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漢字和各種古漢字資料為研究物件的學科。古漢字指先秦時代的漢字以及秦統一後的篆文，即所謂小篆。近年來，有人主張把秦和西漢早期的隸書也看作古文字。過去，對古文字的研究長期包含在作為“小學”一部分的傳統文字學和以古銅器和碑刻等為主要研究物件的金石學裏，直到20世紀才有“古文字學”的名稱。到20世紀70年代，古文字學已形成瞭甲骨學（以研究殷墟甲骨蔔辭為主）、殷周銅器銘文研究、戰國文字字研究、秦漢簡牘帛書研究（如去掉“秦漢”二字，可以包括對戰國簡冊帛書的研究）等分支。
研究古文字的風氣開始形成於漢代。漢代的古文學傢收集古文並把古文跟當時使用的文字相對照，有些人還進一步對漢字的構造進行瞭理論上的研究。公元1世紀末，許慎撰寫《說文解字》，為古文學傢對文字的研究作瞭出色的總結。《說文》收有古文、籀文、小篆三種古文字。在解釋文字的時候，許慎依據六書理論，盡可能結合字形指出字的本義，奠定瞭傳統文字學的基礎。從魏晉一直到宋初，古文字的研究沒有很大的進展。在宋代，由於金石學的興起，古文字研究出現瞭一個高潮。由仁宗朝到北宋末年，搜集、著錄、研究古銅器及其銘文的風氣日盛。南宋時，關中、中原等發現古銅器的主要地區先後為金、元占據，搜集新出土銅器的工作基本上陷於停頓，但由於北宋學風的影響，南宋前期著錄、研究金文的風氣仍相當興盛，到後期就衰落瞭。宋代學者在研究金文方面作出重要貢獻的，主要有北宋的楊元明（南仲）、歐陽修、呂大臨、趙明誠和南宋的薛尚功等人。宋人編瞭不少古銅器和銘文的著錄書，流傳至今的有呂大臨《考古圖》(1092)、宋徽宗敕撰的《博古圖》、趙九成《續考古圖》、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1144)、王俅《嘯堂集古錄》和王厚之（復齋）《鐘鼎款識》。前三種兼錄器形和銘文，後三種單錄銘文。呂大臨另編有《考古圖釋文》，按韻收字，是最早的一部金文字匯（或謂此書為趙九成所編，似非）。政和年間王楚撰《鐘鼎篆韻》，紹興年間薛尚功撰《廣鐘鼎篆韻》，材料較呂書增多，但皆已亡佚（王書實際上還保存在元代楊銁的《增廣鐘鼎篆韻》裡）。元、明兩代是古文字研究衰落的時期，金石學方面值得一提的，隻有明人搜集、著錄古印的工作。明人所編古印譜，如顧從德《集古印譜》(1571)，內容比較豐富，為古文字研究提供瞭有用的資料。進入清代以後，金石學和小學復興，古文字研究重新得到發展。從乾、嘉之際開始，清人在古文字研究上逐漸有明顯超過前人之處。戴震、孔廣森、錢大昕、段玉裁等大傢在文字訓詁學方面著述頗多，貢獻甚大。道光以後，重要的金石收藏傢輩出，陳介祺（號簠齋）是其中的代表。他們收藏的古文字資料在種類、數量、質量等方面都超過瞭前人。由於古文字資料的日益豐富，同時也由於小學、經學等有關學科的發達，古文字研究的水平不斷提高，到清代晚期同治、光緒時期達到瞭高峰。吳大澂、孫詒讓是高峰期最重要的學者。
隨著古文字研究的逐漸深入，《說文》的一些錯誤就變得越來越明顯瞭。吳大澂、陳介祺對《說文》所收的古文和籀文的時代都表示瞭懷疑。對《說文》篆形以及許慎講字形和本義的錯誤，吳大澂、孫詒讓等人也時常根據古文字加以指出。孫詒讓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寫成《名原》一書，從文字學角度總結自己研究甲骨、金文的成果。此書在一定程度上跳出瞭金石學和傳統文字學的圈子，是古文字學史上有重要意義的一部著作。
