡潔地描述瞭他“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性嗜酒,傢貧不能常得”,“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的個性風貌。

陶淵明出生地 江西九江柴桑荊嶺街全景

  第二時期,學仕時期,從太元十八年他29歲到晉安帝義熙元年(405)41歲。他因“親老傢貧”,離傢為江州祭酒。但“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在傢閑居瞭五、六年。晉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荊州,任刺史桓玄屬吏,職務不明。曾奉命使都。此時桓玄正控制著長江中上遊,窺測篡奪的時機。隆安五年(401)他就因母喪辭職歸傢。晉安帝元興二年(403),桓玄率軍東下,攻下建康,殺司馬元顯,自稱太尉,總攬朝政,陶淵明在傢鄉潯陽開始躬耕。同年冬天,桓玄篡晉,改國號為楚,遷晉安帝於潯陽之時,他仍在傢閉戶高吟。元興三年(404)建武將軍、下邳太守劉裕聯合劉毅、何無忌等文武官吏,自京口(今江蘇鎮江)起兵討伐桓玄,桓玄兵敗西走,又把囚禁在潯陽的晉安帝帶到江陵。劉裕入建康後被推為鎮軍將軍、都督八州軍事、徐州刺史。陶淵明離傢東下,入劉裕幕下,任鎮軍參軍。是年,桓玄伏誅。義熙元年,他轉任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的參軍,是年3月曾奉劉敬宣使命赴都。5月,桓玄餘黨告平。8月,他出任彭澤令。在官80餘日。11月,辭官回傢。這一時期,他的重要作品有《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閑情賦》、《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歸去來兮辭》,等等。

  第三時期,歸田時期,從晉安帝義熙二年(406)至宋文帝元嘉四年(427)病故。他歸田之初,傢有僮仆,雖然他和妻子也參與耕作,但勞動餘閑時間較多,溫飽亦無憂慮。可惜好景不長,義熙四年六月,他傢遭大火,林室盡焚,宅無遺宇。此後,生活日益貧困。躬耕未廢,饑寒不免。義熙七年,他移居潯陽負郭之南村,結識瞭不少新的鄰居,其中既有共話桑麻的農民,也有共賞奇文、共賦新詩的文人。如後來成為劉宋王朝權貴的殷景仁,當時即一度與他同遊共話。又如當時有兩個佛教信徒周續之和劉遺民也和他經常往來,好事者曾把他們三個稱為“潯陽三隱”。大概因為周、劉兩人的介紹,他還和當時居住在廬山東林寺的佛教著名法師慧遠和尚一度成為方外之交。但他和這幾個佛傢信徒、法師的思想並不投合。義熙十一年,當時著名的詩人顏延之,也作瞭江州刺史劉柳的功曹,來到潯陽,與他為鄰居,同遊共飲,感情很融洽。義熙末年,朝廷又征他為著作郎,被他拒絕。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劉裕廢恭帝為零陵王,改國號為宋。東晉滅亡。宋文帝元嘉三年,檀道濟作江州刺史,親自到他傢訪問。這時他病餓臥床。檀道濟勸他:“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說:“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檀道濟饋以粱肉,被他揮而去之。元嘉四年冬天,終於在貧病交攻之下去世。歸田後20多年,是他創作最豐富的時期。主要作品有《歸園田居五首》、《戊申歲六月中遇火》、《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移居二首》、《形影神三首》、《雜詩十二首》、《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獲》、《贈羊長史》、《飲酒二十首》、《詠貧士七首》、《擬古九首》、《桃花源詩並記》、《述酒》、《讀山海經十三首》、《詠荊軻》、《有會而作》、《挽歌詩三首》、《感士不遇賦》、《與子儼等疏》、《自祭文》等篇。

  創作 詩歌 陶淵明今存詩歌共125首,計四言詩9首,五言詩116首。他的四言詩並不太出色。他的五言詩可大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繼承漢魏以來抒情言志傳統而加以發展的詠懷詩,一類是幾乎很少先例的田園詩。

