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探討自先秦以來中國經濟思想發生、發展和演變的全部歷史過程為主題的專門學科。主要包括先秦、秦漢到鴉片戰爭前夕和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前三大歷史階段。
先秦 先秦經濟思想可追溯到夏、商及其以前各代。《尚書》和《詩經》中有一些經濟觀點的記載。到春秋戰國時期，發展為百傢爭鳴的繁榮局面。道、儒、墨、法各傢及其他思想傢各在不同程度上提出瞭不少有遠見的經濟觀點，對後代封建經濟活動有深遠的影響。<
道傢 主要經濟觀點是“均富”和“知足”。認為自然規律是“損有餘而補不足”，“多藏必厚亡”，“禍莫大於不知足”（《老子》下篇），因而強調“知足”，主張財富分配要“自均”。先秦道傢從“無為”和“抱樸”觀點出發，反對工藝技巧，因而衍生出“小國寡民”思想。
儒傢 早期強調倫理規范對經濟活動的制約作用，強調“見利思義”(《論語·憲問》)，反對“放於利而行”(《裡仁》)。在富國與富民的關系上，認為民富是國富的基礎，要求統治者以富民為先，反對統治者與民爭利。在財政上反對聚斂而要求“薄稅斂”(《孟子·梁惠王上》)，主張實行農業什一稅和“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孟子·梁惠王下》)，並重視培養稅源；對於社會的分職分工及由此而產生的交換活動，認為是合理和必要的。儒傢的大同理想直到20世紀仍影響著中國的思想界。
墨傢 從是否有“利”於人民出發去分析各種問題，認為倫理規范之可貴在於它能“利人”。因此說“義，利也”(《墨子·經上》)。據此觀點，宣揚人與人之間的交相利，反對攻戰，提倡節用。是先秦各傢中最為強調節儉和重視勞動的，同時反對統治者過度征發徭役，把徭役、不得休息與饑寒並列為三種“民之巨患”。後期墨傢對於交換和價格問題，也有所論述。對人口問題亦是議論最早和最多的。
法傢 對農業生產極為重視。李悝在其“盡地力之教”中，提出“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漢書·食貨志》)，是推行穩定糧價政策的先驅者。商鞅和韓非獨重農業，視工商為有損於農業的活動，而重農的目的是為瞭加強政權統治和軍事擴張。商鞅的農戰和徠民政策，曾使秦國富兵強。為瞭驅使工商業者歸農，采取瞭提高商稅的政策。韓非將戰國末重農抑工商思想與“本末”概念相結合，首次提出“農本工商末”，成為封建地主經濟全期的支配觀點。公開肯定貧富差異的合理性，第一次從人口與財富的對比關系中去尋求社會治亂的根源，是最早的絕對人口過剩思想。
農傢 許行獨倡“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孟子·滕文公上》)，某種程度上否定瞭階級剝削和壓迫；還主張“市賈不貳”（同上），反對商業欺詐。先秦農學傢對農業生產技術經驗的總結與發展，也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如《管子》的《度地》和《地員》篇，對各種自然災害影響農業生產的分析，各類土地適宜種植各種農作物的分析，以及《呂氏春秋·辨土》篇的農業簇種法，《審時》篇對各種農作物最適當種植時令及其成長情況的記述，均為富有科學性的著作。
其他 《管子》是先秦著作中對經濟論述最多並具有許多有遠見經濟觀點的古籍。它偏重於商品貨幣流通和市場經濟范圍，這正是先秦各學派經濟論述中較為薄弱的部分。它提出處理商品貨幣經濟活動的基本原則是把重要商品如糧食、佈帛、鹽、鐵等和貨幣流通置於國傢控制之下。重要的經濟觀點有：①政治、倫理規范與經濟活動的關系。“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牧民》)，體現瞭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②認為財富生產的根源是土地與勞動，“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八觀》)。③宣揚“自利”動機的積極作用，認為人們可以“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禁藏》)。④進一步發揮和完善瞭輕重理論，提出價格不固定在一點上，而在一定幅度內波動。⑤初步分析瞭貨幣的職能等問題，特別將商品數量論思想貫徹到所有商品貨幣關系的分析之中，對後代貨幣思想有重要影響。⑥在分配上，主張“貧富有度”(《國蓄》)，要求官府做到“富能奪，貧能予”(《揆度》)。⑦在重視“儉”的同時，又主張在特殊條件下要“侈”，“富者靡之，貧者為之”(《侈靡》)，即通過擴大消費以刺激生產和增加就業。⑧在財政思想上，主張不把財政收入完全寄托在強制性的賦稅征課上，而是把重點放在官傢專賣事業的經濟收入上。
范蠡的農業豐歉循環論認為，農業收成的好壞，每三年變更一次，因此谷物的價格也要三年變動一次。在此基礎上提出他的平抑糧價的平糶主張和通過對物價變動的預測，進行囤積居奇，以獲取高額利潤，即所謂“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此後，戰國時代的白圭進一步發展范蠡的農業豐歉循環論，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樂觀時變”的經商原則（以上引文均見《史記·貨殖列傳》）。
