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人。字樂天，號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屬山西)，曾祖父白溫遷居下邽（今陝西渭南），遂為下邽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諡號“文”，世稱白傅、白文公。祖父鍠、外祖陳潤俱善詩。父季庚，做過彭城縣令，徐州、襄州別賀。
明代紹興郡齋聖賢圖石刻
生平 入仕以前 自代宗大歷七年(772)，至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生於鄭州新鄭（今屬河南）。自幼聰慧，5、6歲學作詩，9歲熟悉聲韻。11歲時，因兩河藩鎮戰亂，由滎陽逃難到徐州符離（今安徽宿縣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縣尉的堂兄。5、6年的顛沛流離生活中，白居易接觸到民間疾苦，並受到當時任蘇州、杭州刺史的兩位詩人韋應物、房孺復的影響，作有《江南送北客因憑寄徐州兄弟書》、《賦得古原草送別》等詩篇，15、16歲時，立志應進士舉，刻苦讀書，口舌成瘡，手肘成胝。後來，父死母病，靠長兄白幼文的微俸維持傢用，奔波於鄱陽、洛陽之間，生活比較艱苦。
初仕至遭貶 自貞元十六年（800），至元和十年(815)。貞元十六年，白居易29歲，進士及第。十八年(802)，又與元稹同時考中“書判拔萃科”。兩人訂交，約始於此，後在詩壇上齊名，並稱“元白”。十九年春，授秘書省校書郎。永貞時(805)，王叔文、韋執誼實行政治革新，白居易曾向韋上書，建議廣開言路，選拔人才，懲惡賞善，舉賢任能，不失時機地迅速改革。但不久，王、韋等被貶，改革失敗。他的建議未及采用，寫有《寓意》等詩表示惋惜。元和元年(806)，罷校書郎，撰《策林》75篇，對社會政治各項重大問題所提治理方案，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資料。這年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授盩厔（今陜西周至）縣尉，作《觀刈麥》，《長恨歌》。
元和二年，帖集賢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學士。次年授左拾遺。五年，改京兆府戶曹參軍，均依舊充翰林學士。草擬詔書，參預國傢機密。在儒傢“兼濟”思想的指導下，他不怕得罪權貴近倖，連續上書論事，如《奏請加德音中節目》、《論制科人狀》、《論於裴均狀》、《論和糴狀》、《奏閿鄉縣禁囚狀》等，都是關系國傢治亂、人民生活的重要文件。與此同時，他還自覺地以詩歌作為“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武器，促進新樂府運動，寫瞭大量的諷諭詩，和他在政治上的努力相輔而行。但由於朝政日趨腐敗，他的這些奏狀和詩歌反而招來當權者的忌恨與打擊。
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喪居傢，服滿返京任太子左贊善大夫。元和十年，兩河藩鎮割據勢力聯合叛唐，派人刺殺主張討伐藩鎮割據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請急捕兇手，以雪國恥。但卻被腐朽的官僚勢力攻擊為越職言事，並捏造“傷名教”的罪名，將他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這對他是個沉重的打擊。
貶江州以後的內外遷調 自元和十一年(816)，至大和二年(828)。白居易到江州後的第二年，寫下《琵琶行》。詩中通過一個擅奏琵琶的長安名妓淪落江湖的不幸身世，寄托瞭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悶。在這之前，他已經看到朝廷的種種黑暗，萌生過及早抽身的念頭。經過這次打擊，思想更從“兼濟”急遽轉向“獨善”，決心要做到“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言”(《重題》)；“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詠懷》)。但他並沒有辭官歸隱，而是選擇瞭一條“吏隱”的道路，一邊掛著閑職，一邊在廬山蓋起草堂，與僧朋道侶交遊，以求知足保和，與世無忤。與之相適應，描寫閑靜恬淡境界、抒發個人情感的閑適詩和感傷詩，便開始多起來，而前期那種戰鬥性強烈的諷諭詩則比較少見瞭。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還京，拜尚書司門員外郎，遷主客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因國事日非，朝中朋黨傾軋，屢次上書言事不聽，於長慶二年(822)請求外任，出為杭州刺史。後又做過短期的蘇州刺史。在杭州時，曾修築湖堤，蓄水灌田千餘頃；並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飲用。離蘇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書監。次年轉刑部侍郎。
