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傢。字獻吉，號空同子。慶陽(今屬甘肅)人。出身寒微。曾祖父贅於王氏，父恢復李姓。弘治六年(1493)舉陝西鄉試第一，次年中進士。因連喪父母，在傢守制。直到弘治十一年，出任戶部主事，後遷郎中。弘治十八年四月，因彈劾“勢如翼虎”的張鶴令，被囚於錦衣獄，不久宥出，罰俸三個月。出獄後，途遇張鶴令，李夢陽揚馬鞭打落其兩齒，可見他嫉惡如仇的強硬態度。正德元年(1506)，因替尚書韓文寫彈劾劉瑾奏章，被謫山西佈政司經歷，不久又因他事下獄，賴康海說情得釋。劉瑾敗，，復起任原官，遷江西提學副使。後因替朱宸濠寫《陽春書院記》而削籍。
李夢陽鑒於當時臺閣體詩文存在“儸緩冗沓，千篇一律”的弊端，決心倡導復古以救其痿痹，確有一定進步作用。他認為“宋人主理不主調，於是唐調亦亡”(《缶音序》)；同時也鄙棄中晚唐詩，認為“至元、白、韓、孟、皮、陸之徒為詩，始連聯鬥押，累累數千百言不相下，此何異於入市攫金、登場角戲也”（《與徐氏論文書》）。主張古詩學魏晉，近體學盛唐。他的主張影響甚大。《明史·文苑傳》說他與何景明“倡導復古，文自西京、詩自中唐而下，一切吐棄。操觚談藝之士，翁然宗之”。然而，李夢陽過於強調格調、法式，未能很好地從復古中求創新。尤其在他與何景明的辯論中，意氣用事，論點更趨偏激，導致刻意古節、泥古不化的流弊，甚至走上抄襲剽剝的道路，反而扼殺詩歌創作的生機。直到晚年，他有所悔悟，在《詩集自序》裡，承認“真詩乃在民間”，而自己的詩是情寡詞工，並非真詩。
李夢陽創作的樂府和古詩較多，其中有不少富有現實意義的作品，且寄寓瞭作者力求有所改革的政治理想。《朝飲馬送陳子出塞》揭露瞭明朝軍隊的腐敗：“萬裡黃塵哭震天，城門晝閉無人戰”；還描寫瞭勞動人民的悲慘處境：“今年下令修築邊，丁夫半死長城前。”筆力頗為蒼勁沉重。《君馬黃》刻畫宦官的驕橫，也栩栩如生。坐車的宦官由於“前徑狹以斜，曲卷不容車”，竟然下令拆房毀屋，於是“大兵拆屋梁，中兵搖楣櫨，小兵無所為，張勢罵蠻奴”，暴露瞭封建統治集團的罪惡。《空城雀》通過對群雀啄麥、坐享其成的描繪，表示瞭對既無利彈、又蔑網羅的貧苦“翁嫗”的同情，很有深意。《玄明宮行》鋪敘瞭宦官住地的盛衰，抨擊瞭他們的窮奢極欲，更嘲諷瞭這些傢夥頃刻煙消雲滅的可悲下場。
李夢陽的樂府、歌行在藝術上有相當成就。他善於結構、章法，如《林良畫兩角鷹歌》從畫說到獵、從獵生發議論，後畫獵雙收，很見功力。但時有雕鑿之痕，並未臻於自然流轉的神境。另有部分樂府模擬嚴重，不足取。除樂府、歌行之外，李夢陽的七律也有特色。他專宗杜甫，七律多氣象闊大之辭。如《臺寺夏日》對臺寺的描繪，很有磅礴飛動的氣勢，並蘊藏著鑒古知今的情思。他創作七律，也能註意開闔變化。王維禎認為：“七言律自杜甫以後，善用頓挫倒插之法，惟夢陽一人。”但也應看到，李夢陽的七律並非全是雄渾健拔之作，還有少數興象飄逸、風味盎然的詩篇。如《舟次》“貪數岸花杯不記，已沖風雨僴猶牽”，《春暮》“荷因有暑先擎蓋，柳為無寒漸脫綿”，用詞精警而自然，情趣橫生而不落俗套，另具一種風致。
著有《空同集》66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