秦漢至鴉片戰爭前夕 這一時期長達兩千年之久，其間，經濟思想發展的總趨勢顯示出三個要點：①漢武帝時獨尊儒術，結束瞭先秦百傢爭鳴的局面。但這時的儒傢經濟思想，實際上吸收融會瞭先秦各傢的經濟思想。如農“本”工商“末”，原是法傢首創的觀點，為漢儒所接受。李悝、范蠡的糧價政策，在漢代成為創立和維護常平倉制度的理論根據。《管子》的“衣食足則知榮辱”，也成瞭此後儒生宣揚的思想。②本期經濟思想在繼承先秦經濟思想的基礎上，在許多方面具體化為各種經濟措施，產生瞭一些新的經濟范疇，如常平、平準、均輸、鹽鐵專賣等，還有一些新的經濟觀點，如限田與均田、各種財政原則、鈔幣思想、外貿與人口思想等，而主要以土地、財政和貨幣三個方面為最突出。
秦漢時期 西漢時儒傢思想取得獨尊地位，但也出現一些非儒傢的思想觀點。如桑弘羊的官府壟斷經濟和經營的思想；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為大工商業傢立傳；東漢王充的《問孔》、《刺孟》等。
漢代思想傢提出不少對後世起著深遠影響的經濟觀點。如董仲舒的“限田”思想，經常被人們奉為借鑒的原則並導致許多土地制度改革方案的產生。漢初晁錯闡發《管子》的貨幣名目論：“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食貨志上》)這一論點亦成為此後兩千多年中被普遍接受的觀點。他的移民實邊思想周詳備至，也成為後世墾殖和移民的典范。耿壽昌的常平思想，把先秦的平糴平糶觀點發展成為一個獨立概念。桑弘羊的平準、均輸、統一貨幣發行和鹽鐵專賣等政策，也為後世理財傢所屢屢沿用。
魏晉南北朝時期 這一時期戰亂頻仍，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學術思想一般不甚繁榮，但也產生瞭一些非常可貴的經濟思想。如北魏李安世的均田思想，不僅曾付諸實行，並斷續推行瞭300年，宋明以來還經常為人們所稱道，甚至還有人試圖恢復，足見其影響之深遠。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是一部有名的農學巨著，記載瞭很多指導封建地主傢庭經營管理田產的設想，對自給性傢庭消費資料從生產、加工到享用方式的知識都有所論述。在貨幣思想方面，魏晉之際先後出現瞭諷刺貨幣拜物主義的《錢神論》（成公綏和魯褒），南齊孔提出典型的貨幣金屬論，強調鑄幣不能“惜銅愛工”(《南齊書·劉俊傳》)，成為後世論述貨幣問題時經常引證的名言。此外，西晉傅玄提出瞭著名的“至平”、“趣公”和“有常”(《傅子·平賦役篇》)租稅三原則。
唐朝時期 封建地主經濟的鼎盛時期。在開元、天寶及以前的百餘年中，社會經濟長期安定繁榮，人們隻是反復背誦傳統的經濟教條，很少提出新的經濟觀點。安史之亂使經濟遭破壞，許多現實經濟問題亟待解決，從而湧現出一些新的經濟議論。由於當時財政問題尤為嚴重，因而在新議中以探討財政問題為最多也最傑出。如劉晏“知所以取，人不怨”和“因民之所急而稅”(《新唐書·劉晏傳》)的征稅兩原則；又如楊炎兩稅法改革所體現“量出以制入”(《舊唐書·楊炎傳》)和以貨幣稅代替實物稅這兩個傑出的財政觀點。
宋元時期 宋代是封建地主經濟走向下坡階段的開始，在經濟思想領域產生瞭兩種趨勢：一是一些理學傢為瞭維護封建統治，力圖使傳統的經濟教條神聖化；二是一些進步思想傢逐漸對某些傳統經濟教條表示懷疑乃至進行批判。這兩種對立觀點，從北宋開始到南宋日漸明朗化。最早批判“諱言財利”觀點的是李覯，他說：“賢聖之君，經濟之士，必先富其國焉。”(《李覯集·富國策第一》)王安石也認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臨川集·答曾公立書》)北宋思想傢對井田制、貴義賤利、打擊富人等觀點也表示懷疑或異議。南宋理學傢朱熹是將傳統經濟教條絕對化的首要代表。與朱熹同時的葉適則對傳統教條進行批判，大倡“功利”之學，並為包括富裕工商業者在內的富人辯護，堅決否定抑兼並思想。另外，宋代在鈔幣理論方面有許多貢獻，其中最突出的是南宋的“稱提之術”，即關於鈔幣發行和管理的若幹原則。元朝更是歷史上行用鈔幣的全盛時期，根據葉李的鈔幣思想而制定的《鈔幣條劃》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國傢發行紙幣條例，它的一套行鈔原則，基本上與現代發行紙幣的原則相類似。此外，沈括提出的貨幣流通速度觀點也是對貨幣理論的一個貢獻。
明清之際 這個時期反經濟教條的趨勢日益擴大，已不像宋代那樣隻是學術觀點的分歧，而為一種要求變革的潛在運動。泰州學派王艮認為“道”就是“百姓日用之學”(《王心齋年譜》)，即講求財利之學。他的後繼者何心隱更私下從事社會改革活動。而李贄則以異端自居，堅決反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並為商賈富人辯護。程朱理學到明代已有更鞏固的市場，於是思想分歧轉化為政治鬥爭，何、李二人均遭迫害。明末東林學派主張貧富兩便，減稅惠商，直接反映瞭新興工商者的願望。那些維護傳統經濟教條的舊勢力，在商品經濟日益發展的條件下，連保守的官僚士大夫也常關心和談論經濟與商業問題，隻是多為一些財政、鹽礦、商務等具體問題，缺乏理論創見。