退居洛陽的晚年生活 自大和三年(829)，至會昌六年(846)。白居易從58歲開始，定居洛陽。先後擔任太子賓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職。會昌二年(842)，以刑部尚書致仕。他在洛陽過著飲酒、彈琴、賦詩、遊山玩水和“棲心釋氏”的生活。時常與名詩人劉禹錫唱和，時稱“劉白”。他在舒適的晚年仍然時常想到人民。73歲時，還出資募人鑿開龍門八節石灘，以利行船。兩年後病終。葬於龍門香山琵琶峰(見彩圖)。詩人李商隱為撰墓志。今已辟為遊覽勝地。
河南洛陽白居易墓
高衛東攝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釋、道三傢。立身行事，則以儒傢“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為指導思想。他的“兼濟”之志，主要是實行儒傢的仁政，但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他的“獨善”之心，吸取瞭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傢的“解脫”思想。《自覺》二首其二說：“我聞浮圖教，中有解脫門。”求得身退心安，無所往而不適。當他受皇帝信任的時候，在政治上直言極諫，無所忌諱，敢作敢為，詩歌創作便積極反映民生疾苦，為補察時政服務；當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為時，便請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閑官，遠嫌避禍，以詩、酒、禪、遊自娛，詩歌創作則主要表現個人感受。無論達和窮，他都離不開詩。
白居易詩《溪村》插圖 選自明代萬歷集 雅齋刻本《六言唐詩畫譜》
白居易一生不僅留下近3000篇詩作，還提出瞭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歌比作果樹，提出瞭“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著名論點。情是詩的內容，言和聲是詩的表現形式，義是詩的社會效果。他分析瞭詩歌創作中的感情活動，說：“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嘆，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策林》六十九）。又說：“樂者本於聲，聲者發於情，情者系於政”（《策林》六十四）。認為情感活動並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緣起於社會生活中的“事”，密切聯系於當時代的“政”。因而，詩歌創作不能脫離現實，必須來源於生活，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著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
白居易繼承瞭中國古代一貫以《詩經》為主旨的比興美刺的傳統詩論，十分強調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他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又說：“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張籍古樂府》)所謂“為時”、“為事”，就是指“救濟人病，裨補時闕”。所謂“六義”、“風雅比興”，則是指詩歌指陳時政的美刺作用。由於當時社會黑暗和政治腐敗，他在“美刺”中更著重“刺”的一面，強調詩歌批評社會政治的功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盡規”（《寄唐生》），“上以紉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開壅敝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采詩官》)。在他看來，詩歌創作隻有發揮瞭這種功能，引起當權者的註意，對國傢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點作用，才算達到瞭寫作目的，否則不過是些“嘲風雪，弄花草”的“空文”。與上述理論相適應，在詩歌表現方法上，他提出瞭一系列原則：①“辭質而徑”，辭句質樸，不加文飾，表達直率，不繞彎子；②“言直而切”，直書其事，不作隱諱，切近事理，說盡說透；③“事覈而實”，內容真實，經得起查考，不說空話，不加虛誇；④“體順而肆”，文字流暢，容易上口吟誦，便於配樂傳唱(《新樂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詩作，正是朝著這個方向去努力實踐的。
