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
東漢思想傢、文學批評傢。字仲任。會稽上虞（今屬浙江）人。出身“細族孤門”，自小聰慧好學。8歲時“謝師而專門，援筆而眾奇”。後來離鄉到京師洛陽就讀於太學，從師著名學者班彪。傢貧，常遊洛陽市肆讀書。勤學強記，過目成誦，博覽百傢之之書。同郡謝夷吾曾贊揚他的才學“雖前世孟軻、孫卿，近漢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後漢書》註引謝承《後漢書》)。他為人不貪富貴，不慕高官。曾作過郡功曹、州從事等幾任小官，因政治主張與上司不合而受貶黜。後罷官還傢，專意著述。晚年，漢章帝下詔公車征召，王充不就。和帝永元中，病逝於傢中。
王充的著作今存《論衡》85篇（其中《招致》一篇亡佚）。另有《政務》、《譏俗》、《備乏》、《禁酒》、《養性》等，均已失傳。
王充在《論衡》中深刻地批判瞭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讖緯迷信思想，繼承和發展瞭古代唯物主義學說，認為世界是由物質性的“氣”所組成；人“死而精氣滅”，靈魂不能離開肉體而存在；天不是有意志的神，它不能主宰社會人事，否定瞭“災異”、“祥瑞”等荒誕不經之說，給予唯心主義神學以有力的打擊。王充從這個唯物主義思想基礎出發，論述瞭關於文章寫作問題，提出瞭一系列進步的觀點，對後世文學批評發展有重大的影響。
針對當時文章寫作方面所存在的內容虛妄荒誕、追求詞藻華靡和復古模擬等問題，王充強調“真”是“美”的基礎，不真實的作品隻有“虛美”而沒有“真美”，認為“美”和“善”是密切聯系的，“美善不空”，不善的作品也就不美。在這種美學觀的指導下，他的文學批評中表現瞭如下一些重要思想：
①主張文章的內容必須真實，反對描寫虛妄的迷信內容。
王充指出，當時“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為美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為虛妄之傳。聽者以為真然，說而不舍；覽者以為實事，傳而不絕。”他之所以寫《論衡》，正是有感於“眾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論衡》的基本內容就是要“疾虛妄”。王充特別稱贊桓譚的《新論》，即是因為它“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超奇》）。他主張文章內容必須絕對真實，這一點對後來強調文學必須寫實的批評傢們有十分重要的影響。
②王充認為文章必須有補於世用，能夠起到積極的社會教育作用。他說：“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自紀》）而所謂“世用”的具體內容即是要能夠勸善懲惡。他說：“文豈徒調墨弄筆為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為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佚文》）王充說古代賢聖之人之所以作文，都不是無目的妄作，而是“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對作》），強調文學創作必須要對社會的政治、道德、風尚起積極的推進作用。而這種勸善懲惡、有補世用的作用，又和是否具有真實的內容密切相關。
③強調文章的內容和形式必須統一，做到外內表裡完全一致，既有翔實的內容，又有與之相適應的形式，堅決反對徒有美麗之觀而無切實內容的“華偽”之作。他說：“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裡，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超奇》）文詞隻是實情的一種表現形式。他重視內容的主導作用，堅持形式為內容服務，從這個角度出發，王充對漢賦的形式主義傾向作瞭尖銳的批判。在《譴告》中王充指出瞭司馬相如、揚雄的賦頌“欲諷反勸”的事實，認為他們的作品文辭宏麗、意趣深博，“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無補於世用，“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定賢》），也不能算是好作品。
④註重獨創精神，反對模擬因襲。漢代由於儒傢思想處在“定於一尊”的統治地位，文人都尊奉孔子，“述而不作”，章句之學盛行，模擬因襲的風氣十分嚴重。王充一反這種時俗風氣，重“作”不重“述”。在《佚文》篇中，他說文人之文共有五種，而其中以“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的“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在《超奇》篇中，他把文人分為五類，最有才能的是“鴻儒”，其特點是“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堅決反對那種“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的因襲之作。他指出孔子作《春秋》之所以高越，正是因為他不拘泥於魯國史學著作，而能做到“眇思自出於胸中”。王充認為模擬因襲風氣的盛行，其根本原因是由於好古而賤今。他在《齊世》、《案書》等篇中指出，歷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社會是愈來愈進步的，因此，“尊古卑今”、“賤所見，貴所聞”（《齊世》）是毫無道理的。衡量文學作品優劣，應以“真偽”、“善惡”為標準，而不應以古今為依據。復古模擬的結果隻能是倒退，而不是前進。王充的這種文學進化觀對六朝的葛洪、劉勰等都有明顯的影響。
⑤提倡文章語言的口語化，反對古奧艱澀的文風。王充認為書面語言和口語應當是一致的。他說古人文章中的語言之所以難懂，是因為“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自紀》），因此他自己寫《論衡》就要求做到“形露易觀”。“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他認為：“文由語也”，“文字與言同趨，何為猶當隱閉指意？”(《自紀》)為此，他對漢賦的語言作瞭嚴厲的批評：“深覆典雅，指意難睹，唯賦頌耳。”（《自紀》）
王充的文學思想中也有明顯的弱點，他所講的是廣義的文章，包括瞭所有學術著作和文學作品在內，然而他又沒有把學術著作和文學作品的不同特征加以區別。他用對學術著作的要求來要求文學作品，所以也產生瞭一些流弊。他強調真實，隻是事實的真實，因此把藝術創作所必須的虛構和誇張描寫也都否定瞭。例如他在《書虛》篇中所批判的那些虛妄不實的具體事例，有不少都是一種誇張說法，而並非荒誕不經的迷信內容。他雖然正確地肯定瞭經書上的誇張描寫，並對它們作瞭很好的分析，但是對除經書以外的一切著作中的誇張描寫都加以否定瞭。至於虛構，在他看來自然更不能允許瞭。此外，王充在批判形式主義傾向、強調文學作品的社會作用時，也表現出忽視藝術性的缺點。他說：“夫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為文欲顯白其為，安能令文而無譴毀？”（《自紀》）這種看法也是有片面性的。
《論衡》通行本有《漢魏叢書》本、《四部叢刊》影印明通津草堂本，近人劉盻遂有《論衡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