  陶淵明的詠懷詩內容是豐富的,其中有他中年遊宦在外的行旅詩,也有晚年歸田以後寫的《雜詩》、《飲酒》、《詠貧士》、《擬古》、《讀山海經》、《挽歌詩》等抒情言志之作。這些題目雖不同,但內容並無嚴格的界限。例如蕭統的《文選》裡就把他的《飲酒》詩兩首(“結廬在人境”、“秋菊有佳色”)改題為《雜詩》,並把《詠貧士詩》中“萬族各有托”一首,《讀山海經》中“孟夏草木長”一首也歸入“雜持”一類之中。

  他中年的宦遊行旅詩,包括他在桓玄和劉裕、劉敬宣幕下寫的《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等五首詩。當時東晉王朝的內戰已從東海之濱蔓延到長江中下遊。他的職務又和這些戰爭緊密相連。但他這些詩裡既沒有流露少年時的豪情,也沒有絲毫戰爭的影子。隻見他在宦海奔波中一次又一次地想念著傢園:“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詩書敦夙好,園林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從這些詩句裡,可以想見那個使詩人痛苦難言、隻好毅然歸田的污濁、動亂的時代。

  陶淵明歸田12年以後,寫瞭著名的《飲酒二十首》,他把這些詠懷言志的作品題為“飲酒”詩,既有鮮明的時代色彩,又有個性特征。魏晉時代,統治階級內部各豪門世族之間不斷地發生劇烈尖銳的鬥爭,許多文人名士都因卷入這些鬥爭的漩渦而斷送瞭性命。所以當時文人名士們講話極難,隻好多飲酒而少說話。陶淵明則是第一個大量寫飲酒詩的詩人。他《飲酒》等詩中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堅持躬耕自資的道路,傲視上層社會和豪門世族,甚至堅決拒絕統治者對他的征召。歷來傳誦最廣的“結廬在人境”一首就是屬於這一類。這首詩的意境是和平靜穆的,表現詩人淡然忘世的態度。所以王安石說:“淵明詩有奇絕不可及語,如‘結廬在人境’四句,由詩人以來無此句。”隻有思想真正遠離官場,心遠地偏,才能在采菊見山之際,景與意會,興致悠然。“秋菊有佳色”一首,取菊花之芳潔,寄此生之嘯傲;見歸鳥之入林,悟此生之歸宿,與前詩傾向是一致的。但是,他的歸田,雖遠權貴,未隔庸俗。“有客常同止”一首就寫他和一個自命頭腦清醒的勢利之徒話不投機,隻好“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子雲性嗜酒”一首,寫人們載酒前來向他問學求教,他總是來者不拒,但有時對方問他一些現實政治問題,他又隻好沉默瞭。這兩首詩既諷刺瞭不同的世態,也見出他飲酒時那種如履薄冰的苦心。白居易《防陶公舊宅》詩說:“嗚呼陶靖節,生彼晉宋間。心實有所守,口終不能言。”他的棄官歸田,在當時可能是有點驚世止俗的,“行止千萬端”一首就反映他與眾不同的“行止”,當時曾經招來不少的嘲笑非議。“獨正者危,至方則礙。”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他是深有體會的。“青松在東園”一首,就以青松自喻,指出眾草雖能暫時埋沒青松,可是青松也終以其後凋之節蔑視眾草。“清晨聞叩門”一首,仿屈原《漁父》的對話形式,拒絕瞭“田父”要他接受朝廷征召的勸告。“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語氣雖然委婉,態度卻非常堅決。不過,他的態度也並非一味溫和。最後一首“羲農去我久”,就是痛恨整個社會“真風告逝,大偽斯興”、六經廢黜、救世無人的憤慨之音。結尾四句,陡然說到飲酒:“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顯然是悲憤之餘又故作自我開脫的醉人醉語。可見他即使是在飲酒的時候,也並不都是超脫清閑,渾身靜穆。當然,象“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等詩句,也確有一些消極頹放的情調。