在中唐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這種詩歌理論對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病，是有積極意義的。對大歷以來詩壇上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也有針砭作用。但是，他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現實政治需要，有時把詩歌變成押韻的諫章，又是不恰當的。有時他運用這種理論來批判謝靈運、陶淵明、謝朓、李白等著名詩人，便不免顯得偏頗和狹隘，甚至連杜甫也隻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詩（《與元九書》）。同樣，如果一味強調“辭質而徑”等詩歌的表現方法，勢必束縛詩歌藝術的創造，拘限詩歌風格的多樣，難免有淺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詩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詩人的批評。
白居易手跡石刻
文學創作 白居易在江州時，曾整理、編集自己的詩歌作品，分成諷諭、閑適、感傷和雜律四大類。據其自述，諷諭詩是他“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閑適詩是“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感傷詩是“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嘆詠者”；雜律詩則是“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百韻至兩韻者”。大體上，前三類是古體詩，最後一類是近體詩；前三類中大致以內容區分，但也有參互交錯的。在這四類詩中，白居易自己比較重視諷諭詩和閑適詩。他認為諷諭詩反映瞭“兼濟之志”，閑適詩顯示出“獨善之義”，都是他的人生目標的直接體現。感傷詩和雜律詩則“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與元九書》）。
白居易詩歌創作中最精華的部分，是他的諷諭詩，其中包括《新樂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這些詩篇廣泛反映瞭中唐時期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問題，著重描寫瞭現實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觀刈麥》、《采地黃者》、《重賦》、《杜陵叟》等寫農夫的辛苦和賦稅剝削的沉重；《宿紫閣山北村》、《賣炭翁》等寫宦官的飛揚跋扈和宮市給人民帶來的苦難；《輕肥》、《歌舞》、《紅線毯》、《兩朱閣》等揭露豪門貴族的窮奢極侈；《新豐折臂翁》、《縛戎人》、《城鹽州》、《西涼伎》等反映邊防問題和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澗底松》、《贏駿》、《悲哉行》、《諭友》等為門第限制下人才受壓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銀瓶》、《議婚》、《母別子》、《上陽白發人》等為禮教束縛下婦女的悲慘命運發出控訴；《傷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擊世風衰敗和人情澆薄；《海漫漫》、《夢仙》等諷刺迷信神仙的虛妄愚昧。這些作品都稱得上心苦力勤，直氣凜然。在廣泛反映現實的基礎上，詩人對不合理的現象痛下針砭，如“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重賦》）；“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紅線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辭激切，毫無顧忌，突破瞭儒傢“溫柔敦厚”詩教的框框。這在古代批評時政的詩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諷諭詩在表現形式上，多數采用直賦其事的方法。《賣炭翁》、《新豐折臂翁》、《縛戎人》、《井底引銀瓶》等，敘事完整，情節生動，刻畫人情物態細致傳神，對發展中國敘事詩的傳統有積極的貢獻。另一部分諷諭詩則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龍》寫傢傢戶戶殺豬祭龍王，酒肉實際上喂瞭狐貍，而深居九重的龍王卻什麼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繪出皇帝耳目閉塞、官吏近侍貪污中飽和小民慘遭剝削的情況。《題海圖屏風》則通過海中大鰲興風作浪、鯨鯢助威肆虐，造成“萬裡無活鱗，百川多倒流”的景象，為當時藩鎮割據、聯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瞭真實的寫照。還有把鶴、鳥、松、竹等動植物擬人化，用以表現社會生活中的各類人物及其關系，如晚年所作《禽蟲》十二章，就屬於這類寓言詩。無論是直賦其事或寓言托物，一般都概括深廣，取材典型，主題集中，形象鮮明，語言明白曉暢。一部分《新樂府》還采用瞭“三、三、七”言的句式，顯示瞭詩人向民間通俗文藝學習的痕跡。
