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敦煌遺書中的唐五代通俗文學作品。是唐五代通俗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敦煌學的一個重要方面。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一批已湮沒近千年的敦煌遺書,主要是唐五代時期的各種寫本和木刻書籍,總數達4萬多件,這是20世紀人類文化史上的重大發現,引起瞭國際學術界的極大關註。在不長的時間內(1907~1914),英、法、俄、日、美等國的探險者紛紛前往敦煌,大肆劫掠。許多有價值的敦煌遺書,現分別藏在英國倫敦不列顛博物館、法國巴黎國傢圖書館、列寧格格勒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以及日本大谷大學、龍谷大學圖書館等處。國內北京圖書館收藏敦煌遺書近萬卷,多屬佛道經典。近年來,隨著國際文化交流的發展,國內已獲得英、法兩國所藏敦煌遺書的原卷縮微片。蘇聯也曾於60年代開始出版所藏敦煌遺書的解說目錄和一些變文的影印解說本,但大部分內容尚未公之於世。

  敦煌遺書是中國民族文化的寶藏,它們為研究中古時期的社會歷史、政治經濟、宗教思想、科學技術、文化藝術以及當時的中西交往提供瞭豐富的資料,因而隨之產生瞭專門研究敦煌文物的敦煌學,敦煌通俗文學是敦煌學研究的重要對象。

  在已發現的敦煌遺書中,有相當數量的文學作品,除去少數文人作品及某些專集、選集殘卷外,大多是唐五代時期流傳於民間的通俗文學作品。主要有以下幾類:

  ①敦煌歌辭。指托於曲調、能發聲歌唱的辭,包括曲子辭和大曲辭。曲子辭,一稱曲子調,除少數為詩人文士所作外,多數是民間作品。雖然從文學技巧上看,它們還比較粗糙,但所反映的民間現實生活和各種人物的思想感情則往往真切動人。它們為宋詞的發展和繁榮提供瞭良好的基礎。

  ②敦煌詩歌。其中有古代選本《玉臺新詠》、《文選》和唐代詩歌選集、詩集殘卷如《唐人選唐詩》、《詩總集》、《白香山集》、《高適詩集》等,還有一些唐代詩人的詩篇、詩句如韋莊的《秦婦吟》等。這些雖不屬通俗文學范圍,但可彌補《全唐詩》之不足,也可供校勘之用。唐初民間詩人王梵志的五言通俗詩長期失傳,在敦煌遺書中卻保存下來,為研究唐詩增添瞭重要的資料。  ③敦煌變文。敦煌遺書保存瞭許多民間說唱文學的變文作品,如《漢將王陵變》、《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等。變文是唐代佛寺禪門講經同民間說唱文學相結合的產物,是生長於中國民族文化的土壤,秉承漢魏六朝樂府、志怪小說、雜賦等文學傳統,並在演繹佛理經義的宗教文學影響和啟迪下,逐漸發展起來的一種新興文體。它的特點是有說有唱、韻白結合、語言通俗、意旨淺顯。題材或取自佛經神變故事,或源於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說,或直接表現現實鬥爭中的英雄人物,大都具有濃厚的民間色彩,因而受到僧俗人等的歡迎,成為當時民間喜聞樂見的文學樣式。

  ④敦煌話本小說。是唐代民間“說話”藝人講說故事的底本。其特點是以散文敘述為主,間有少數詩詞,並多以歷史故事為題材。其中如《廬山遠公話》、《葉凈能詩》、《韓擒虎話本》、《唐太宗入冥記》等,在某種程度上反映瞭當時人民的理想和願望。這類話本小說為研究唐代傳奇小說的發展和宋元話本小說的淵源,提供瞭新的資料和探索途徑。

  ⑤敦煌賦。包括兩類作品:一是文人賦作,如《文選》中的《西京賦》、《嘯賦》,和王績《元正賦》、劉瑕《駕行溫湯賦》、劉長卿《酒賦》、白行簡《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等。二是通俗故事賦,如《韓朋賦》、《晏子賦》、《燕子賦》等以“賦”為名的作品,和漢魏六朝以來文人賦不同,它們已初步擺脫駢詞儷句的形式,語言通俗暢達、明白如話,故事性強,同小說比較接近。由於是流傳民間的作品,故稱為“俗賦”。

  此外,敦煌遺書內還有以唱詞形式出現的《季佈罵陣詞文》,駁詰議論性的雜文《茶酒論》、《孔子項托相問書》,以及屬於宗教文學的“押座文”和一部分“佛贊”、“偈頌”等。

  敦煌通俗文學的表現手法雖然比較稚拙,但在藝術上仍有可取之處:①題材多樣化。它們在廣闊的社會領域展現瞭佛寺禪門和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不僅有佛國天堂的虛幻描繪,冥界地獄的恐怖場景,也有現實社會的真實記錄和人情世態的生動表現。它們或揭露矛盾、抨擊現實,或感慨悲懷、觸景興嘆,或勸世警俗、譏諷嘲弄,或多或少地觸及當時社會的某些弊端,從而豐富瞭文學創作的內容。②語言通俗化。作為民間流傳的通俗文學作品,敦煌文學保存瞭大量的口語俚詞,並具有文學語言的準確精煉性。它所創造的散韻結合、詩文並用的語言體式,盡管還不夠完善,但已顯示瞭後代通俗文學的發展方向。③創作方法理想化。敦煌文學既註重對現實的客觀描繪,又充分發揮藝術想象來表達人們的意願,如《韓朋賦》、《葉凈能詩》等還能巧妙地把兩者糅合在一起,力求塑造出理想同現實相結合的人物形象。這些對後代的詩、詞、小說、戲劇和民間說唱文學都有一定的影響。

  敦煌通俗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它顯示瞭詩歌、詞曲、辭賦、小說、講唱文學等多種文學樣式的來蹤去跡,證明瞭通俗文學同音樂、戲曲、繪畫、雕塑等藝術形式的關系,解釋瞭文學發展史上長期模糊不清的某些現象,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鄭振鐸所著《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中均談到敦煌通俗文學,實為提倡敦煌文學之先河。

  從20世紀20年代起,中國學者開始采集和整理敦煌遺書內的通俗文學作品,羅振玉的《敦煌零拾》(1924)、劉復的《敦煌掇瑣》(1925)、許國霖的《敦煌雜錄》(1935),分別輯錄瞭曲子、變文、詩詞、俚曲、佛曲、詞文等多種敦煌寫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敦煌通俗文學的研究進入新的時期,先後出版瞭周紹良的《敦煌變文匯錄》、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詞集》、任二北的《敦煌曲校錄》、王重民等編的《敦煌變文集》等專集,發表在報刊雜志的論文、札記亦為數不少,為今後進一步開展研究工作打下瞭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