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
現代詩人、文史學傢、“五四”文學革命的宣導者。初名嗣糜，學名洪騂，字適之。安徽績溪人。1891年12月17日生於上海一個官僚地主兼商人的傢庭。其父為清末地方官吏，其母系農村婦女。
18955年春，胡適在傢鄉由族人開設的學堂就讀，習四書五經。9歲起，閱讀《水滸傳》、《三國志演義》、《紅樓夢》、《儒林外史》、《聊齋志異》等小說。思想上則深受其父服膺的程朱理學的影響。
1904年春去上海，先後在梅溪學堂、澄衷學堂、中國公學、中國新公學就讀，學習瞭英語和西方自然科學，接觸瞭嚴復譯英國赫胥黎的《天演論》，梁啟超《新民說》諸文也給瞭他很大啟發。他在中國公學求學時，曾參加以“對於社會，競與改良；對於個人，爭自濯磨”為目的的競業學會，並一度任白話文會刊《競業旬報》主編，在該刊發表過一些白話文字。這一時期，他對舊體詩發生濃厚興趣，因而放棄自然科學，走上文學、史學的路。
1910年往北京考取庚子賠款第2期官費生赴美留學，在康奈爾大學先讀農科，後改讀文科，習政治、經濟，兼治文學、哲學。1914年獲文學士學位後，又去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就學於哲學傢杜威，深受其實用主義哲學的影響。胡適後來憶述：“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介紹我自己的思想》）
1917年以論文《先秦名學史》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夏回國，任北京大學哲學教授，後又任英文系主任、文學院院長等職。同年，與江冬秀結婚。其時，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他銳意改革，延聘瞭一批從日本、歐美留學回來的新派知識分子任教。他們以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月刊為陣地，宣傳民主、科學，倡導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運動。胡適是這些運動的積極參加者。
1917年2月，他尚在美國時，即在《新青年》上發表瞭他回國前寫成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提出文學改良八事：“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濫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稍後，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中又提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學，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1918年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復把所謂“八不主義”總為四條：“一、要有話說，方才說話”；“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他強調，他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隻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他認為，“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這些言論，反復強調以白話代替文言作為正式的文學語言的主旨，為以新文學取代舊文學打開瞭缺口；對於開展文學革命和創建新文學，都起瞭重要的倡導和推動作用，也是他在現代文學史上的主要貢獻。
在“五四”文學革命前後，胡適還陸續發表《論短篇小說》、《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談新詩》等文。從創作理論的角度闡述新舊文學的區別，提倡新文學創作；翻譯法國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等名傢的部分作品，為新文學提供借鑒；又率先從事白話文學的創作。早在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就發表瞭他的幾首白話詩，成為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批新詩。這些作品，雖然還留有舊詩的若幹痕跡，但采用自然音節和自由句式，開始打破傳統的詩歌格律，內容也表達瞭民主主義、人道主義的思想情緒。正如他把它們結集時取名《嘗試集》所表明的，他為新詩創作作瞭積極有益的“嘗試”。胡適又於1918年發表自稱為“遊戲的喜劇”的《終身大事》。劇作帶有易卜生的明顯影響；盡管反封建的主題思想相當軟弱，卻以其觸及覺醒中的青年普遍關心的婚姻戀愛自主、婦女解放等社會課題，曾經激起過強烈反響。所有這些，使胡適成為“五四”文學革命和初期新文學運動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與此同時，他還致力於白話文學史的研究和章回小說的考證工作。著有《白話文學史（上）》一書。1920年起陸續寫成的關於《水滸傳》、《紅樓夢》、《西遊記》、《三國志演義》等書的考證文字，結集為《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出版。他將所考證的小說分為兩類，一類以《水滸傳》為代表，稱為歷史小說，著重研究其歷史演變過程；一類以《紅樓夢》為代表，稱為創作小說，著重考證其作者的身世、經歷。1921至1933年間，共作5篇考證《紅樓夢》的文章，否定瞭索隱派的舊紅學，創立“自傳說”，開始瞭後來被稱為“新紅學”的學派。
胡適這一時期的文學主張、創作實踐、研究工作，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具有較大影響。為此，他和陳獨秀、錢玄同等曾一度成為封建復古主義者攻擊的對象。但他的偏重語言、形式改革，強調點滴演進的看法，他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研究方法，明顯帶有改良主義、庸俗進化論和唯心論、實用主義的色彩。
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胡適越來越明顯地暴露瞭他的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1918年他曾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但在1919年接編《每周評論》後，卻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宣揚杜威的點滴改良的實用主義思想，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主張。1919年秋，杜威來華講學，胡適為翻譯人之一。1920、1921年間，他進一步指責《新青年》對蘇維埃俄國的介紹。在受到李大釗、陳獨秀的批評和抵制後，脫離《新青年》陣營。
胡適手跡
1922年胡適另辦《努力周報》，發表大量時事述評，提倡所謂“好人政府”，後又附出《讀書雜志》，支持《國學季刊》，鼓吹“整理國故”，並在1925年五卅運動中宣揚“讀書救國”，要求青年“獨坐在圖書館裡”，“救出你自己”，終於從新文化運動的統一戰線中分化出去。
1927年國民黨政權建立後，胡適雖曾因編集1929年《新月》月刊討論人權問題的文章為《人權論集》出版，一度引起國民黨政府的不滿，但他隨即在1930年4月作《我們走那條路》一文，聲言中國應打倒的“五個大仇敵”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和擾亂，全然否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封建勢力在中國的存在。1933年初，曾參加宋慶齡、蔡元培主持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任北平分盟主席，但旋即因撰文強調維護政府權力，指責民權保障同盟，被同盟除名。此後，在他參加主辦的《獨立評論》上，一再發表支持國民黨政權的文字，走上瞭政治上依附國民黨的道路。
抗日戰爭期間，胡適曾任國民黨政府駐美大使。抗日戰爭勝利後，任北京大學校長。在當時日益高漲的民主運動中，成為進步青年學生的對立面。1946年參加國民黨政府召開的所謂“國民大會”，並擔任“大會主席”，完全站在和全國人民相敵對的地位。
30年代至40年代，胡適的主要學術活動，是繼續從事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工作，早在1919年即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一書。繼1927年出版《戴東原的哲學》一書後，1930年輯成《神會和尚遺集》、寫成《菏澤大師神會傳》，先後發表，作為他研究中國禪宗史的成果。1931年發表《淮南王書》，是他研究道傢哲學的成果。1934年發表《說儒》，自認為是研究儒傢的重要著作。抗日戰爭時期在美國期間，曾在哈佛大學講授中國思想史課程。40年代後半期任職北大校長期間，還曾致力於《水經註》的研究工作。有關手稿，1979年在國內發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胡適離開大陸去美國。1954、1955年間，國內學術界從文學、史學、哲學、教育學諸方面，對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以及他的反共政治立場，進行瞭批判。1957年，他出任臺灣當局駐聯合國“代表”。1958年，返臺灣任“中央研究院院長”。1962年2月24日病逝臺灣。
胡適主要著作，除已提及者外，尚有《胡適文存》(1921)、《胡適文存二集》(1924)、《胡適文存三集》(1930)、《胡適論學近著》（1935）、《藏暉室劄記》(1939)等。胡適逝世後，又有《胡適手稿》、《胡適選集》、《胡適口述自傳》等書，在臺灣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