白居易的閑適詩多用於表現閑情逸致，抒寫對歸隱田園的寧靜生活的向往和潔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還宣揚瞭省分知足、樂天安命的消極思想。但也有一些醒目的警句，如“作客誠已難，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詭遇非吾志”（《適意二首》）以及“況多剛狷性，難與世同塵。不唯非貴相，但恐出禍因”（《自題寫直》）等等，仍從側面反映出對現實社會的不滿，說明他追求閑適，隻是無可奈何的自我解脫。閑適詩中也有一些描寫自然景物和田園風光的佳作。如《觀稼》、《歸田三首》，寫農村景象，質樸而清新。《遊悟真寺詩一百三十韻》，以遊記文的筆法依次記敘五日遊山的經過，令人有身歷其境之感。
唐代坎曼爾書白居易《賣炭翁》
白居易的感傷詩寫一時感觸，而往往有深沉的寄托。其中如著名的敘事長詩《長恨歌》和《琵琶行》。《長恨歌》歌詠唐玄宗李隆基和貴妃楊玉環的婚姻愛情故事，情緒感傷，寄托深微。詩中既寫“漢皇重色思傾國”，導致昏庸誤國，諷意明顯；更寫“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感傷玄宗貴妃愛情真摯纏綿，流露出作者的同情。唐陳鴻說，白居易“深於詩，多於情”，創作《長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者也”（《長恨歌傳》）。《琵琶行》則有遭際之感。這兩首長詩敘事曲折，寫情入微，加以繪聲繪色的鋪排描寫，多方面的氣氛烘托以及流轉和諧的韻律聲調，藝術上達到很高成就。“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說明這兩首詩受到廣大群眾的喜愛。所以清人趙翼指出，白居易“即無全集，而二詩已自不朽”（《甌北詩話》卷四）。感傷詩中還有不少親朋間酬贈的篇什，如《別舍弟後月夜》、《江南遇天寶樂叟》、《畫竹歌》、《醉後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等，也都寫得情真意切，樸摯動人。這類詩較多嘆老嗟病、傷往悼亡的感傷色彩，如“畏老老轉迫，憂病病彌縛”，“朝哭心所愛，暮哭心所親”（《自覺》二首）等；厭苦塵世煩惱，力求加以解脫，聲稱要“度脫生死輪”，“永洗煩惱塵”(同前)，明顯地打上佛傢思想的烙印。
雜律詩在白居易詩作中數量最多。其中有價值的是一些耐人尋味的抒情寫景小詩，如《賦得古原草送別》、《錢塘湖春行》、《西湖留別》、《暮江吟》、《問劉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幾筆，勾畫出生意盎然的境界，歷來膾炙人口。而一部分鋪陳故實、排比聲韻的長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艷情風月的小碎篇章，頗為時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白居易詩歌的基本風格是平易淺切，明暢通俗。平易，是指用尋常的話，寫尋常的事，明白自然，人人能夠領略。所謂“郢人斤斫無痕跡，仙人衣裳棄刀尺”(劉禹錫《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因以答貺》)，就是對於這種平易自然、渾成無跡的詩風的高度贊揚。平易的境界是不容易達到的。劉熙載《藝概》說：“常語易，奇語難，此詩之初關也。奇語易，常語難，此詩之重關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趙翼《甌北詩話》也認為“元、白尚坦易，務言人所共欲言”，指出“坦易者多觸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頭語，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詩的平易，又是同敘寫情事的直切暢達聯系在一起的，意到筆隨，揮灑自如，“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王若虛《滹南詩話》），有很大的感染力。這樣的平易，是提煉的結果。趙翼又說：“其筆快如並剪，銳如昆刀，無不達之隱，無稍晦之詞；工夫又鍛煉至潔，看是平易，其實精純。”宋代僧人惠洪《冷齋夜話》記敘白居易作詩令老嫗都解的傳說，雖不必真有其事，而他的作品文字淺顯，少用典故和古奧的詞句，便於廣大讀者接受，則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他還喜歡提煉民間俗語入詩，增添詩歌的神趣。《唐音癸簽》引《閱耕餘錄》說：“白太傅詩：‘暑退衣服幹，潮生船航活’，吳中以水漲船動為船活，采入詩中，便成佳句。”龔頤正《芥隱筆記》也說：“詩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他、欺我、生憎、勿留、贏垂、溫暾，皆樂天語。”
