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學的前身。近似於歐洲的銘刻學。它是在尚未進行科學發掘的情況下，以零星出土的古代銅器和石刻為主要研究物件的學問。偏重於著錄和考證文字資料，希圖達到證經補史的目的。形成於北宋時期，曾鞏的《金石錄》（其書不傳）最早使用“金石”一詞。清代王鳴盛、王昶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學”的命名。宋代以來的金石學著作中，保存瞭許多有價值的古代銘刻資料，有的著作還曾記錄一些器物的圖像，判明它們的名稱和用途。但不足之處是，未曾進行形制、花紋的深入分析，也沒有進行斷代研究，因而而未能發展成完整的學科體系。近代考古學在中國誕生以後，仍有一些學者對非科學發掘所得的銘刻資料進行整理研究，但這種研究已逐漸演化為考古學的組成部分，因而金石學作為獨立的學問已不復存在。
宋代以前的研究 隨著古文經書在西漢初期的重新出現，即有人研究辨識當時已不通行的“古文”。漢宣帝時，“好古文字”的張敞，曾考釋過美陽(今陜西武功)發現的屍臣鼎。許慎撰《說文解字》，註意收錄郡國山川所出鼎彝等“前代之古文”。晉太康二年 (281)汲郡人盜發魏國古塚，出土大批竹簡，經荀勗、束皙等人整理，編次為《紀年》、《周書》和《穆天子傳》等十幾種佚書。荀勗還曾根據文物資料考訂古代的尺度。唐代初期，石鼓（見石鼓文）在鳳翔出土，當時學者和書傢多有稱述。北魏酈道元的《水經註》一書，對各地古代城址、陵墓、寺廟、碑碣及其他史跡也有記述，至今對考古調查仍有重要參考價值。但宋代以前進行這方面研究的學者尚少，基本上沒有專門著作問世。
宋代的金石學 經過唐末和五代的割據、混亂之後，宋朝統治者為鞏固政權，建立嚴格的綱常倫理，大力獎勵經學，試圖恢復禮制。於是朝廷及士大夫均熱衷於古代禮樂器物的蒐集、整理與研究。同時，歷史學、古文字學和書學的進步，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瞭對新資料的進一步追求；而唐代以來墨拓術和印刷術的發達，為金石文字的流傳提供瞭方便條件，也促進瞭金石學的形成和發展。
據記載，對宋代金石學有開創之功的是宋仁宗時的劉敞。他首先將傢藏的11件古器，使人模其銘文，繪其圖像，刻之於石，命名為《先秦古器圖碑》（已佚）；又在《先秦古器記》中提出古器的研究方法，即“禮傢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謚”。現存年代最早且較有系統的古器物圖錄，是成書於元祐七年(1092)的呂大臨所撰《考古圖》。該書及約30年後成書的《宣和博古圖》，充分反映瞭宋代古器物研究所達到的水平。兩書不僅比較準確地摹錄所收器物的圖像、銘文，記錄它們的尺寸、容量和重量，進行一定的考證，而且盡可能註明器物的收藏地和出土地。《宣和博古圖》還在圖旁標註“依元樣制”或“縮小樣制”，即圖像的大概比例，對銅器的分類和定名也有不少貢獻。後來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王厚之的《鐘鼎款識》、王俅的《嘯堂集古錄》等則僅摹寫銘文和釋文，或略加考證，屬銘刻集錄性質。石刻方面，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二書系年；王象之《輿地碑記目》、陳思《寶刻叢編》二書系地；《寶刻類編》則按人物分類。內容大都限於目錄和跋尾兩項。洪適的《隸釋》、《隸續》二書，則具錄石刻全文。其他方面，除錢幣有洪遵《泉志》等書傳世，璽印有若幹譜錄留存外，銅鏡、玉器、畫像石和磚瓦等物雖有個別著錄，但為數極少，在當時的研究中不占顯著位置。總的說來，宋代的金石學已經相當興盛，作出瞭許多值得珍視的成績。
元明兩代的金石學 元明兩代，金石學少有成就。較突出的是元初入仕中國的色目人葛邏祿迺賢，他曾在黃河中下遊的一些地方多方搜求古刻名碑，並註意考察古代的城郭、宮苑、寺觀、陵墓等遺跡，後根據其實地考察所作記錄，參驗文獻記載撰成《河朔訪古記》一書，突破瞭一般金石學傢閉門考證銘刻的學風。元朱德潤《古玉圖》是現存年代最早的一部專錄玉器的著作。明曹昭《格古要論》則是有關文物鑒賞的早期著作。石刻方面，元潘昂霄《金石例》開碑志義例研究之先；明陶宗儀《古刻叢鈔》、都穆《金薤琳瑯》具錄全文，趙崡《石墨鐫華》存目並附跋尾。
