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繪畫重要風格流派。在創作上強調個性表現和詩、書、畫等多種藝術的結合，作者多屬具有較深厚、較全面的文化修養的文人士大夫。“文人畫”的稱謂最先由明代董其昌提出，並對其歷史傳承關係作瞭初步闡述：“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董源、巨然、李成、範寬為嫡子。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得來，直至元四傢黃子久、王叔明、倪雲林、吳仲圭，皆其正傳。吾朝文、沈，則又遠接衣缽。”日本美術史傢大村西崖和中國畫傢陳師曾對文人畫的藝術特點、畫傢的身份及歷史淵源又作瞭較深入入的研究。陳師曾的關於文人畫特質的論述，即“文人畫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學問，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空善”的理論，在社會上產生瞭一定的影響。
沿革 文人畫的形成和發展，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多種因素促成的一種文化現象，它有著一個相當長的演進過程。早在兩晉時代，一些畫傢在創作上表現出來的某些創作思想和藝術追求，諸如王廙的“畫乃吾自畫”思想，宗炳的“暢神”說，王微對創作中感情成分的強調，以及顧愷之的“形神”理論等等，都應看作是文人畫的濫觴。到瞭唐代，王維隱居輞川以後，體現著他的藝術觀念和審美情趣的水墨畫，具有瞭更鮮明的文人畫特色。五代的董源、巨然在山水畫創作上追求平淡天真和筆墨情韻，又為文人畫的發展提供瞭直接的藝術規范。到瞭北宋，文同、蘇軾、米芾等人更在創作實踐和理論批評上為文人畫廣為張目，影響所及，使文人畫成為一股有相當影響的藝術思潮，開始從院體畫與畫工畫中分化出來。但文人畫的鼎盛期是在元代，眾多的文人士大夫滋生瞭厭世和逃世心理，將繪畫作為個人進行精神上自我調節的手段。在這個過程中，趙孟菂、柯九思強調以書入畫，錢選提出“士氣”說，倪瓚鼓吹“自娛”思想，更多的畫傢則是將具有象征意義的梅蘭竹菊（史稱“四君子”）作為自己的表現題材，用以標榜個人的志節情操。這樣，畫傢的主體意識被進一步強化，文人士大夫的藝術觀念和審美理想在創作中也就得到瞭更突出的表現。延至明代，文人畫已上升為畫壇的主導地位，並直接影響到瞭清代繪畫的基本格局和審美取向，形成瞭獨具民族特色的繪畫體系。朱耷、石濤及揚州八怪突破四王的籬絆，開創瞭新局面。文人畫又經趙之謙、吳昌碩影響到現代的齊白石、潘天壽等人。
特征 文人畫是一種綜合型藝術，集文學、書法、繪畫及篆刻藝術為一體，是畫傢多方面文化素養的集中體現，尤其和書法的關系更為密切。書法中的點、線和筆畫間組合不但是構成藝術形象的基本元素，而且是重要的、具有獨立審美價值的欣賞對象。運筆的疾徐輕重，點線的疏密粗細所形成的特有的節奏和韻律，要能體現出畫傢創作過程中特有的心態、氣質和個性，並將這些與所表現的事物的形神有機地結合起來，做到心手相應，氣力相合，跡雖斷而氣連，筆不周而意周。在色彩和水墨上，文人畫更註重水墨的運用，講究墨分五色。王維之所以受到蘇軾、董其昌的極力推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後期創作中開水墨畫的先河。文人畫傢所以重水墨而輕色彩，這同中國傳統繪畫的藝術觀念和審美觀念有直接關系，即傳統繪畫一直不曾把真實地再現事物的表象作為創作目的，而是把揭示事物的內在神韻作為最高的藝術追求。基於這種宗旨，又形成瞭民族特有的美學思想，即摒棄華艷，唯取真淳，講究繪事後素、返樸歸真、大巧若拙等等，這些都成為文人畫傢在藝術上的自覺追求。文人畫特色和體系的形成，又與文人士大夫將繪畫視為精神調節手段有關，創作對這些畫傢來講，起到的不過是一種精神舒絡的作用，這樣，不為物役，不被法拘，以最簡單的工具（筆、墨、紙），最概括的語言（黑、白、灰3色），傳達出最深切的感受，就成為創作中的必然的選擇。
基於以上幾方面的特征，又決定瞭文人畫在題材選取上有趨同傾向，即山水、花鳥、尤其梅蘭竹菊等成為傳統的表現題材。相對來講題材是比較狹窄的，為瞭克服這一局限，題款在創作中起到瞭深化主題、豐富意蘊的重要作用。相同的題材，通過具有不同含意的題款，可以揭示出每個畫傢（或同一個畫傢不同作品）的不同的創作用心和藝術追求。