  陶淵明的《雜詩十二首》中,除四首是中年時詠行役奔波之苦而外,都是50歲以後,由中年轉入老境時候的作品。這組詩裡,“白日淪西阿”,“憶我少壯時”兩首歷來最為研究者所註意。前者寫他在鬥室月夜中,想到自己一生壯志未酬而揮杯勸影、痛苦失眠的情景。後者則回憶自己少年時代“無樂自欣豫”的樂觀精神和“猛志逸四海”的遠大抱負,由於仕宦生活的教訓和折磨,“荏苒歲月頹,此心稍已去”。但他對此也並不甘心。所以,義熙十三年當他聽到劉裕北伐後秦打下洛陽、長安的消息以後,曾在《贈羊長史》一詩裡表示自己在“九域甫已一”之時,頗動“逝將理舟輿”的念頭,很想北上看看這兩個古都的聖賢遺跡。後來雖未動身,但他躍躍欲試的心情已洋溢於詩中。這說明他雖身在鄉村,對政治仍然相當關心。晉宋易代之後,宋永初二年(421),劉裕以毒酒一罌授張偉,使鴆零陵王(即已廢的晉恭帝司馬德文),偉自飲而卒;劉裕又令兵人逾垣進藥,零陵王不肯飲,遂以被掩殺之。劉裕這種慘毒手段,使這個看慣瞭篡亂的老詩人發出瞭悲憤的聲音。他一改詩中不談政治的慣例,用許多廋詞隱語寫成一首《述酒》,同情零陵王的悲慘下場。他晚年還寫瞭《讀山海經十三首》,借著《穆天子傳》、《山海經》等“異書”中的神話故事,抒發自己的感慨,其中頗有“金剛怒目”的豪放之作。“誇父誕宏志”一首就一反歷來嘲笑誇父不自量力的俗見,大膽歌頌瞭他敢和太陽競走的勇氣。“精衛銜微木”一首,歌頌瞭精衛和刑天不屈服於命運、敢於鬥爭的精神。他還仿阮瑀、左思,寫瞭一首《詠荊軻》:“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顯然飽含著詩人的激情。朱熹說:“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這些豪放之作,雖不能說和晉宋易代的事沒有關系,但更應該聯系他的全人:從少年時代的“猛志逸四海”,中年時代的“有志不獲騁”,到老年的“猛志固常在”,顯然有一股濟世的熱情流貫在他的一生中。他的平淡自然的詩風並沒有掩蓋這一點。

  陶淵明的田園詩,包括他中年學仕時期的《懷古田舍》,《勸農》以及晚年歸田時期的《歸園田居》、《戊申歲六月中遇火》、《西田獲早稻》、《下潠田舍獲》、《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桃花源詩並記》等描寫鄉村風光與田園勞動生活,以及在此生活基礎上產生的社會理想。

  陶淵明39歲那年所寫的《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寫出瞭他第一次參加農業勞動的體驗與認識。田野的景物是清新的:“鳥哢歡新節,泠風送馀善。”勞動的生活是愉快的:“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同時,他也認真地考慮瞭孔子的“憂道不憂貧”之類的教訓。

  《歸園田居五首》是他田園詩中最著名的代表作。第一首“少無適俗韻”尤為世人傳誦。他說自己置身官場,好比是“羈鳥”和“池魚”,無時不想念著“舊林”和“故淵”的自由天地;日夜夢想的田園景物又出現在他的面前:“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裡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他好象是又重新開始瞭一種新的生活:“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字裡行間洋溢著歡欣、喜悅的心情。“野外罕人事”一首寫他斷絕瞭和官場上層的應酬,卻和農民們“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他身在田園,心在田園,種桑麻就說桑麻,沒有其他雜念,自然就和農民有瞭共同語言。“種豆南山下”一首,也是直接描寫種豆鋤草的勞動。晨出暮歸,這一天的活對他來說並不輕松,因而就有一種先難後獲的充實愉快心情。“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兩句,給農傢披星戴月的勞動增加瞭無限的詩意。