清代以來的金石學 清代是金石學發展的鼎盛時期，但乾隆以前尚不發達，研究偏重於石刻，主要有顧炎武《金石文字記》、《石經考》及朱彝尊、萬斯同等人的著述。乾隆年間“禦纂”的《西清古鑒》、《寧壽鑒古》、《西清續鑒甲編》和《乙編》四書，摹仿《宣和博古圖》的體例，收錄清宮所藏銅器總計達4000餘件，對古器物研究的復興起瞭重要的推動作用。此後，由於乾嘉學派的影響，金石學大為發展。清代金石學傢的特點是精於鑒別，詳於考訂，研究范圍較廣，並且有一些集成性和綜合性的工作。蒐集的銅器銘文、碑刻、錢幣及璽印等銘刻資料更加豐富，考釋文字的水平已有顯著提高。玉器、鏡鑒、兵符和磚瓦、封泥等，也都開始專門研究。據容媛所輯《金石書錄目》統計，現存金石學著作中，北宋至乾隆以前700年間僅有67種（其中宋人著作22種），而乾隆以後約200年間卻有906種之多，可見其發展之盛。
銅器和金文研究方面，錢坫最早將其多年搜集的商周秦漢銅器摹繪圖像、銘文並加考釋，編撰為《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又有程瑤田從出土實物出發，對照《考工記》及有關記載，作《考工創物小記》以探討古代車制和鐘磬、戈戟等制度，當時註意搜集銅器和器銘拓本的學者頗多，而以阮元收藏最豐，後由朱為弼協助編錄為《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著重收錄銘文摹本、釋文及考證，其體例與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相仿。此後，著錄之書分為兩類：一類附有圖像，如曹載奎《懷米山房吉金圖》、劉喜海《長安獲古編》、吳雲《兩罍軒彝器圖釋》、潘祖蔭《攀古樓彝器款識》、吳大澂《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端方《陶齋吉金錄》及《續錄》；一類僅收銘文，如劉喜海《清愛堂傢藏彝器款識法帖》、吳榮光《筠清館金文》、徐同柏《從古堂款識學》，而吳式芬的《捃古錄金文》、吳大澂《愙齋集古錄》、方浚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三書最為賅備，收器均在千件以上，內容豐富，摹寫精善。根據金文資料或兼及其他銘刻的古文字著作，則有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和《字說》，孫詒讓《古籀拾遺》和《古籀餘論》等書。
石刻著作為數甚多。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及《跋尾》、武億《金石三跋》及《金石續跋》、嚴可均《鐵橋金石跋》等考訂均較精審；孫星衍、邢澍合撰《寰宇訪碑錄》則按地區詳舉歷代石刻的目錄計8000餘種；清末有吳式芬《捃古錄》、繆荃孫《藝風堂金石文字目》、端方《陶齋藏石記》，著錄所藏金石拓本已達一兩萬種。王昶《金石萃編》和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則為集成性資料匯編，所收均以碑刻為主，僅有少量銅器和其他銘刻，除照錄全文外，又註明尺寸、藏地，並附各傢題跋和編者按語。斷代和分地的石刻著作較重要的有：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和《粵東金石略》，畢源《中州金石記》、《關中金石記》，阮元《兩浙金石志》，以及畢、阮合撰的《山左金石志》等。專究某一名碑者更不勝枚舉。墓志、造像、題名和畫像石的研究已有專書問世。有人還註意到海外的資料，如劉喜海《海東金石苑》、傅雲龍《日本金石志》。葉昌熾所著《語石》對歷代石刻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是難得的通論性著作。
其他方面的重要著作，錢幣有李佐賢《古泉匯》，著錄歷代錢幣6000枚；璽印有陳介祺《十鐘山房印舉》，著錄歷代璽印上萬方；玉器有吳大澂《古玉圖考》，對古玉的名稱和用途進行考訂。
綜合性著作，古器物圖譜類有馮雲鵬、馮雲鵷同輯《金石索》，內容包括銅器、錢幣、璽印、鏡鑒、石刻和磚瓦等方面，反映清代金石學研究范圍之廣。吳大澂的《權衡度量實驗考》一書，根據古代玉器、錢幣、度量衡器和記量銅器的實測，推算古代尺度和衡制的量值，具有相當重要的學術價值。
清末民初，金石學的研究范圍更為擴大，不僅包括新發現的甲骨、簡牘，而且及於明器和各種雜器，不再限於文字，羅振玉和王國維是當時集大成的學者，均有多種著述。馬衡所著《中國金石學概要》，則對金石學作瞭比較全面的總結。
參考書目
馬衡：中國金石學概要，《凡將齋金石叢稿》，中華書局，1977。
朱劍心：《金石學》，文物出版社，1981。
劉節：中國金石學緒言，《圖書季刊》1卷2期，1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