這一時期的啟蒙思想傢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對一些封建傳統觀念進行瞭新的評價或批判。清初顏李學派的王源提出“惟農為有田”（《平書》卷七）的主張，是近代“耕者有其田”學說的先行思想，他所建議的商稅稅制，頗類似近代的所得稅制。清初的藍鼎元從互通有無的純經濟角度為開放海外貿易作辯護，這在中國海外貿易思想史上是罕見的。乾嘉年間洪亮吉的人口思想與英國T.R.馬爾薩斯於5年後發表的人口論頗為相似。王瑬的《錢幣芻言》一書，引發是否恢復鈔幣的長期爭論，但爭論雙方都未能超越宋元以來的舊說，隻有王茂蔭在19世紀50年代建議的兌換鈔幣論是較正確的一種鈔幣觀點。
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前夕 這一時期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經濟思想的顯著特點是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的影響從無到有愈益擴大，最後取代瞭傳統經濟教條的支配地位。這個過程可分為從鴉片戰爭到太平天國敗亡和從太平天國敗亡到五四運動兩個階段。
鴉片戰爭到太平天國敗亡時期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的先進分子意識到中國經濟落後於西方，需要向“夷狄”吸取新事物。這一基本認識在本期內始終未變，隻在深度與廣度上有所延展。魏源首先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其後繼者改稱“夷技”為“西學”或“新學”。“西學”最初專指軍工技術，後擴展到一般生產技術知識和商業經營活動，以至西方政治制度和學術思想。魏源在他的經濟論述中，運用瞭貿易差額等國際貿易概念和理論來分析中國的對外貿易問題。1851年爆發的太平天國起義，產生瞭兩個歷史性文獻——《天朝田畝制度》和洪仁玕的《資政新篇》，後者是為發展資本主義經濟而設想的綱領。
太平天國敗亡到五四運動時期 從太平天國敗亡到中日甲午戰爭(1894)這30年中，一些城市中產生一批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的近代企業。其中私營企業以洋商經辦的企業勢力最為雄厚。官營企業是清廷洋務派官僚創辦的軍事、交通、紡織等企業，後來除軍工企業外，大都改為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在經濟思想方面，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鼓吹采行西學，在近代向西方尋求真理的整個過程中，起瞭承先啟後的作用。在統治集團中，這一時期對是否興辦近代工商業問題上始終存在著頑固派與洋務派的尖銳鬥爭。洋務派對中國第一批新式工礦業的建立是起瞭積極作用的，但對新式企業的管理十分腐敗，因此新式企業的收效甚微。至19世紀80年代末洋務企業已成為眾矢之的。
本時期內積極傳播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知識的主要代表人物王韜、鄭觀應、馬建忠、薛福成等涉及的西方經濟知識的范圍極為廣泛，重點多在振興商務尤其是對外貿易方面，於是“恃商為國本”、“商戰”之說風靡一時，但傳統的“不言利”、“輕末”等舊思想還保持著不小的勢力，故存在著尖銳的鬥爭。這一時期在經濟方面所傳播的西學的主要內容均系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經濟常識，還沒有涉及經濟理論領域。而從甲午戰爭到1900年的6年中，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思想影響迅速擴大起來，積極要求由上而下的“變法”，其主要代表人物為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他們宣揚“以工立國”，“振興實業”，甚至要求“盡變西法”，全面地搬用西方資本主義整套生產生活方式。嚴復翻譯瞭亞當·斯密的名著《原富》（見《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以大量按語聯系當時中國的現實來表達自己的見解，是中國近代介紹西方古典經濟學的開始。在19世紀末的變法維新運動中，資產階級改良派對洋務派的代表人物張之洞宣揚的“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之說，也予以猛烈批判。戊戌變法(1898)的失敗，使更多的愛國人士意識到非采取自下而上的革命不能改變國弱民貧的狀態。於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迅速壯大，其代表人物孫中山、朱執信等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和清廷的反動統治，提出一是平均地權，二是節制資本的經濟觀點，在當時有一定的號召力，是他們同資產階級改良派進行論戰的思想武器的重要組成部分。辛亥革命失敗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經濟思想方面已不能為解決中國經濟問題提出新的主張和方案。到五四運動後，資產階級經濟思想在中國經濟思想領域起主導作用的時代就宣告結束，中國的先進分子就不再向西方資產階級尋找理論武器，而是以馬克思主義宇宙觀和經濟理論為指導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