  但平靜的田園生活沒過幾年。《戊申歲六月中遇火》寫他傢遭瞭火災:“正夏長風急,林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航舟蔭門前。”面對突然襲來的災難,他想起遠古的東戶季子時代。那時吃不完的糧食就堆在田頭,人們吃飽之後就無憂無慮。但是他最後說:“既已不遇茲,且遂灌我園。”他並沒有忘記耕田、灌園的本務。又過兩年,他傢鄉潯陽又成為盧循與官軍的戰場,江州刺史何無忌戰敗身死,自春至秋,戰火延續瞭五、六月,這一年他寫瞭著名的《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仍然沒有一個字觸及戰爭和時事。但他對人生的看法更堅定樸實瞭:“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傢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在如此動亂不安的年月,他仍然堅守著耕種的“常業”,漸衰的身體已經深知九秋霜露風寒的威力,他仍然說:“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嘆。”又過6年,他62歲,又寫瞭《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獲》:“貧居依稼穡,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他描寫半夜起身,登舟越湖,經過清壑荒山前往收獲的情景,其中有“饑者歡初飽,束帶候鳴雞”、“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這樣真切而生動的詩句,沒有經過饑寒勞苦的人是寫不出的。他越到老年,生計越艱難。在54歲那年,他寫瞭《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傾訴自己一生立志行善、艱苦自勵、卻屢遭坎坷的悲憤:“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他這個能臨變而守常的人,雖然也說:“在己何怨天”,但畢竟是對天道發生瞭根本性的懷疑:“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這不能不說他的思想正在發生劇烈的變化。

歸莊圖卷(局部) 元代何澄作

  大約在晉宋易代前後,他寫瞭《桃花源詩並記》這篇流傳千古的作品。桃花源的故事有它的歷史現實的背景。自漢末以來,國內屢經戰亂,北方人民屢有聚眾入山,據險避難的事。例如《三國志·田疇傳》、《晉書·郗鑒傳》都有此類記載。在江南,晉宋時代也有江州、荊州人民為瞭逃避賦稅徭役,而逃到深山幽谷之地的記載。《晉書·劉毅傳》說:“(江州)自桓玄以來,驅蹙殘敗,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殫力竭,無以至此。”《宋書·夷蠻傳·荊州蠻傳》也說:“宋民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蠻無徭役,強者又不供官稅。……所在多深險。”而且桃源故事所出的武陵,也正是五溪族所居的地方。桃花源故事還有它的思想淵源。自魏晉以來,阮籍、嵇康、鮑敬言等思想傢繼承老莊小國寡民的觀點,發展成為一種無君論。他們的烏托邦式觀點,反映瞭小私有農民對封建剝削制度的軟弱抗議。陶淵明晚年的詩文裡,東戶、羲農、重華、黃虞這些遠古傳說時代的人物反復出現,是和他受阮籍、嵇康、鮑敬言等人的思想影響分不開的。當然,《桃花源詩並記》中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芳草鮮美,落英繽紛”、“土地平曠,屋舍儼然”的景物,“黃發垂髫,並怡然自樂”的生活氣氛,以及桃源人民純樸的精神世界,都是源於他對田園生活的體驗。

  陶淵明的田園詩,雖然有著封建士大夫的閑適情調和趣味,但其中確實有不少是接近農民的“田傢語”;詩人雖然隻是敘述自己勞苦生活的感受,並不代表農民說話,但是,沒有勞苦生活體驗的人是寫不出來的。

