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少數民族。(見彩圖)“鄂倫春”這一名稱於清初始見文獻記載。《清太祖實錄》卷五十一在一份奏報中首次提到“俄爾吞”； 康熙二十二年(1683)九月上諭中稱之為“俄羅春”。此後才比較統一地以鄂倫春這一名稱來稱呼他們。鄂倫春一詞有兩種含義，一為使用馴鹿的人，一為山嶺上的人。這一族名的來源，和他們長期以來從事的生產活動有著密切的關係。鄂倫春族的人口為4132人(1982)。聚居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和黑龍江省接壤的大小興安嶺中，即內蒙古呼倫貝爾盟鄂倫春自治旗、佈特哈哈旗、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以及黑龍江省呼瑪、遜克、愛輝、嘉蔭等縣。這種分佈特點，是17世紀中葉以後才逐漸形成的。以前，鄂倫春人遊獵與分佈的地區包括外興安嶺以南、烏蘇裡江以東，西起石勒喀河，東到庫頁島的廣闊地區。17世紀中葉，沙俄殖民者侵入中國黑龍江流域，迫使鄂倫春人南遷，集中分佈於大小興安嶺。然而1689年中俄尼佈楚條約簽訂之後，直至不平等的中俄瑗琿條約與北京條約簽訂以前，他們仍至外興安嶺以南廣大地區遊獵，並且還參加清政府定期巡邏邊界等活動。隻是在19世紀中葉沙皇俄國侵占瞭中國黑龍江以北、烏蘇裡江以東地區以後，鄂倫春族人民才喪失被侵占區域的廣大遊獵場所。鄂倫春族使用鄂倫春語，屬阿爾泰語系滿-通古斯語族 通古斯語支。沒有本民族文字，一般通用漢語文。
鄂倫春族
鄂倫春婦女
清廷設治 清廷對於鄂倫春族的統治，迭有變遷。康熙三十年(1691)，清廷把鄂倫春族分成“摩凌阿”與“雅發罕”兩部分，歸佈特哈總管衙門管轄。“摩凌阿鄂倫春”為騎馬鄂倫春之意，編入八旗組織，用以南征北戰。“雅發罕鄂倫春”意為步行的鄂倫春，指失去馴鹿尚未得到馬匹仍在遊獵的鄂倫春族，分設庫瑪爾、畢拉爾、阿力、多佈庫爾、托河5路，路下分8佐，每佐設鄂倫春族佐領1人。每年清廷派“安達”進山一次，征取貢貂。光緒八年(1882)，清廷廢佈特哈總管衙門，設立興安城總管衙門，專管5路鄂倫春族。光緒十九年，興安城總管衙門裁撤，將原來5路合並為4路16佐(阿力、多佈庫爾兩路合並，其餘未動)，分屬黑龍江、墨爾根、佈特哈、呼倫貝爾4城副都統衙門。
軍閥統治時期，隻是廢除瞭八旗組織的內容，4路16佐的機構基本上沒有變動。管轄系統上，其中3路劃歸黑龍江省督辦公署管轄，1路劃歸海拉爾蒙古衙門管轄。“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者將鄂倫春族名義上分別置於偽黑龍江省和興安北省管轄。
反帝反封建鬥爭 鄂倫春族人民歷史上以勇敢善戰著稱。長期以來，他們與當地兄弟民族一起不屈不撓地進行瞭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鬥爭。17世紀中葉，沙俄殖民者侵入黑龍江流域，各地鄂倫春人與達斡爾、赫哲等民族對入侵者進行瞭英勇的反抗，“擊殺羅剎(沙俄侵略者)甚眾”，在《清實錄》等文獻中有具體記載。在1900年沙俄借口鎮壓義和團運動出兵中國東三省時，黑龍江璦琿城軍民進行瞭有名的璦琿抗戰，其中鄂倫春馬隊在戰鬥中奮勇沖鋒，給入侵者以沉重打擊，使敵兵畏懼。在抗日戰爭時期，鄂倫春子弟積極參加東北抗日聯軍，英勇參戰；當地鄂倫春人民不顧日寇的殘酷迫害，積極為抗日聯軍帶路、送信、運送糧食等物資，掩護“抗聯”戰士並協助偵察敵情，配合“抗聯”攻打敵人據點、襲擊日軍的“義和公司”，曾擊斃日軍指導官等頭目，用鮮血保衛瞭祖國和民族的生存。