白居易詩歌的創作風格，後世頗有訾議。有人說他“俗”，說他“淺”，甚至說他“力勍而氣孱”（司空圖《與王駕評詩書》），這些批評看到瞭白居易的一部分作品矜耀富貴，吟弄風情，存在著格調低下的庸俗的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語，千篇一律”（《詩源辯體》引王世貞語），“其中頹唐俚俗十居六、七”(葉燮《原詩》)。在藝術上他也有相當數量的詩篇，意太詳，語太露，缺少蘊藉含蓄的韻味和抑揚頓挫的氣勢。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淺而思深，意微而詞顯”（薛雪《一瓢詩話》），在平易、切近的形式裡蘊含深遠的思想情趣，有力地顯示著白詩通俗化、大眾化的重要成就。所以晚唐張為《詩人主客圖》稱白居易為“廣大教化主”，正好說明瞭這一點。
內容的深刻和風格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會上流傳特別廣。他在世時，他的詩歌已廣泛傳誦，“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元稹《元氏長慶集序》）。他與元稹兩人唱和的所謂“元和體”，“自衣冠士子，閭閻下俚，至悉傳諷之”（《舊唐書·元稹傳》）。白居易的名聲遠播國外。當時有朝鮮商人來求索白詩，帶回去賣給該國宰相，一篇值百金。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蘇州南禪寺抄得一部白集帶回國，後陸續有人抄回，至今日本保存有相當於宋、元時的三種抄本各一卷，視為國寶。
宋代刻本《白氏文集》
白居易的詩歌對後世文學有巨大影響。晚唐的皮日休、聶夷中、陸龜蒙、羅隱、杜荀鶴，宋代的王禹偁、梅堯臣、蘇軾、張耒、陸遊一直到清代的吳偉業、黃遵憲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詩風的啟示。此外，元、明、清歷代劇作傢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為題材編寫戲曲，如《長恨歌》演變為白樸的《梧桐雨》、洪昇的《長生殿》，《琵琶行》演變為馬致遠的《青衫淚》、蔣士銓的《四弦秋》等。白詩的詞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話本所采用。
詩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寫得也很有特色。他雖然不屬於韓愈、柳宗元的文學團體，卻以其創作的實踐，推動瞭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縱論天下大事，有意識地追蹤賈誼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決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盜賊》等，不僅內容切實，見解精辟，而且引古鑒今，析理深透，語言明快，詞氣讜直，是議論文中的傑作。《為人上宰相書》和一系列論政事的奏狀，條分縷析，勁直剴切，開啟瞭北宋王安石上書言事的先聲。《與元九書》洋洋灑灑，夾敘夾議，是唐代文學批評的重要文獻。而象《草堂記》、《冷泉亭記》、《三遊洞序》、《荔枝圖序》等，寫景狀物，旨趣雋永，又是優美的雜記小品。白居易還積極參與瞭新興文藝樣式──曲子詞的寫作。他的《憶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長相思》諸小令，為文人詞的發展開拓瞭道路。
本集和研究資料 白居易生前，曾對自己的詩文進行過幾次編集，初名《白氏長慶集》，後改名《白氏文集》，共收詩文3800多篇，成75卷、抄寫5部。分藏於廬山、蘇州、洛陽及其侄子、外孫的傢裡，唐末動亂，抄本散亂，又經輾轉刻寫，已非原貌。現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刻本，僅71卷，收詩文3600多篇（其中還羼入幾十篇他人的作品），1955年文學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版。明萬歷三十四年(1606)，馬元調重刻《白氏長慶集》71卷，與紹興本基本相同。另有日本那波道園1618年的活字覆宋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分前、後集，內容也與紹興本大體相同。清初汪立名則刻有《白香山詩集》40卷，僅詩，無文，其中包括輯佚而成的《補遺》2卷，並於原註外增加箋釋。1979年中華書局出版顧學頡校點《白居易集》，以紹興本為底本，參校各本，加以訂補；又編《外集》2卷，搜集佚詩佚文，並附白氏傳記、白集重要序跋和簡要年譜。
研究資料方面，新、舊《唐書》有白居易的本傳，陳振孫、汪立名均撰有年譜。近人陳寅恪的《元白詩箋證稿》和岑仲勉的《白氏長慶集偽文》，對白居易的詩文多所考訂。今人王拾遺《白居易生活系年》、朱金城《白居易年譜》。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陳友琴所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白居易卷》，收集自中唐至晚清有關評論資料。另有日本花房英樹著的《白居易研究》等，都是研究白居易的較重要的參考書藉。
參考書目
陳友琴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白居易卷》中華書局，北京，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