  辭賦、韻文與散文 陶淵明現存文12篇,計辭賦3篇,韻文5篇,散文4篇。篇數不多,影響卻很大。

  辭賦3篇中,《閑情賦》是仿張衡《定情賦》、蔡邕《靜情賦》等人同類辭賦而作。先鋪陳一連串愛情追求的幻想。例如:“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床前。”雖然結尾是“止乎禮義”,但那些目的,究竟是大膽的。所以唐司空圖說:“不疑陶令是狂生,作賦其如有《定情》”(《白菊》)。蕭統《陶淵明集序》說此賦在陶集中是“白璧微瑕”,北宋以後,蘇軾等人又反駁蕭統。其實蕭統指出此賦勸多於諷,是符合事實的。至於是瑕是瑜,則往往因時因人而異。《感士不遇賦》是仿董仲舒、司馬遷同題之作,在魏晉時代,門閥世族享有政治特權,寒門庶族的文士備受壓抑。他寫這篇賦不僅是自悲有志莫騁,懷才不遇,也是為很多沒有出路的文士抒憤。賦的結尾:“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也正與他棄官歸田的思想完全一致。《歸去來兮辭》是他與官場訣別的宣言。賦一開頭就是激憤訣絕之辭:“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以下寫啟程抵傢情況以及息交絕遊、耕西疇,登東皋。也都是歸傢以前的懸想預擬之辭。蕭統《文選》選錄引文。歐陽修說:“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一篇而已!”到北宋末“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從而和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目前矣。”(洪邁《容齋隨筆》卷三“和歸去來”條)直到今天仍是普遍傳誦之名作。

元代趙孟嶥書陶淵明《歸去來辭》(局部)

  韻文5篇:《扇上畫贊》以四言韻語贊荷蓧丈人、長沮桀溺至東漢薛孟嘗、周陽珪等隱居之士。《讀史述》9章也是贊美《史記》人物,從“夷齊”至張長公。其中寫“夷齊”,“箕子”兩章則突出他們在“天人革命”之後“絕景窮居”的易代之感。《祭程氏妹文》、《祭從弟敬遠文》是吊祭親人的韻文,其中回憶與從弟敬遠談心,互相勉勵以及共同收獲,“三宿水濱”的情景,都是陶淵明傳記的第一手資料。《自祭文》與他的《挽歌詩》3首,都是他臨終前寫下的向人世告別的作品。他回顧自己一生:前半生雖然作過幾次小官,但“寵非己榮,涅豈吾緇。”後半世躬耕,則“勤靡餘勞,心有常閑。”所以他心安理得地說:“餘今斯化,可以無恨。”結尾說:“人生實難,死如之何!”是把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的話略加變化,說自己已經嘗盡生之艱難,對生死問題看得很清醒透徹。

  散文4篇:除《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外,《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是他為外祖父孟嘉寫的傳記。《世說新語》劉孝標註引此文稱為《孟嘉別傳》。傳裡說孟嘉“行不茍合,言無誇矜”,“好酣飲,逾多不亂”等語,可見淵明性情頗受外祖父的影響。《與子儼等疏》,《宋書》、《南史》皆有收錄。這大概是50歲以後一次大病中寫給4個兒子的一篇傢常話,既說自己平生的個性志趣,也勉勵幾個不同母生的弟兄要互相友愛。他的貧困的傢境,愛好自然的情趣,與坦率慈祥的個性,都躍然紙上。

  對陶淵明詩文的品評及其本集 陶淵明的詩文在南北朝並不很受重視。劉勰《文心雕龍》根本沒有提到他,鐘嶸《詩品》僅把他的詩列入中品,蕭統的《文選》也隻選瞭他八首詩、一篇文。到瞭唐代,他才開始受到廣泛的重視。李白、高適、顏真卿、白居易等極力推崇其人品和氣節;孟浩然、王維、韋應物、柳宗元等認真仿效其題材與風格。北宋以後,他的地位愈尊,北宋蘇軾追和陶詩111首,大有將他置於曹、劉、李、杜之上之勢。南宋理學傢朱熹、陸九淵也大力贊揚他的詩,不遺餘力,元明清三代,註陶、評陶風氣大開。註本、評本之多,幾與註杜、評杜相埒。

  最早對陶詩進行品評的,是梁代的鐘嶸。他在《詩品》卷中說:“宋征士陶潛,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凈,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嘆其質直。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傢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梁昭明太子蕭統,為他編集、作傳、作序,說“其文章不群,詞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幹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後來的批評傢也都常用質樸、平淡、自然來評陶詩的風格。如黃庭堅說他的詩“不煩繩削而自合”,朱熹說他的詩“平淡出於自然”,意思都基本相同。