鄂倫春族人民還不斷地反抗封建主義的統治和剝削。清軍官任意虛待受操練的鄂倫春士兵，士兵們組織暴動，迫使清統治者認為“殊屬可慮”，不得不解散兵營，讓鄂倫春族士兵回傢。清廷征收貢貂，“安達”乘機肆意勒索，鄂倫春族士兵和居民起而反抗，清統治者於1894年不得不下令取消貢貂制度。1923年，奸商勾結軍閥、官傣，肆意搶走鄂倫春族居民的馬匹、槍支和獵物，甚至奪走他們的妻女，行兇殺人，鄂倫春族人民紛紛奮起反抗，討還血債，迫使商會扣減獵戶所欠債務，取得瞭鬥爭的勝利。
社會經濟 17世紀中葉，鄂倫春族的社會發展還停留在被稱為“烏力楞”的父系傢族公社階段。當時氏族組織雖仍然存在，但社會的基本經濟單位已不是氏族，而是“烏力楞”。每一個“烏力楞”包括著同一祖先若幹代子孫的一些小傢庭。“烏力楞”的傢族長稱為“塔坦達”，其內部生產資料是公有的，過著共同勞動、平均分配的原始共產制生活。17世紀中葉以後，清廷對鄂倫春族的管轄制度更趨嚴密，鄂倫春與滿、漢等族的經濟交流也得到瞭發展，鐵質工具、槍支的輸入，以及狩獵產品同農牧手工產品交換的發展，逐步在鄂倫春族社會內部引起瞭一系列的變革。除獵場、森林、河流仍屬於公有而外，一些重要的生產資料已由公有演變為私有，勞動組織和分配制度也起瞭相應的變化。由於原來孕育在“烏力楞”內部的個體傢庭的崛起，終於導致瞭“烏力楞”由血緣組織演變成為地緣組織，氏族制度已經走到瞭盡頭。一夫一妻制的小傢庭逐漸成為社會經濟的基本單位。到1945年8月解放前，鄂倫春族的社會發展已進至毗鄰公社（見農村公社）階段。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鄂倫春族的主要生產活動是狩獵，輔之以捕魚、采集和手工業。社會內部隻有男女老少之間的自然分工，還沒有形成社會分工。狩獵主要是男子的事情，有時婦女也隨同出獵。狩獵工具有槍支、馬匹和獵犬。主要采取集體狩獵方式，但已不是以“烏力楞”為單位，而是根據自願臨時組織起一個或幾個“阿那格”分頭進行。商品獵物在“阿那格”內平均分配，但獸肉的分配則一直保持在“烏力楞”內平分。同一“烏力楞”內未參加出獵的鰥寡孤獨，一般比獵手分得要多。外來客人如果遇上分配，也照例可以分得一份。個體狩獵雖已出現，但為數極少。狩獵所獲是鄂倫春族衣食的主要來源。捕魚多用“擋簗子”方法集體進行；也有的乘樺皮船叉魚；用網捕魚是從別的民族中傳入的。捕魚大都由男子負責，采集則多由婦女承擔。捕獲的魚類和采集的野菜、野果，是鄂倫春族食物的一種重要補充，如一時食用不完，即把它曬幹貯存起來，以備獵獲物缺少時食用。
捕獲獵物
鄂倫春族的手工業主要有皮毛制品和樺皮制品，多由婦女制作。對在不同季節打獵所得的獸皮，她們按其性能和部位，縫制成適宜於不同季節穿用的服裝；將從樺樹上剝下的整張樺皮，加工制成適合於不同用途的器皿。（見彩圖）婦女們在這些皮毛制品和樺皮制品上面繡的或雕的各種圖案，最能反映狩獵文化的傳統特色。此外，男子還用手工制作骨器、木器和鐵器。
鄂倫春族制作的樺皮用品
近代以來，農業在部分地區的鄂倫春人中有瞭萌芽。清末及辛亥革命以後一段時期，政府強制推行“棄獵歸農”政策，鄂倫春族地區的農業有瞭初步發展。但從事農業非鄂倫春人所習慣，加之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時期的嚴重摧殘，到1939年，鄂倫春地區的農業已被破壞凈盡。
