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詩人。字季迪，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元末隱居吳淞青丘，自號青丘子。明洪武元年(1368)，應召入朝，授翰林院編修，以其才學，受朱元璋賞識，複命教授諸王，纂修《元史》。
高啟為人孤高耿介，思想以儒傢為本，兼受釋、道影響。他厭倦朝政，不羨功名利祿。因此，洪武三年(1370)秋，朱元璋擬委任他為戶部右侍郎，他固辭不受，被賜金放還；但朱元璋懷疑他作詩諷刺自己，對他產生忌恨。高啟返青丘後，以教書治田自給。蘇州知府魏觀修復府治舊舊基，高啟為此撰寫瞭《上梁文》。因府治舊基原為張士誠宮址，有人誣告魏觀有反心，魏被誅；高啟也受株連腰斬。
高啟青年時代即有詩名，與楊基、張羽、徐賁合稱“吳中四傑”。其文學思想，主張取法於漢魏晉唐各代，師古之後成傢，認為要“兼師眾長，隨事模擬，待其時至心融，渾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執之弊”（《獨庵集序》）。但他死於盛年，尚未能夠達到自成一傢的目的。他的詩體制不一，風格多樣，學習漢魏晉唐諸體，均有模擬痕跡。不過他才思俊逸，詩歌多有佳作，為明代最優秀詩人之一。
高啟作官隻有三年，長期居於鄉裡，故其部分詩歌描寫瞭農民勞動生活，如《牧牛詞》、《捕魚詞》、《養蠶詞》、《射鴨詞》、《伐木詞》、《打麥詞》、《采茶詞》、《田傢行》、《看刈禾》等。這些詩沒有把田園生活理想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瞭階級剝削和人民疾苦。如《湖州歌送陳太守》寫：“草茫茫，水汩汩。上田蕪，下田沒，中田有麥牛尾稀，種成未足輸官物。侯來桑下搖玉珂，聽儂試唱湖州歌。湖州歌，悄終闋，幾傢愁苦荒村月。”又如《練圻老人農隱》、《過奉口戰場》、《聞長槍兵至出越城夜投龕山》、《大水》等詩，還描寫瞭農民在天災兵燹下的苦難。這些作品，是高啟詩歌中的精華部分。
高啟詩中十之八九是個人述志感懷、遊山玩景以及酬答友人之作。這類詩歌，有時也對統治階級微露諷刺。如五古《寓感》其七雲：“大道本夷直，末路生險巇，杯酒出肺肝，須臾起相疑。田蚡排竇嬰，趙高誣李斯。傾擠不少假，權寵實災基。”對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進行瞭揭露。又如他去官後的《太白三章》之三：“新豐主人莫相忽，人奴亦有封侯骨。”實際上是譏諷明朝新貴的。但高啟思想比較復雜，他也寫瞭不少感沐皇恩、遁世消極的詩，未能擺脫自身的階級局限性。
高啟詩在藝術上有一定特色。首先，他的某些詩崇尚寫實，描摹景物時細致入微。如“江黃連渚霧，野白滿田冰”；“鳥啄枯楊碎，蟲懸落葉輕”；“犬隨春女，雞喚曉耕人”等句，均產生於生活實感，新穎逼真。其次，註重含蓄，韻味深長。如《鑿渠謠》：“鑿渠深，一十尋；鑿渠廣，八十丈。鑿渠未苦莫嗟籲，黃河曾開千丈餘。君不見，賈尚書。”隻是寥寥數句，收煞處戛然而止，給人以深遠的回味。再次，用典不多，力求通暢，有些隻有數句的小詩，更具有民歌風味。如《子夜四時歌》之二：“紅妝何草草，晚出南湖道。不忍便回舟，荷花似郎好。”明白如話，親切動人。這些詩的創作，與他鄉居時多與下層人民接近有關。高啟的詩，對明代詩歌影響較廣，以致有人把他譽為明代詩人之冠。
高啟也寫詞，大多內容平泛，情調低沉，遜於他的詩作。他的散文，獨創性不多，但《書博雞者事》一文很有光采，它塑造瞭一個敢同豪紳鬥爭的義勇少年形象，語言凝煉，情節動人，有唐人傳奇之風。
高啟著作，詩歌數量較多，初編有5集，2000餘首；後自編為《缶鳴集》，存937首。景泰元年(1450)，徐庸搜集遺篇，編為《高太史大全集》，今通行《四部叢刊》中，《高太史大全集》即據此影印。高啟的詞編為《扣舷集》，文編為《鳧藻集》，另刊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