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人。字文昌。原籍蘇州（今屬江蘇），遷居和州烏江（今安徽和縣烏江鎮）。貞元初，與王建同在魏州學詩，後回和州。貞元十二年(796)，孟郊至和州，訪張籍。十四年，張籍北遊，經孟郊介紹，在汴州認識韓愈。韓愈為汴州進士考官，張籍被薦，次年在長安進士及第。元和元年（806）調補太常寺太祝，與白居易相識，互相切磋，對各自的創作產生瞭積極的影響。張籍為太祝10年，因患目疾，幾乎失明，明人稱為“窮瞎張太祝”。元和十一年，轉國子監助教，目疾初愈。15年後，遷秘書郎。長慶慶元年(821)，受韓愈薦為國子博士，遷水部員外郎，又遷主客郎中。大和二年(828)，遷國子司業。世稱“張水部”、“張司業”。
張籍一生的詩歌創作，大致有三個時期。40歲以前為早期。他自稱：“籍在江湖間，獨以道自將。學詩為眾體，久乃溢笈襄。”（《祭退之》）韓愈稱贊他：“籍也處閭裡，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病中贈張十八》）可見張籍早期就寫瞭不少好詩。40歲至50歲為中期。這是張籍詩歌創作的重要時期，他的優秀的樂府歌行作品，多是這一時期在貧病交迫中寫成的。50歲以後為晚期。這時，張籍官職逐步升遷，生活比較穩定。除仍寫樂府歌行外，多作近體。
張籍的樂府詩與王建齊名，並稱“張王樂府”。詩中廣泛深刻地反映瞭當時各種社會矛盾，愛憎分明地批判現實。如《塞下曲》痛陳窮兵黷武之害，反對開邊；《涼州詞》指責邊將不能收復失地，實際上是支持反侵略的正義戰爭。《築城詞》、《山頭鹿》反映當時人民除瞭備受戰爭之苦，還得忍受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求仙行》、《吳宮行》嘲諷統治階級思想愚蠢，生活荒淫；《董公行》歌頌“恭順從事”的正派官僚；《傷歌行》描寫瞭結局狼狽的簡傲豪奢之徒；《山農詞》和《賈客樂》則不但寫出農民的艱難困苦，還寫瞭商人的奢侈豪華。張籍的樂府詩，還善於描繪農村的風俗習慣和生活畫面。《采蓮曲》、《寒塘曲》、《江村行》、《樵客吟》等都用鮮明的形象表現瞭采蓮婦女、打魚少年、農夫、蠶婦和樵客的動作情態。《江南曲》描寫水鄉景色，明媚如畫。
張籍樂府詩藝術成就很高。他善於概括事物的對立面，在樂府詩的數篇之間或一篇之內形成強烈的對比；又善於運用素描的手法，細致而真實地刻畫各種人物的形象。從體裁說，大都為“即事名篇”的新樂府；有時雖用舊題，但其思想內容仍與新樂府的精神一致。語言通俗淺近而又峭煉涵蓄，常以口語入詩，《白鼉鳴》、《雲童行》等幾乎全從口頭自然流出。他還著意提煉結語，往往意在言外地完成瞭全篇的批判和諷刺的任務，《征婦怨》、《隴頭行》等都是如此。
他的樂府，生前已為人所推服，白居易在《讀張籍古樂府》中，稱許他“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姚合在《贈張籍太祝》中，評價他“古風無手敵，新語是人知”。後世稱譽者更多。宋代王安石說他的詩“成如容易卻艱辛”。許鬺《彥周詩話》說：“張籍王建樂府宮辭皆傑出”。元代楊士弘《唐音》則謂：“王、張樂府體發人情，極於纖悉，無不至到”，更道出瞭張詩的重要特點和長遠傳誦的原因。
張籍的五律，不事藻飾，不假雕琢，於平易流暢之中，見委宛深摯之致。楊慎《升庵詩話》曾指出，晚唐五律有兩派：一派學賈島，另一派如朱慶餘、陳標、任蕃、章孝標、司空圖、項斯等，則學張籍。
南唐末年張洎收集張籍詩400多首，錢公輔名為《木鐸集》12卷。南宋末年湯中以傢藏元豐八年寫本為主，兼以各本校定，編為《張司業集》8卷，附錄1卷，魏峻刊刻於平江。今傳宋蜀刻本唐人集中的《張文昌文集》4卷，共收詩317首。明嘉靖萬歷間刻本《唐張司業詩集》8卷，共收詩450多首，《四部叢刊》曾據以影印。1958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以它為底本，並參照現存各本進行校勘刪補，編成《張籍詩集》8卷，共收詩480多首。另據《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張籍有《論語註辨》2卷，今佚。事跡見新、舊《唐書》本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