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作為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封建國傢隻存在15年。這期間除皇帝的詔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實用文字外，沒有散文名篇傳於後世。而在文學發展中起過一定影響的是完成於秦統一前秦王政八年（西元前239）的《呂氏春秋》和李斯作於秦王政十年的《諫逐客書》。前者由秦丞相呂不韋主持，由其門客集體編著，它同先秦其他諸子散文一樣，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說理，富於文學意味；書中還保存瞭大量先秦時代的文獻和佚文遺聞，是後世研究先秦歷史文化的重要資料。後者是李斯為諫阻秦王擬驅逐六國來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說之以利害，排比鋪張，有戰國縱橫傢說辭的氣勢；而在文辭的修飾整齊、音節的和諧流暢等方面，又是漢代政論文和辭賦的先聲。
兩漢散文中最先發展起來的是政論文。西漢初年，戰國時代諸子百傢爭鳴的餘風猶存。一些作傢繼承先秦諸子的優良傳統，關心國傢和社會的發展，面對現實，分析形勢，勇於表示自己的政治見解和主張，使漢初政論文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賈誼和晁錯是這一時期政論文的代表作傢。他們的政論文作品或針砭時弊，分析社會實際存在的矛盾；或總結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寫得深切著明，有很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就文章風格而論，賈誼、晁錯各有特點，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指出：賈、晁為文皆疏直激切，盡所欲言，賈誼有文采而比較疏闊，晁錯則見識深遠，他們的政論“皆為西漢鴻文，沾溉後人，其澤甚遠”。
漢武帝罷黜百傢，獨尊儒術，經學成為士人仕進的工具，而經學傢的傢法森嚴，章句煩瑣，許多士人皓首窮經，日益脫離現實而不切實用。西漢末年，讖緯之學興起，東漢大盛，使空疏的經學又增加瞭神學色彩，一般士人也無不受到影響。所有這一切，使一般政論文也蒙上瞭空疏神秘的經學霧障，迂腐板滯而缺少生氣。但少數作傢能夠沖破經學的束縛，繼承賈誼、晁錯的傳統，對封建社會中日益尖銳的種種矛盾，統治階級的腐化侈靡以及神學化的經學作瞭揭露和抨擊。在文章風格上因受到辭賦創作的影響，有趨於整飭、排比的特點，但思想內容則與辭賦相反，絕少對封建統治階級的頌揚。
西漢宣帝時的桓寬根據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鹽鐵會議的文獻，剪裁、組織而成的《鹽鐵論》，不僅保存瞭西漢中葉的經濟思想史料，也對當時的社會面貌有具體生動的反映，其中對時政的批評，對社會不合理現象的揭露，對不切實際、迂腐經生的諷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鹽鐵論》是漢賦主客問答形式的改造和變化，有創新意義。東漢政論文較著名的有王符的《潛夫論》、崔寔的《政論》和仲長統的《昌言》。它們對東漢中葉以後的社會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銳的批評，文章結構嚴密，語言質樸，並常以歷史故實和生動的比喻增強其論點的說服力。但就文章氣勢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漢的政論文。
東漢初年的王充是中國古代傑出的唯物主義的思想傢，所著《論衡》（85篇）是中國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舉“疾虛妄”的旗幟，批判瞭當時統治階級所提倡的對於天道神權命運的迷信，並對傳統的思想提出瞭大膽的懷疑。他批評當時儒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為賢聖所言皆無非”的錯誤態度，並在《問孔》、《非韓》、《刺孟》等篇中，對被儒傢奉為聖人的孔孟的言論做瞭分析，並指出其荒謬的地方。由此出發，王充還對當時以辭賦為主的正統文學的華而不實，偽而不真的文風進行瞭尖銳的批判，並在《藝增》、《超奇》、《佚文》、《案書》、《自紀》等篇中提出瞭自己的正面主張。
漢代散文中的史傳文成就突出，在中國古代文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記》、《漢書》在整個封建時代，都被史學傢及文學傢奉為典范。
中國史官的建置極早，他們掌管國傢的典冊，記言記事，積累並整理瞭大量文獻，供統治者咨詢和使用。現存的儒傢“五經”及《左傳》、《國語》等，其初大都出於史官之手。戰國以後，特別是經過秦火，至漢王朝建立時，史官制度已名存實亡，典籍圖書的散失更加嚴重。經過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至漢武帝時，社會經濟、文化才出現瞭繁榮的景象。與思想文化上罷黜百傢、獨尊儒術的政策一致，總結、整理歷史資料就成為文化思想的必然趨勢。《史記》就是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出現的。《史記》是中國史學中一部繼往開來的偉大著作，作者司馬遷創造的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在漢以後一直是歷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體制。而《史記》的人物傳記，由於作者的匠心獨運，使之成為中國古代歷史傳記文學的開山之作，後代的文學傢從中受到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宋代鄭樵說：“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魯迅譽為：“史傢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都說明司馬遷對中國文學發展的偉大貢獻。
漢宣帝以後，有不少文人綴集時事續補《史記》。東漢初年班彪“繼采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後漢書·班彪傳》）。其子班固在此基礎上，撰成《漢書》。《漢書》的體制雖承襲《史記》，但它是中國第一部斷代史，記載瞭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229年的斷代歷史，是繼《史記》之後又一創造和發展，對後代史學和文學都產生瞭重大影響。長期以來，史學界均以班馬、史漢並稱。
漢代散文，據《漢書·藝文志》著錄還有小說一類，《藝文志》載“小說十五傢千三百八十篇”（實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說：“小說傢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漢書·藝文志》)桓譚也說：“小說傢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傢，有可觀之辭。”(《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李善註引《新論》)漢代小說作品大都亡佚，現存題為漢人所作者，如《十洲記》、《西京雜記》、《漢武帝內傳》等，均出後人偽托。但據班固、桓譚所論，及漢代小說佚文、偽書所記，推測其內容當系志怪、志人之類，實為魏晉小說之濫觴。由於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記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淺薄，記事者近史而悠繆”，“不本經傳，背於儒術”（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因而為當世儒者所輕賤，以至無法流傳於後世。漢人小說雖不存，但現存的漢代散文著作中亦有類似小說者，如劉向的《說苑》、《新序》、《列女傳》。作者編纂這三部書的本意是用歷史故事來宣揚封建的政治思想和倫理道德觀念，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漢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於民間的軼事、傳說和寓言，頗與後世小說相近。此外，《吳越春秋》、《越絕書》，舊時書錄均入史部，稱之為“雜史”、“載記”。兩書都是敘述春秋末年吳越爭霸史實，主要根據《國語》，亦兼采《左傳》、《史記》的記載，但其中也融入瞭有關的民間傳說，《四庫全書總目》稱《吳越春秋》中“處女試劍，老人化猿，公孫聖三呼三應之類，尤近小說傢言，然自是漢晉間稗官雜記之體”，其寫法對後世歷史演義小說是有啟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