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散文傢、外交傢。字叔耘，號庸庵。江蘇無錫人。自幼即受時代影響，廣覽博學，致力經世實學，不做詩賦，不習小楷，對八股尤為輕視。同治六年(1867)中江南鄉試副榜。但前此兩年，已參曾國藩幕，與黎庶昌、張裕釗、吳汝綸等桐城派文人為伍，廣泛接觸洋務，關心國傢大事，鍛煉瞭自己的文章學識，被人合稱“曾門四弟子”。1872年曾國藩死後，薛福成一度入蘇州書局，又於光緒元年(1875)上《應詔陳言疏》，一舉成名，隨即入洋務派李鴻章幕，成為李的主要文案，首尾10年。曾於18879年寫出著名的《籌洋芻議》，主張變法。認為“人人欲濟其私”，在一定程度上要求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後任浙江寧紹臺道，曾在鎮海領導擊退法艦之戰。最後擔任出使英、法、意、比等國大臣，致力介紹西方科技政俗，保護華僑利益，曾盛贊歐洲君主立憲制“無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為斟酌得中”，主張變法維新。但回國後尚未到傢，即病死於上海。
薛福成雖然長期依附洋務派，但卻傾向經世，後來終於從洋務派中分化出來，成為初步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早期改良派。在文學方面，他雖然長期與桐城派文人為伍，曾推崇桐城派，但亦曾指責吳汝綸標榜桐城，並自言出使之後文風有所變化。為文多著眼於經世致用，不受桐城派約束。其政論文洋洋灑灑，曲盡事理，既謹嚴有序，又雄辯有力，黎庶昌譽為“首屈一指”。其中許多重要議論切中時弊，有些重大建議得到采納。如《上李伯相論赫德不宜總司海防書》，對於維護中國海軍兵權，解除英國人赫德的總海防司職務，起瞭決定性作用。此外，他還寫過許多史論，如《海瑞論》、《葉向高論》等，借古喻今，針砭時事。
薛福成文善於記述。他記述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時期許多重要的遺聞軼事，往往兼有文學價值和史料價值。如《蒲城王文恪公屍諫》，追述漢軍機大臣王鼎在河工上營救林則徐未成，回朝後怒斥穆彰阿，廷諍至苦，憤而自殺。記載詳實，有史料價值；並生動地表現瞭王鼎的剛直、穆彰阿的奸滑和道光帝的偏心，又有較高文學性。薛福成還有些記敘文，寫他親身經歷過或親自調查過的新聞時事，如《書太監安德海伏法事》和《張汶祥之獄》等，真實又具典型意義，近乎報告文學。晚年在國外所作的《出使日記》，報告性也較強，無論寫資本主義事物還是阿爾卑斯山風景，都頗可觀。其中的《觀巴黎油畫記》，長期選作中學教材，傳誦尤廣。但是薛福成的封建意識仍舊很濃，即使身在資本主義世界也不動搖，這就難免要給他的作品帶來許多局限。
薛福成的著作基本上均已編入《庸庵全集》。其《出使日記》及續刻，近年又被編入《走向世界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