各個部分鄂倫春族之間由於從事著大體相同的生產，基本上沒有什麼交換關系，交換多與其他民族進行。開始是偶然的，以後逐漸成為經常的，並由此打開瞭鄂倫春社會自然經濟的大門，促進瞭私有制的形成和發展。
生活習俗 鄂倫春族的物質生活極具特色。除食肉、衣皮外，過去的住所“仙人柱”亦是狩獵文化的一種創造。“仙人柱”形同半張開的雨傘，由30多根樹桿搭成，外面夏季覆蓋樺皮，冬季覆蓋獸皮，可很快搭成，可隨時拆卸。“仙人柱”入門正對面的上方和左右兩側，專供人們坐臥，但有嚴格的規定。“仙人柱”中央終日燃燒著篝火，用以熟食和取暖。“仙人柱”後面的樹桿上懸掛著盛有神象的樺皮盒子，一般不準婦女接觸。（見彩圖）
鄂倫春族遊獵時的簡易住所----仙人柱
鄂倫春族基本上實行一夫一妻制婚姻。實行嚴格的氏族外婚（見外婚制），各互相通婚的氏族成員之間，大多親上加親。傢庭中男女地位不過分懸殊，唯財產繼承權一般屬於男子。一個傢庭兩代人共居的較多，如果人口過多，常常是長子結婚後在父母居處附近另立一“仙人柱”。婦女生育不得在原來的“仙人柱”內，須到遠處設立產房，男人也不得入內接近，滿月後才回傢。以往，人死後一般行天葬（即風葬）。
鄂倫春族能歌善舞，曲調的音階以五聲為主，曲調結構一般是單樂段的分節歌，即興填詞隨編隨唱。舞蹈內容多和狩獵、采集有關。樂器有“朋奴化”（鐵制的一種口琴）、“文土文”（手鼓）。鹿哨、狍哨既是生產工具，也是早期的樂器。有許多民間神話傳說，代代相傳。
鄂倫春婦女在編織
宗教信仰 鄂倫春族普遍信奉薩滿教，崇拜自然物，相信萬物有靈。對熊的崇拜，是圖騰崇拜的一種遺跡（見原始宗教）。盛行對祖先的崇拜。
鄂倫春的新生活 盡管鄂倫春族在歷史發展中有著許多優良傳統，但由於長期以來的民族壓迫，特別是日本侵略者推行的種族滅絕政策，使鄂倫春族人口銳減，到1945年8月獲得解放的前夕，鄂倫春族隻剩下1千餘人，境遇悲慘。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東北地區的鄂倫春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瞭人民政權，於1951年10月1日成立瞭鄂倫春自治旗和多處民族鄉。國傢給予鄂倫春族以特殊照顧，撥出大批資金，於1953年開始建築新房，逐步實現瞭定居。現在綠樹成蔭的新村裡，幢幢整齊明亮的大瓦房以及學校、商店等代替瞭昔日的“仙人柱”。興安嶺上出現瞭電燈通明的新城鎮。狩獵的土槍已換成步槍和半自動步槍。相繼興建瞭養鹿、養豬、養牛、養蜂場。每年向國傢提供上千兩鹿茸。農田耕作已使用多種農業機械，糧食總產量成倍增長。以往馬是主要交通工具，現在築起公路，通瞭汽車，鐵路也通向鄂倫春的一些新城鎮。過去連文字都沒有的鄂倫春族人民，如今已普及瞭中學教育，不少青年上瞭大學； 有瞭電影隊、文藝隊、俱樂部、廣播站，本族豐富的民間歌舞搬上瞭舞臺與銀幕。舊社會鄂倫春族地區無醫無藥，天花、傷寒等傳染病流行，患婦女病的竟達婦女總數的80％以上，而今天鄉有衛生院，大隊有衛生所，村有衛生員，天花、傷寒等傳染病已絕跡，人口成倍增長。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鄂倫春族人民的各項生產迅速發展，收入大為增加，生活顯著改善。他們不僅大力發展農、牧、副業等生產，而且肩負護林防火的重任，護衛大小興安嶺森林的安全，為保障木材源源不斷地運出供應國傢建設作出瞭貢獻。
參考書目
《鄂倫春族簡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