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反映新生活、新思想的年畫藝術。民間年畫有悠久的歷史和為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由於時代的局限，舊年畫中有不少封建落後因素。在近百年中國社會發生急劇變革的同時，人民的風俗習慣及審美意識有瞭重大的變化，於是出現瞭新年畫。
民主革命時期新年畫 清朝末年有人提出年畫改良，民間年畫中也出現瞭少數反映女子學堂等具有維新思想的作品。由於年畫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物，當時未未能得到文化界的註意。最先充分重視年畫的是魯迅，他在倡導新木刻運動的同時，號召木刻青年向傳統的民間美術借鑒，提出美術工作者要從新年花紙中吸收營養，並取其優點而改去其劣點的意見。新年畫創作的開始是在抗日戰爭期間的延安和晉東南的抗日根據地。那時革命文藝工作者深入人民群眾，嘗試使用民間形式宣傳抗戰。1939年春節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開展慰問群眾活動時，江豐和沃渣分別創作瞭《保傢衛國》和《春耕圖》兩幅年畫，並用木刻套色印刷，分贈群眾。與此同時在太行山根據地由胡一川等組成的木刻工作團，也學習和吸收傳統年畫形式和技巧嘗試創作新年畫，畫出瞭《軍民合作》和《開荒》（胡一川）、《抗日人民大團結》（陳鐵耕)、《一面抗戰，一面生產》（羅工柳）、《織佈》(楊筠)、《春耕大吉、保衛傢鄉》（彥涵）等作品。作者自刻自印，在農村集市上試銷，受到農民的熱烈歡迎。繼而，他們根據抗戰形勢的宣傳需要，擴大木刻工作團，建立晉東南魯迅藝術文學院分校木刻工場，大量創作刻印新年畫。其中有門畫、歷畫、四扇屏、連環畫、戰爭畫等多種，還有題為《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年畫，印成對敵偽軍的宣傳品，使新年畫創作的內容及形式都日漸豐富，藝術質量不斷提高。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美術幹部也學習武強年畫形式及刻印技術，由徐靈、婁霜、沃渣、李又罘、油飛虹等人創作瞭《抗日光榮》、《立功喜報》、《保衛邊區》等抗戰內容的門畫和年畫。在晉西北抗日根據地木刻工場及江蘇鹽城魯迅藝術文學院華中分院美術系也都創作刻印瞭新內容的年畫。這一時期的新年畫創作發揮瞭團結人民打擊敵人的宣傳戰鬥作用。
彥涵：《軍民合作 抗戰勝利》（門畫）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延安及陜甘寧邊區出現瞭創作新年畫熱潮，僅1944年冬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美術系刻印的套色年畫達30種。魯迅藝術文學院美術系美術研究室成立瞭年畫研究室，針對年畫創作中生搬硬套舊形式等問題進行瞭探討，先後寫有《關於新年畫利用神像格式問題》和《新年畫的內容和形式問題》等文章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有力地推動瞭新年畫創作的發展。當時較好的年畫作品有《念書好》(江豐)、《五谷豐登，六畜興旺》(沃渣)、《講究衛生、人興財旺》（古元）、《豐衣足食圖》(力群)、《軍民合作、抗戰到底》（彥涵）、《學習文化》（戚單）等。這些作品大都註意瞭向民間美術學習，采取傳統刻印方法，以紅火熱鬧的形式，歌頌抗戰及根據地新生活新氣象，藝術上日趨成熟，成為當時抗日根據地美術成就的重要標志之一。抗日戰爭時期在抗戰大後方桂林以及湖南長沙等地的美術工作者也曾作過利用民間形式畫抗戰門畫的嘗試。
1945年，隨著解放戰爭的開展，延安的美術工作者分散到全國各地，新年畫創作在全國各解放區繼續開展，特別是1948年三大戰役後，解放區迅速擴大，新年畫又由農村進入城市。東北解放區新年畫創作數量多、影響大，不少作品反映瞭土改及參軍保田運動，被群眾稱為翻身年畫，僅1947年東北畫報社即出版年畫20多種，其中如《合傢歡樂》(安林)、《新年勞軍》(施展)、《喜氣臨門》（張仃）、《民主聯軍大反攻》(西野)、《兒童勞軍》、《戰鬥英雄，勞動模范》（張仃），都是比較優秀的作品。華北解放區年畫創作也非常活躍，華北聯合大學美術系教學和創作就把年畫作為主要內容，一些民間藝人接受培訓，解放區美術工作者與武強年畫民間藝人合作成立瞭冀中文協年畫改造委員會，後與華北大學美術工廠合並遷往石傢莊，更名為華北美術社（後改名為大眾美術社），成為年畫和普及美術作品的出版機構。1948年即出版年畫30多種，印數達60萬份，比較優秀的作品有《參軍圖》（洪波，(見彩圖)、）《娃娃戲》(馮真)、《豆選》（顧群）等，在華中、華東等地新年畫也有不同程度的發展。
《參軍圖》（中國現代） 洪波
力群：《豐衣足食》
