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曲劇種。流行於湖南中部、東部一帶，以及江西萍鄉、吉安等地。因以長沙、湘潭為活動中心，故一度又稱長沙湘戲。
湘劇用中州韻、長沙方言演唱。有高腔、低牌子、昆腔、彈腔四種聲腔。其高腔由弋陽腔逐漸地方化後形成。一人啟口，眾人幫和，伴以鑼鼓，不托管弦。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徐渭所著《南詞敘錄》說：“今唱傢稱弋陽腔，則出於江西，兩京、湖南、閩、廣用之。”可見當時弋陽腔已在湖南流行。後來又受青陽腔和地方音樂的影響，在曲牌中添入大大段滾唱，形成湘劇高腔中的“放流”。主要劇目有《金印記》、《投筆記》、《琵琶記》、《白兔記》、《拜月亭記》等。低牌子是一種曲牌聯套體結構的唱腔，唱時用嗩吶或笛子伴奏，配以鑼鼓。為瞭豐富唱腔，便於表現各種不同的情緒和氣氛，逐漸形成在同一劇目中，高腔和低牌子分折間唱的演唱形式。這類“高低間唱”的劇目有連臺本戲《封神榜》、《嶽飛傳》、《目連傳》以及《百花記》、《魚籃記》等。昆腔傳入，稍晚於弋陽腔，清初曾一度盛行，但到清末，日漸減少，現僅存《藏舟刺梁》、《思凡》、《春香鬧學》等少數幾出。清代中葉徽調和漢調流入，湘劇始有彈腔（又叫亂彈），稱為南北路。南路相當於二簧，北路相當於西皮。同治、光緒以後，彈腔成為湘劇的主要唱腔，劇目除《三國》、《水滸》、《楊傢將》等歷史故事戲外，尚有稱為“三十六按院”的一批公案戲，如《四進士》、《奇雙會》等。
康熙年間，湘劇班社大多以唱高腔為主，或高、昆兼唱，如福秀班、老仁和班。乾隆年間，湘劇班社逐漸增多，其中大普慶班則以昆腔為主要唱腔。當時，長沙、湘潭已建老郎廟（梨園公所），並開始設科班傳藝。道光年間，出現瞭最早以唱彈腔為主的仁和班。到瞭同治、光緒年間，不但班社蓬勃興起，而且各地紛紛辦起科班，僅長沙一帶，就先後設立30多班，如五雲、三元、華興等科班，為湘劇培養瞭大批演員。1921年，又辦起福祿坤班等女子科班，自此湘劇有瞭女演員。1938年12月。田漢曾主持舉辦湘劇演員短期訓練班，先後組成7個湘劇宣傳隊，在湖南南部及廣西桂林一帶活動，積極排演新戲，對宣傳抗日戰爭起過一定的作用。在抗日戰爭中，湘劇受到嚴重的摧殘，許多戲班被迫流散，不少名演員在戰火中犧牲。直到1949年後，湘劇才得到新生，在藝術上得以蓬勃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整理、創作瞭不少劇目，其中較有影響的傳統劇目有《琵琶上路》、《打獵回書》、《追魚記》等。高腔劇目《拜月記》和創作的現代戲《園丁之歌》均已攝制成影片。
腳色行當分大靠把（正末）、二靠把（副末）、唱工(正生)、小生、大花臉(大凈)、二花臉(二凈)、紫臉(重唱的凈)、三花臉(醜)、正旦(青衣)、做工旦(花旦)、蹻旦（貼，包括小旦、武旦）、婆旦(老旦)等。小生不僅有文巾、羅帽、雉尾、蟒靠之分，而且有窮、文、富、武四種戲路做派（即富貴衣小生、褶子小生、袍帶小生、武打小生）。生行的表演，如《祭風臺》中拖鞋而出的“趿鞋路”，《金沙灘》中金雞獨立的“船路”，《金馬門》中踉踉蹌蹌的“醉路”，以及旦行《蝴蝶媒》、《溫涼盞》中的大腳婆路，和正旦合演《琵琶上路》中的滾唱，都有獨特的表演和唱功。又如生扮《空城計》中之司馬懿，小生扮《哭祖廟》中之劉諶，花臉扮《裝瘋跳鍋》中之蒯徹，也頗具特色。近百年來，先後出現的名演員有柳介吾、李桂雲、李芝雲、言貴雲、陳紹益、胡普臨、彭鳳姣、吳紹芝、羅元德、羅裕廷、賀華元、徐紹清、彭俐儂等。
湘劇高腔有曲牌300餘支，南曲多於北曲；低牌子曲牌名多與高腔相同，唱時字多腔少；彈腔（亂彈）中除南、北路外，尚有反南路（反二簧）、反北路(反西皮)，以及平板（四平調）、安慶調（吹腔）、七槌半（南羅，即羅羅調）。樂隊原為文場2人，武場4人。樂器有二弦、月琴、笛、嗩吶、鼓板、大鈸、大鑼、小鑼等，現已有所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