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雪峰

  現代文藝理論傢、魯迅研究專傢、詩人、作傢。浙江省義烏縣人。1903年6月2日生。原名福春,筆名畫室、洛揚、成文英、何丹仁、O.V.、呂克玉等。出身農傢,自幼參加勞動。在金華浙江省立第七師範學校求學時,因帶領同學反對守舊的學學校當局被開除學籍。1921年秋,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不久,加入該校教師朱自清、葉聖陶指導的文學團體晨光社。1922年春與同學潘漠華、汪靜之及詩友應修人結成湖畔詩社。1925年春到北京,在北京大學旁聽,多次聽過魯迅講課。

  在革命文學論爭時期迄至中國左翼作傢聯盟成立前後,馮雪峰傾註全力譯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蘇聯文藝狀況,為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及其理論尋求借鑒和依據。1927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5月,他針對當時創造社、太陽社對待魯迅和“五四”文學傳統的錯誤態度,發表瞭第一篇文學論文《革命與知識階級》,初次表現瞭他的理論活動的歷史感和現實感。同年11月,開始與魯迅交往,日漸成為魯迅的學生和戰友。1929年底起,參加中國左翼作傢聯盟的籌備工作。從1930至1933年底,馮雪峰是左翼文化戰線的重要領導人之一。這一時期,他主編或參與編輯瞭《萌芽月刊》、《巴爾底山》、《前哨·文學導報》、《十字街頭》等“左聯”機關刊物,繼續編譯《科學的藝術論叢書》,參加瞭與各色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文學團體的論戰,特別是經他組織的“左聯”與“自由人”、“第三種人”的論爭,促進瞭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發展。

  自1933年12月起,先後在中央蘇區、紅軍長征途中和陜北革命根據地任中央蘇區黨校教務長、副校長,紅軍大學高級班政治教員等職。1936年4月,以中共中央特派員身份到上海工作,兼管文藝工作。曾參與瞭有關“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時期的大眾文學”的“兩個口號”的論爭。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展開,12月,馮雪峰回故鄉寫作反映紅軍長征的小說《盧代之死》。1940年11月基本完成初稿,後因形勢惡化或毀或失。1941年2月,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囚於江西上饒集中營。在囹圄中,他發動難友鬥爭,幫助他們越獄,並作詩明志以遙寄對黨和戰友的思念。其中保留下來的詩篇後來結集為《真實之歌》。1942年11月,在黨的營救下出獄,次年6月輾轉到重慶,從事統戰和文化工作,直至抗戰勝利。其間,他繼續雜文的寫作,重要的理論著作是《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1946年2月直至全國大陸解放前夕,在上海仍以個人身份從事統戰和文化工作,作品中除雜文、文藝理論文章之外,寓言和有關魯迅的回憶、研究占瞭很大比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馮雪峰先後擔任上海市文學工作者協會主席、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常務委員、中國作傢協會副主席和黨組書記、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文藝報》主編等職。他繼續文藝評論、雜文的寫作,並創作電影文學劇本《上饒集中營》,但主要精力集中於宣傳、研究魯迅,主持魯迅著作的編輯出版。自1954年起,他在政治上迭受挫折,先被解除《文藝報》主編,繼因“胡風事件”株連受到批判,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從而被迫終止瞭公開的文學活動,而作為普通編輯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的編輯工作。

  1972年秋後參與《魯迅日記》的校訂,輔導各地中青年魯迅研究者。1976年1月31日逝世。1979年4月,中共中央為他的錯案作出改正決定,恢復瞭他的黨籍和政治名譽。

  馮雪峰一生主要從事革命的實際工作,但他在文藝方面的成就仍是多方面的。早期作為“湖畔”詩人,他以一個涉世未深的青年的真切感受,歌詠愛情、母愛、自然和人間的不幸,表現瞭“五四”時期年青一代掙脫封建枷鎖的精神面貌。這些詩感情純樸而具天真稚氣,風格清新明快,形式上完全擺脫瞭舊詩的影響。他是自由體白話新詩的開拓者之一,而且在他的詩中,滲透著農民的思想和情愫,這在當時的詩壇上是不可多得的。40年代的《真實之歌》,反映瞭作者作為革命者和詩人同樣走向成熟。他往往站在時代的高峰,以透視歷史和現實的目力捕捉詩的形象。這些形象凝結著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高尚情操,感情濃烈,意境深邃,顯示出闊大的氣度和沉雄的風姿。《雪的歌》、《靈山歌》等長篇抒情詩是其代表作。