社會主義時期新年畫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在解放區新年畫運動經驗的基礎上，新年畫創作和舊年畫改革齊頭並進，在全國各地都得到瞭迅速的發展。1949年11月中央文化部頒發瞭《關於開展新年畫工作的指示》，從創作方針、內容到具體組織措施都作瞭明確的規定，並提出瞭“在年畫中應當著重表現勞動人民新的愉快的鬥爭生活和他們英勇健康的形象”，“在技術上必須充分運用民間形式，力求適合廣大群眾的欣賞習慣。”“要求各地文藝團體發動和組織美術工作者從事這一畫種的創作和進行舊藝術改造工作”的號召。1950年，文化部在全國文化工作報告與1951年計劃要點中更明確規定：“在整個文化藝術工作中，首先選擇那些對於開展普及工作最為需要，在廣大人民中間最有影響的部門作為重點來進行”。這以後，在群眾中有廣泛影響的新年畫首先得到瞭政府的重視與扶植，各地文化機構及出版部門采取種種措施積極動員和組織畫傢及民間藝人參加創作，並在深入生活及創作觀摩等方面為作者提供便利條件，從而使創作質量得到提高並在短時期內即取得可喜的成果。據不完全統計，1949年即有23個地區創作出版瞭新年畫412種，發行量達700萬份。參加創作的畫傢有來自解放區的美術幹部，也有知名的中國畫傢、油畫傢、版畫傢。他們把創作年畫作為為人民服務與群眾結合的光榮任務，新中國的嶄新面貌為年畫創作提供瞭豐富的題材。這一時期的年畫在傳統的基礎上進一步吸取瞭中國畫和水彩畫的技巧，表現手段趨向豐富。雖然木版年畫仍在部分農村地區流行，但絕大部分都采用瞭膠版印刷，年畫形式風格有瞭新的發展。為瞭推動新年畫創作的繁榮，文化部在1950、1952年進行瞭兩屆全國優秀年畫評獎，湧現出像李琦的《農民參觀拖拉機》、古一舟的《勞動換來光榮》、安林的《毛主席大閱兵》、林崗的《群英會上的趙桂蘭》、鄧澍的《保衛和平》、古元的《毛主席和農民談話》等優秀作品。1953年以後，不少畫傢轉向其他畫種的研究和創作，顯示瞭人民對美術創作欣賞要求的日益增多，但仍有相當數量的作者堅持年畫創作，而且深入生活，提高技巧，努力克服創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傾向，藝術上更為成熟，畫出瞭《數他勞動強》、《趕春會》、《唱個山歌送代表》、《考考媽媽》等現代題材作品。此外，還有以傳統戲曲故事為題材的《西廂記》、《武松打虎》、《梁山伯與祝英臺》等作品。50年代初，上海美術工作者對月份牌年畫進行瞭改造和革新。改革中註意剔除其思想上和藝術上不健康成份，保留其細膩鮮艷為群眾歡迎的藝術特色。金梅生的《新中國的歌聲》在1950年獲獎，1956年還創作瞭《菜綠瓜肥產量多》(見彩圖)等思想性藝術性都更為成功的作品。民間木版年畫的改造工作也頗有成效，在天津楊柳青、山東濰縣、河南朱仙鎮、河北武強等地都刻印瞭新的木版年畫。特別是山東省一直把年畫創作放在重要地位，不少美術工作者在繼承濰縣年畫優秀傳統基礎上勇於創新，作出瞭可喜的成績。天津楊柳青畫店，在對舊楊柳青年畫進行改造的同時，培養瞭一批新的創作隊伍，創作瞭大量新的楊柳青年畫。在年畫革新的同時，對一些珍貴的傳統刻版也加以征集整理作為歷史資料，使這一瀕臨滅絕的民間藝術得以延續和保存。
《菜綠瓜肥產量多》（中國現代） 金梅生
李琦：《農民參觀拖拉機》
“文化大革命”期間使新年畫藝術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殘，一些珍藏的傳統年畫資料也被劈燒砸爛，造成萬馬齊喑的蕭條冷落局面。
1976年以後，中斷10年的年畫藝術重新復蘇，一支年畫作者隊伍重新開始形成，受迫害的老年畫傢恢復瞭創作，題材內容及藝術形式又展示出百花齊放的局面，表現現代題材及傳統歷史題材的年畫都出現瞭優秀作品，獲得瞭群眾的熱烈歡迎。年畫的發行量逐年增長，1981年年畫總發行量達7億張左右，相當於1949年的100萬倍，有的受歡迎的作品印數高達600萬張。1983年舉行瞭全國第1次年畫會議，翌年舉辦瞭第3屆全國年畫評獎，評出《女排奪魁》（李慕白、金雪塵）、《敬愛的元帥》(樊懷章等)、《江山多嬌》（陳繼武、盛二龍）、《花繁果碩人長壽》（丁樓辰）、《祖國啊！母親》（劉嘉奇）、《菜綠瓜肥產量多》（金梅生）、《同歡共樂》（劉文西）7件一等獎在內的年畫141件，另外還設立瞭年畫作者獎、年畫編輯獎、年畫研究工作獎、年畫出版工作獎及年畫發行工作獎，對年畫有特殊貢獻的金梅生、李慕白、王叔暉、朱石基被授予榮譽獎。在年畫發展過程中，人民美術出版社、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以及遼寧、陜西、河北、廣東等省的美術出版機構，都作出瞭卓越的貢獻，成為新年畫創作與出版的主要基地。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的新年畫發展，經歷瞭曲折的道路，但成就是可觀的。年畫在適應年節裝飾需要的前提下，題材內容非常廣泛，除表現現代生活及歷史故事外，山水、花鳥也有相當比重，藝術上借鑒瞭其他畫種的表現技巧，使形式風格不斷豐富和發展。近年來隨著人民生活的提高，中堂畫、掛歷畫等形式相繼流行。不過，群眾的生活習慣和審美要求也在發生變化，如何適應新局面新要求，已成為發展新年畫藝術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