  陶詩的藝術成就從唐代開始受到推崇,甚至被當作是“為詩之根本準則”。蘇東坡說:“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視有奇趣。如曰:‘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裡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又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則疲精力至死不悟。”(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引《冷齋夜話》)在平淡散緩的外表下面看出其內在的“奇趣”。陶淵明的生活作風是平易近人的,而思想品格則是耿介超拔的。他人格的“常”與“奇”兩面反映到他的詩裡自然也達到“常”與“奇”的統一。他雖然是用接近口語的平常語言,寫農傢、寒士的日常生活,卻往往能顯出不平常的詩意。“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隻寫農傢一束照明的荊條,卻增強瞭詩人和親鄰們談笑歡聚的氣氛。“弊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隻用床席兩字,又寫出他安貧守儉的生活。“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也是以兩種平凡的果實,畫出一個淘氣的孩子,顯出他自己作父親的慈祥幽默。以前詩中罕見的桑、麻、雞、狗等平凡事物,一經他寫入詩中,無不奇趣盎然。陶詩的寫自然景物,歷來是受作傢批評傢們贊揚的,但是仔細看去,陶詩裡實在很難找到象謝靈運山水詩那樣精雕細刻的,為寫景而寫景的作品。他不過為瞭抒情言志,隨意點染或烘托幾句,卻往往收到百讀不厭的效果。“鳥哢歡新節,泠風送馀善”,“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都是寫春天,卻寫得各有新意,不相重復。“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門庭多落葉,慨然已知秋。”“往燕無遺影,來雁有餘聲”,從不同角度來寫秋天,卻都不失秋天的蕭瑟淒清的風味。蘇東坡還說過陶淵明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蘇東坡續集》)。即言其詩平淡之中有華采,簡樸之中含豐韻,陶詩喜用簡練質樸的“田傢語”。把他的詩與謝靈運相比,可以看到其中鋪排語少,典故少,渲染物色的形容詞更少。象“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除瞭精選的名詞、動詞而外,一個形容詞也沒有;又如《移居》《責子》等等,除個別詩句外,不須任何註釋,就可一讀就懂。但是這些詩的豐采韻味,卻是深厚的。清代沈德潛的《說詩晬語》說:“陶詩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閑遠,儲太祝有其樸實,韋左司有其沖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以這些唐代學陶淵明的山水田園詩人作鏡子,正反映出陶詩樸素風格中蘊含著的豐富多采。

歸去來辭圖卷 明代李在作

  陶淵明死後100多年,蕭統搜集他的遺文,區分編目,編定瞭《陶淵明集》8卷,並親自寫序,作傳。後來,北齊陽休之又在蕭本基礎上,增加瞭別本的《五孝傳》和《四八目》,合序目為10卷本《陶潛集》。陽本隋末失其序目,為9卷本。此後,別本紛出,爭欲湊成10卷,北宋時宋庠又重新刊定10卷本《陶潛集》,為陶詩最早刊本。以上各本都沒有傳下來。今能看到的最早版本是幾種南宋至元初本。主要有:曾集詩文兩冊本,南宋紹熙三年刊,有清光緒影刻本;汲古閣藏10卷本,南宋刊,有清代影刻本;焦竑藏8卷本,南宋刊,有焦氏明翻本,今《漢魏七十二傢集》中《陶集》5卷亦即焦竑翻宋本。此外,還有宋刊《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本和元刊蘇寫大字本等。最早為陶詩作註的是南宋湯漢。元以後註本、評本日增。元初刊本有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10卷:常見有四部叢刊影印本。清代陶澍註《靖節先生集》10卷,有傢刊本及文學古籍刊行社排印本。近人古直《陶靖節詩箋》,有“隅樓叢書”本,“層冰堂五種”本,後者稱為《陶靖節詩箋定本》。

  

參考書目

 逯欽立校註:《陶淵明集》,中華書局,北京,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