  馮雪峰還是中國現代寓言的開拓者,是寫作寓言用力最勤、收獲最多的一位現代作傢。他擴大瞭寓言這一傳統體裁的功能與作用:既有詩的意境與形象,又有雜文的犀利與深刻;既鞭撻腐朽、黑暗的反動勢力,又謳歌光明,總結無產階級鬥爭的經驗;既針砭時弊又深含哲理,意味深長。

  馮雪峰的主要成就是對革命現實主義理論的建樹。他的革命現實主義理論,是在繼承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經典作傢遺產,繼承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文學革命傳統,總結左翼文學運動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它以30年代首次發表的恩格斯論現實主義的信和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以及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為主要理論依據,結合中國的現實情況,著重強調:文藝應該忠實地反映人民變革現實的生活,生活既包括物質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特別是集中社會矛盾和歷史趨勢的鬥爭生活;作傢反映生活的過程,是“生活的歷史的實踐”過程,是主觀與客觀辯證統一的過程,他為此提出瞭“主觀力”與“人民力”這一對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的概念,認為作傢在創作的全過程中,應從人民變革現實的意志和行動中汲取人民的力量,加強自己的主觀力量,以參與人民變革現實的鬥爭。藝術創造不僅需要從生活的反映中追求客觀真理,而且更需要對社會、歷史實踐的關心、熱情和意志,以及藝術本身的志趣和造詣,藝術“隻有在客觀真理,主觀實踐,和藝術創造達到高度的統一的時候才能獲得生命”(《關於形象》)。由此,他對藝術與生活、文藝與政治、主觀與客觀、世界觀與創作方法、作傢與人民等一系列問題提出瞭較為辯證的看法。另外,他認為現實主義是作傢對待現實的一種態度,是符合生活客觀規律的藝術地反映生活的普遍原則。它是一個歷史的發展的概念,革命現實主義是以往現實主義在歷史新時期的發展,因此他在強調革命現實主義的同時,並不排斥一切具有現實主義傾向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文學派別。馮雪峰的革命現實主義理論,反映瞭無產階級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文藝的要求,它是在不斷地與資產階級文藝思潮的鬥爭中,在克服自身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偏頗和錯誤的鬥爭中發展和豐富起來的。

  馮雪峰革命現實主義的理論活動是與他的魯迅研究分不開的。他的魯迅研究的成果,主要表現在最早而又較全面地論證瞭魯迅作為偉大文學傢、思想傢和革命傢的崇高地位。早在1933年,他就看出瞭魯迅作為中國現代文學開拓者和奠基者的地位,特別強調瞭魯迅文學的戰鬥傳統,認為“中國現代的戰鬥的文學的路,現實主義創作的路”是“魯迅先驅地英勇地所開辟的”(《〈子夜〉與革命的現實主義的文學》);1936年,他又首次提出:“魯迅作為一個藝術傢是偉大的存在……但是作為一個思想傢及社會批評傢的地位,在中國,在魯迅自己,都比藝術傢的地位偉大得多。”這樣的觀點貫穿在他以後的全部研究活動中。他堅持和捍衛魯迅的戰鬥方向,論證魯迅與民族、人民、革命血肉相聯的關系。對於魯迅的重要作品《阿Q正傳》和《野草》,魯迅同俄羅斯文學傳統之間的關系,都有過深刻研究和論述。另外,他以魯迅晚年戰鬥生活和光輝業績見證人的身份所寫的《回憶魯迅》及其他有關回憶魯迅的文章,也是極好的第一手資料,而且由於側重敘述瞭一些富有政治意義的重大事件,又大量記敘瞭魯迅思想感情及其發展變化的直接材料,更為研究者所重視。

1931年馮雪峰全傢與魯迅全傢在上海合影

  馮雪峰的主要著作有:詩集《湖畔》(與潘漠華、應修人、汪靜之合著,1922),《春的歌集》(與潘漠華、應修人合著,1923),《真實之歌》(1943),《雪峰的詩》(1979)。雜文集《鄉風與市風》(1944),《有進無退》(1945),《跨的日子》(1946)。寓言集《今寓言》(1947),《雪峰寓言三百篇(上卷)》(1949),《雪峰寓言》(1952),《雪峰寓言續編》(1981)。電影文學劇本《上饒集中營》(1951)。論文集《魯迅論及其他》(1941),《過來的時代》(1946),《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1946),《論〈保衛延安〉》(1956)。魯迅研究著作《魯迅和他少年時候的朋友》(1951),《回憶魯迅》(1952),《論〈野草〉》(1956),《魯迅的文學道路》(1980)。文集有《雪峰文集》(1948),《論文集(第1卷)》(1952),《論文集》3卷本(1981),《雪峰文集》4卷本(1981~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