民國前期，古文字研究的代表學者是羅振玉和王國維。羅氏對甲骨、銅器、金文拓本、璽印、封泥等古文字資料都有豐富的收藏。他勤於著錄、傳佈各種資料，研究、著述是多方面的。在他的著作裡，最重要的是在《殷商貞卜文字考》的基礎上寫成的《殷虛書契考釋》(1915)。此書在甲骨文字的考釋和卜辭的通讀等方面取得瞭較大突破，為甲骨學奠定瞭初基。王國維的主要貢獻是以甲骨卜辭與典籍互證，進行歷史、地理和禮制等方面的研究。他在金文方面，著有《觀堂古金文考釋五種》和很多單篇文章。在古文、籀文方面，著有《魏石經考》、《史籀篇疏證》以及《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桐鄉徐氏印譜序》等文章。他認為古文是戰國時東方六國的文字，說法比吳大澂精確。此說現已成為定論。至於籀文究竟是不是戰國時秦國的文字，古文字學界尚有不同意見。
20世紀20年代以後，隨著現代考古學的形成，古器物學為考古學所吸收，古文字學正式成為獨立的學科，並且在考古學、語言學等學科的影響下發生瞭巨大的變化。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開始發掘殷墟，古文字資料的出土情況開始由盜掘和偶然發現變為科學發掘。進入30年代以後，古文字研究的方法也出現瞭劃時代的變化。
20世紀20年代末，為瞭探討中國古代社會性質，郭沫若開始研究甲骨、金文。30年代前期，他借鑒考古學的類型學方法，根據器物的形制、花紋和銘文的字體、內容，對西周王朝的銅器進行區分所屬王世的研究，又對周代諸侯國銅器（大部屬於東周時代）進行分國的研究，寫成瞭《兩周金文辭大系》這部名著，建立瞭銅器銘文研究的新體系。他還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研讀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對某些內容有瞭比前人深刻的理解。他的《卜辭通纂》和《殷契萃編》，在卜辭的通讀上有重要貢獻。他在收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中的《殷彝中圖形文字之一解》(1931)這篇論文裡，指出殷周銅器銘文中的很多“圖形文字”是“國族之名號”，一掃過去把這類文字任意釋為“子”、“孫”等字，或視為非文字的圖畫的謬說。與郭沫若用新方法研究銅器銘文同時，參加殷墟發掘、負責出土甲骨整理工作的董作賓，對甲骨文也進行瞭分期斷代的研究。他在1932年寫成、1933年發表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裡，全面論述瞭殷墟甲骨文斷代的根據，把甲骨文時代劃分為五期，大大提高瞭甲骨學的水平。後來他還在甲骨文斷代方面提出瞭一些補充的意見，如新、舊派的劃分等，這些意見引起瞭不少爭論。
清代以來，雖然古文字研究得到瞭迅速發展，考釋古文字的方法卻一直沒有人認真加以探討。唐蘭在1935年寫成瞭《古文字學導論》，是古文字學的第一部理論性著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考古事業得到瞭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出土的古文字資料不但數量多，內容重要，而且絕大多數有科學的發掘記錄。因此古文字研究者越來越重視考古學所提供的有關知識，使他們的研究深度和科學性都有瞭增加。在新發現的資料裡，有些品種是從來沒有見過的，其中有的過去從來沒有發現過，有的雖然在古代曾經發現過但沒有實物遺留下來，如西周甲骨文、春秋戰國間的“盟書”（民國時代曾有少量發現，但當時不明其性質）、戰國竹簡以及秦和西漢早期的簡牘和帛書等。這些資料的發現為古文字學開辟瞭新的領域。一些舊領域的研究工作，也由於新資料的發現而有瞭很大進展。李學勤和裘錫圭是這一時期有代表性的學者。日本、韓國以及中國香港、臺灣的學者對古漢字也頗有研究。
推薦書目
唐蘭. 古文字學導論. 濟南: 齊魯書社, 1981.
李學勤. 古文字學初階. 北京: 中華書局,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